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自己‘榜上有名’，以后上班一定要注意了！”云南省德宏州瑞麗市姐相鄉政府有名的“王自由”發出這樣的感嘆。針對個別干部職工習慣性遲到的老大難問題，姐相鄉設置了“干部職工遲到曠工警示榜”，將每月考勤記錄以及遲到曠工“前三甲”都公示在政府大院內，給“上榜”的本人以及全體干部職工都提個醒，讓“老油條”、“任我行”紅紅臉、出出汗。通過公示，機關工作作風持續好轉，干部職工的紀律規矩意識不斷強化，干事創業的精神面貌也在不斷提升。而這，正是云南省實踐“四種形態”的一個縮影。
嚴管就是厚愛，各級黨委強化責任擔當
“作為班長，我會定期、不定期同各位省委常委及州市黨委書記開展提醒談話，省委常委對所分管、聯系地區和部門黨政主要負責人存在的傾向性、苗頭性問題反映，也要及時提醒談話。”云南省委書記、省長陳豪親躬實踐“四種形態”并作出如上要求。
今年以來，省委書記與中管領導干部提醒談話和誡勉談話12人（次），省紀委書記與省管領導干部提醒和誡勉約談98人（次）。以上率下，上行下效，各級黨委主要負責人認真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全省16個州市黨委、政府主要負責人，分別開展提醒、誡勉談話1830人（次）和1232人（次）。
全面從嚴治黨，實踐“四種形態”，全省各級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黨的工作部門和各級領導班子成員都是責任主體，主要領導是第一責任人。咬耳扯袖、紅臉出汗，各級黨組織、紀委（紀檢組）和黨的工作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和班子成員，都負主體責任。
各級黨委主要負責人走上前臺，開展提醒、誡勉談話，有力帶動和推動了約談工作常態化，形成了一級帶一級、層層傳遞壓力的局面。黨委領導帶頭實踐“四種形態”，形成的是氛圍，具有助推作用，但制度是帶有根本性和長期性的。 6月15日云南省委印發了《關于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實踐“四種形態”的指導意見》，闡述了全省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實踐“四種形態”的重大意義，在工作原則、政治責任以及工作要求等方面做了具體安排部署。6月21日云南省紀委印發了《云南省紀律檢查機關實踐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實施辦法》，五章三十五條的內容對實踐運用“四種形態”的各種形態適用方式作出明確具體的要求，確保工作方向目標清楚、工作任務明晰、措施具體、職責明確。
一年來，省紀委出臺了實踐“四種形態”的制度12個，昆明、曲靖、普洱、大理、昭通等州市結合實際，制定出臺了制度43個，各縣市也相應出臺相關制度，全省逐漸構建起了省、市、縣三級實踐“四種形態”的制度體系。
“四種形態”的綜合運用，體現了紀律和規矩的嚴要求，有的黨員領導干部覺得不自然了，頭上戴了一個“緊箍咒”。但也正是在咬耳扯袖、紅臉出汗，使快要碰觸到紀律“紅線”的腳步及時停了下來。現如今，紀律和規矩已經慢慢內化成廣大黨員干部自覺遵守的一種行為規范，內化為自覺的行動。
“在‘咬耳扯袖’筑起的第一道防線下，云南的很多黨員干部心生敬畏，知紀而止，‘小病’最終沒有拖成‘大病’”。一位領導干部如是說。
把“四種形態”貫穿于監督執紀問責各環節
“以前總覺得這樣的小事領導也不會關注到，經過今天的約談，才知道提醒談話是組織對我的關心，使我沒有碰觸到紀律紅線。”在社區“兩委”換屆前夕，昆明市官渡區一名社區黨總支書記吉某準備邀約社區、小組部分干部約60余人進行公款吃喝。接到舉報后街道黨工委及聯系的紀工委立即對吉某進行提醒談話，當晚的飯局當即取消。換屆期間，社區換屆風氣良好。今年1至9月，昆明市官渡區紀委共處置問題線索82個，對67人進行談話函詢，談話函詢人數同比上升78%。
云南省在實踐運用“四種形態”時，始終著力用好第一種形態，并把“四種形態”貫穿于監督執紀問責各環節。
進一步規范信訪舉報辦理，加快流轉節奏，快轉快辦，加大對重復舉報的審核力度，強化信訪問題分析，扎實開展信訪監督。
規范問題線索管理和處置，嚴格落實五類處置標準和方式，實施“日清、周轉、月報、季結”的目標管理模式，問題線索處置實現動態“清零”。
擴大談話函詢覆蓋面，對談話函詢的方式、實施程序等作出規定，要求談話函詢對象所在單位黨委、紀委主要負責同志應當在其書面說明材料上簽字背書。州市黨委“一把手”的談話函詢材料，由州市紀委書記、省紀委書記簽字背書后，向省委書記報告。
規范執紀審理，明確由審理部門對紀委實施的問責事項進行審核，履行相應的審核程序，統一執紀尺度，保障實踐“四種形態”的規范化。
……
去年，云南省紀委分類處置了642名省管干部問題線索，其中談話函詢388人，占60.44%。今年1至9月，省紀委分類處置了637件問題線索，其中談話函詢473件，占74.3%；全省紀檢監察機關共處置問題線索9423件，其中，談話函詢4585件，占48.7%。談話函詢成為全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監督執紀問責的主要方式。
