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異地任職的廳級干部，近來頗受“人情”困擾。原來，老家一些親戚跑到他所在的城市，打著他的旗號“攬事覓食”。當他知道后，狠狠批評了那些親戚。不想，對方反倒埋怨他自私，只管自己不顧親人。其他親戚也覺得他刻板、不近人情。
說到“人情”，相信不少黨員干部乃至普通老百姓，都深有體會。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我國是個人情社會，人們的社會聯系廣泛，上下級、親戚朋友、老戰友、老同事、老同學關系比較融洽，逢事喜歡講個熟門熟道，但如果人情介入了法律和權力領域，就會帶來問題，甚至帶來嚴重問題。
浙江省某縣級市一名干部告訴記者，去年他孩子按規定可就讀機關幼兒園，報名時卻被告知招生規則調整，無法就讀，只好作罷。后經了解，不屬于招生范圍的對象卻通過各種關系拿走近三分之一的招生名額。事過之后，這位干部與機關幼兒園負責人談及此事，竟被責備：“你怎么不早打招呼？”
堅持原則被視為“不近人情”，依規處事卻吃了“不打招呼”的虧。在記者看來，人情社會的典型特征就是，講人情看關系，重人情輕規則，凡事有關系者優先，在關系面前原則可以繞過。這也導致在遇到事情時，許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找熟人、托關系、“走后門”，以至于“裙帶關系”盛行，人情消費變得普遍，人情社會成了“腐敗亞文化”滋生的肥沃土壤。
“在熟人的感情拉攏下，一些基層干部或主動或被動地卷入‘亞腐敗’行為。比如，有的對‘酒桌辦事’心照不宣，賣個人情、顯示威風大有市場；有的偏愛有熟人來追捧，故意拖著事情不辦，讓你找朋友、托關系、打招呼，這種熟人社會的人情糾結，大大沖擊了基層政務軟環境建設。”福建省石獅市紀委干部陳偉鵬表示。
記者注意到，在“人人求我、我求人人”的人情社會語境下，即使一個位高權重的領導干部，也避免不了四處求人的窘境。因為，一個人在某個崗位上，都擁有一定的職責權力和人脈關系，很多時候他是被求的對象，然而換一個領域，在他能力達不到的地方，他又不得不有求于人。于是，“圈子文化”便“應運而生”，一些背離了黨的理想信念宗旨的官員之間，你幫我親戚找項目，我幫你家人做工程，你幫我兒子招錄，我幫你女兒提干，“船過水無痕”。
福州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劉碧強分析說，在人情社會中，一些領導干部熱衷于搞團伙、拉山頭，搭天線、找捷徑，拜把子、圍“圈子”，利用權力不斷地編織著自己的關系網,血親、姻親、老鄉、同學、朋友、戰友、老領導等,形成一個個的腐敗“小圈子”。在“小圈子”中，講私情不講原則，講利益不講黨性，相互提攜，抱團取暖。
“這樣畸形的‘人情文化’，讓一些領導干部成為利益團體的附庸，喪失獨立的政治人格和政治立場，同時也形成了‘逆淘汰’效應，遵規守紀者寸步難行，而熟絡人情者大行其道，終將導致政治生態惡化和整個社會潰敗。”華僑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莊錫福表示。
更可怕的是，“人情”還常常異化成一些人行賄受賄的擋箭牌，當權錢交易式的腐敗行為被行動者理解為“人情往來”時，“腐敗亞文化”已深深嵌入人情社會的生活實踐之中，進一步扭曲了人們的價值觀。如，南京市原市長季建業“落馬”后就曾懺悔：“我被人情遮住眼睛，在朋友圈中淡忘了底線、防線和界線。”
“社會轉型時期，異化的人情侵入公權力領域，往往導致人情尋租或人情貪腐，進而破壞法治制度、擾亂市場秩序、影響民眾生活、損害民眾的合法權益。”專家分析，當人情因素蔓延到權力領域，就有了“礙于情面”“身不由己”之說，“禮尚往來”成了以“情”謀私的遮羞布。
人情有度，法紀為界。專家表示，領導干部要樹立正確的人情觀，管好自己的“朋友圈”，在工作和生活中分清賄與禮、公與私、情與法，切實做到不為人情所擾，不為親情所困，不為友情所累，不為私情所惑，為自己的人情往來畫好紅線，真正做到“當官守官德，黨員講黨性，辦事有原則”。
事實上，“生老病死都要求人”這張大網，我們很多人既是受害者，也是積極參與的編織者。一個人通過“走后門”，辦成了事，嘗到甜頭，殊不知，這種行為擾亂了社會秩序，損害了公平正義。在“人人逐利、人人俱損”的社會環境下，最終沒有贏家，大家都是受害者。（陳金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