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據《資治通鑒》記載，漢文帝在位23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馳以利民”。他平日穿“戈綈”（一種粗糙的絲織品，當時為普通衣料）做的袍子；古代貴夫人走路以衣拖地，以不露腳面為美，他寵愛的慎夫人卻“衣不曳地”，連閨房的帷帳用的都是沒有花紋的布帛，十分簡約。對自己的身后事，文帝主張薄葬，反對奢華。他多次叮嚀，建陵要就地勢而行，從簡辦事，不允許勞民傷財。因此，“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臨終前，他又下遺詔，強調：“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我甚不取。”
漢文帝是“文景之治”的開創者。司馬光這樣描寫“文景之治”：國家太平無事，除非遇到嚴重旱澇災害，老百姓家家富庶，戶戶糧足，官府的庫房貨物堆積如山、用之不竭，京師府庫中的錢數不勝數，穿錢的繩子都腐爛了，散落的錢無法計算，倉庫里新糧壓舊糧，廣闊田野里騾馬成群。因為政治清明，經濟富足，所以風俗大變，人心遷善。
漢文帝以身作則，是“文景之治”得以形成的關鍵。論及盛世形成的緣由，司馬光說：“（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后世鮮能及之。”
歷史上的各種經驗教訓總是告誡后人，當權者在嚴于律己、以身作則的同時，還要不斷地嚴格地“正克左右”。在正常情況下，左右幕僚的言行及觀念應與主政者保持一致，人們總是把他們的一舉一動看作是主政者的化身。主政者身邊工作人員的思想、作風乃至對人民群眾的態度對主政者的影響也不容小覷，他們可以有“參謀成事”之功，也可能有“弄權敗事”之罪。所謂成亦蕭何，敗亦蕭何。
用現代的觀念來看，領導者的自律和自我約束，都是一種秩序，是一種對權力、欲望與快樂的自我控制力。只有保持恥感，有強烈的羞恥心，以及不愿見惡于人的畏懼心，才可能做到約束與自律。審慎和自律尤其是保證領導者不脫離人民群眾，并能抵制來自四面八方誘惑的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