“‘四種形態’的運用，不是簡單的機械對應，生搬硬套，而是使執紀關口前移，堅持紀在法前、紀嚴于法，把紀律挺在前面。”省紀委案件監督管理室有關負責同志說。
創新執紀方式，嚴把執紀尺度
德宏州通過分類處置線索，開展“誰分管誰談話”，即常規性談話，由黨委、政府分管領導和部門主要負責人自行決定和組織實施，按要求上報備案；處置性談話，由紀檢監察機關擬定委托談話通知、談話方案、談話提綱，督促委托談話領導完成談話工作；調查性談話按照規定程序規范開展，未經分管領導或主要領導同意，不得擅自開展談話工作或擴大談話對象范圍。通過開展“誰分管誰談話”，推進了黨內關系正常化，批評教育常態化，對出現的苗頭性、傾向性和輕微問題早發現、早提醒、早糾正，防止小錯釀成大錯。今年1至9月，德宏州各級各部門共開展談話2015件（次），其中常規性談話1282件（次），處置性談話40件（次），調查性談話693件（次）。
在實踐“四種形態”中，云南省始終堅持問題導向，在事件中發現問題，及時處置問題，進一步強化日常監督管理，真正體現“全面”和“從嚴”，切實把紀律挺在前面。
“過去，往往一個干部要接受組織調查了，才向黨委書記通報。現在，我們要督促黨委履行主體責任，黨委書記對班子及其成員的問題都不了解，他怎么去履行責任，怎么去咬耳扯袖？”一個巡視組的組長如是說。
針對這種情況，云南省要求各級紀委(紀檢組)要將不涉及違紀或者違紀情節輕微的一般性問題反映材料，進行梳理和摘要后，及時報送同級黨委（黨組）主要負責人，便于進行分析研判，組織好提醒談話等工作。紀委（紀檢組）要向同級黨委（黨組）和上級紀委（紀檢組）定期報告本地區、本單位管理黨員干部的問題線索處置情況和意見建議，同時，也要向所管轄的下級黨組織通報對其班子及成員的問題反映處理情況和整改意見。通過這種形式，黨委和紀委都明確了各自的職責所在。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實行后，云南省以問責條例為契機，把問責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在強化問責中推進“四種形態”的實踐運用。
今年5月，大理州紀委嚴肅查處了云龍縣苗尾鄉克扣騙取電站移民資金案，分類處理違紀違法人員46人，其中批評教育14人，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6人，黨紀重處分和重大職務調整4人，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犯罪移送司法機關處理9人，司法機關直接立案偵查13人，收繳違紀違法資金306萬余元。
今年1至9月，云南省紀委共對66名省管干部進行問責，全省責任追究和問責2364起，處理3070人。
實踐“四種形態”并不意味著“大事化小”，該深查細究的必須抓住不放。
有一名省直部門“一把手”，先后被省紀委談話4次，仍不能說清反映的問題，省紀委對其違反組織紀律和廉潔紀律的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
楚雄州原州委常委、宣傳部長，組織對其談話函詢時，像擠牙膏一樣談一次說一點，最后上交了為數不多的違紀款想蒙混過關，鑒于其“軟對抗”的態度，省紀委在初核掌握其嚴重違紀并涉嫌違法犯罪的情況下，立案后直接移送司法機關。
一家省屬國企“一把手”，組織對其函詢仍然拒不“認賬”，省紀委在掌握其嚴重違紀的證據后直接立案并采取紀律審查措施。
紀律審查必須服務于遏制腐敗蔓延這一目標任務，實踐“四種形態”必須以保持反腐高壓態勢為強大背景和后盾，把“菩薩心腸”和“霹靂手段”結合起來一起使用。
2015年以來，全省紀檢監察機關持續高壓懲腐，共處置問題線索18139件，立案7602件，其中廳級66件、縣處級411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8053人；持之以恒抓節點、抓鞏固、抓典型，堅決糾正“四風”，黨的十八大以來，省紀委點名道姓通報了29批132起頂風違紀典型，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了震懾、知止、不敢的氛圍。
“營造云南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和干事創業的從政環境，需要我們加大正本清源力度，強化治本之策，發揮好黨的紀律在全面從嚴治黨中的根本性作用，避免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階下囚’，防止干部帶病往前走，讓黨員干部止步于破紀之初。”云南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張碩輔表示。
今年1至9月，云南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運用各類談話開展“咬耳扯袖、紅臉出汗”5042人次，給予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3743人次，黨紀重處分和重大職務調整1446人次，開除黨籍移送司法機關221人。全面從嚴治黨和實踐“四種形態”，在云南得到了充分、深入的實踐。（云季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