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深入推進，各級黨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工作作風明顯轉變、執行力不斷增強、工作效能持續提升。但“為官不為”問題依然不同程度存在，紅河州紀委在暗訪、查處“為官不為”過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難和問題。
一、“為官不為”的主要表現形式
一是“太平官”工作能力平庸。部分干部工作責任心不強，把原本屬于自己職責范圍內的工作交由他人代勞，工作滿足于“做了”，不求“做好”。一些窗口單位“門好進、臉好看，話好聽，就是事難辦”，一句“業務已受理，請耐心等待”，隨后便石沉大海。
二是“逍遙官”工作能拖則拖。部分領導干部工作中奉行“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熱衷于“花邊新聞”和麻將桌上，上班時間瀏覽購物網頁、炒股等，對工作不思考不研究，看上去坐在辦公室，實際上“身在曹營心在漢”。還有部分黨員干部工作責任心不強、作風漂浮、紀律松懈，在位不在崗或在崗不做事，“機關病”突出，得過且過。
三是“麻痹官”監管能推則推，履職不到位。部分領導干部工作中心存僥幸、麻痹大意，對其所應承擔的監管責任履行不到位，最終釀成大禍。
二、原因分析
一是“官本位”思想嚴重，慣性思維“作祟”。少數領導干部習慣于“當官做老爺”，只看重“官位”，沒有把自己當成人民公仆，怕擔責，怕失去既得利益。工作熱衷于聽匯報、發指示，就是不深入實際，不深入群眾。不善于研究新情況、新問題，思維僵化，依法辦事意識不強。
二是“四風”問題根深蒂固，恐慌思想“作梗”。部分領導習慣了以前吃點喝點、送點收點、辦公室大點、車配得好點等等，而這些以前“習以為常”的事，現在都不能做了，一時覺得“不適應”，找不到“為官”的感覺，進而失去了干事的“動力”。特別是對上班遲到早退、網上炒股、玩小游戲、看無關視頻等行為也被頻頻“暗訪”曝光，使得一些散漫慣了的公職人員感覺“極不習慣”。有的領導干部認為“現在管得這樣嚴，干事越多，出錯越多，犯不著去冒險”，為了不出事，寧愿不干事。
三是思想防線崩潰，權錢交易“作怪”。少數身處關鍵崗位、位高權重的公職人員，在行政執法、市場監管過程中，放松了思想警惕，沒能抵擋住誘惑，“收了別人的手軟”、“吃了別人的嘴短”，腰板挺不直，面對存在的問題“裝聾作啞”，少數領導干部甚至被不法奸商所要挾，導致“不敢作為”。還有極個別領導干部充當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和分享者，官商勾結、沆瀣一氣，用“懶政”來阻礙和延滯改革，不愿作為。
四是責任落實走形式，考核成為“作秀”。機關事業單位的績效考核機制不夠完善，許多時候走了形式。一些領導干部抱有“不干事就不會犯錯誤、少干事就會少得罪人，不得罪人考核評價就差不到哪里去”的錯誤思想。一些單位雖然出臺了形式多樣的績效考核方案，但通常流于形式，導致責任落實、考核評議成為“作秀”，對“為官不為”干部難以形成有效的考核壓力。
三、暗訪、查處“為官不為”過程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
一是“為官不為”問題發現難。“為官不為”問題有多樣化、隱蔽性、抽象化等特點，只能根據群眾舉報的問題線索進行事后調查，現場留存證據難找。推諉扯皮、庸政懶政等“為官不為”問題線索更是難以取證和發現。
二是“為官不為”線索核實難。單位和部門的制度規定不具體、不銜接、不配套，認定“為官不為”的標準比較模糊，對被調查人反映的情況是否屬實，調查取證難度較大。
三是“為官不為”行為懲處難。個別領導干部因“為官不為”被調查時，幾乎出現“無人指證”和證據不足的情況而暫緩處理。另外，一些反映問題較大的問題線索往往最終以查無實據或情節輕微夠不上立案標準，亦或因情節輕重程度難以界定從而難以合理懲處。
四、對策建議
一是加強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嚴把干部隊伍入口關，切實加強對領導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正反面典型教育，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增強責任感和擔當意識，做到敢于作為、大膽作為。
二是要加大干部監管力度。扎緊制度的籠子，建立科學的績效考核制度，充分發揮行政監督、民主監督，特別是公眾輿論對于領導干部的監督作用，對官員“不作為”行為實行有獎舉報，對敢作為、有作為的干部予以提拔重用，營造干事創業的良好環境。
三是要暢通群眾舉報渠道。改進監督檢查方式，加大明察暗訪力度，持續深入推進作風建設。進一步暢通電話、網絡、信箱等多種舉報渠道，加大問責力度，督促各級各部門主要負責人落實主體責任，抓好隊伍建設。
四是要統籌整合部門資源。確定牽頭部門，建立長效機制，形成整治合力。除紀檢監察部門和組織部門外，其他部門也要在治理“為官不為”中有所擔當。比如編辦要結合實際，研究各單位“三定”方案的動態變化，真正實現“有職”、“有位”、“有為”；審計部門要把審計事項與干部作為聯系起來；新聞單位既要曝光“不為”干部的負面典型，又要加大“有為”干部的事跡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