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
包拯（999-1062），字希仁，廬州府合肥（今安徽省合肥市肥東縣）人。天圣五年（1027年）進士，宋仁宗時任監察御史，后任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開封府尹等職，官至樞密副使。他為官清正，執法嚴明，吏不敢欺，權豪勢要為之斂手，京師有“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之語。卒謚“孝肅”，有《包孝肅奏議》十卷。其事跡長期流傳民間，在多種小說、戲劇如《鍘美案》《包公案》《三俠五義》中，都把他描寫成剛正廉明、不畏權貴的清官典型，世稱“包公”“包青天”。
包公園·包公祠
包公園
包公園坐落于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區，為紀念北宋著名清官包拯而建。全園占地34.5公頃，由包公祠、包公墓、清風閣、浮莊等景點組成，園內從“歷史包公”“文物包公”“文化包公”等視角，向世人展述包公愛民如子、清正廉潔、執法不阿、不畏權貴、鐵面無私的人格魅力。
包公祠位于包河香花墩，其初為城南梵剎，是包公幼年讀書的地方。祠內由正殿、東西兩廂房、廉泉井、流芳亭、回瀾軒及大片的碧水和園林組成。
包公墓是包拯及其夫人、子孫遺骨所葬之地。1062年包公去世于河南開封，次年，其女婿文效將其靈柩運回合肥，歸葬故里。整個墓園蒼松翠柏、肅穆幽靜。
清風閣是1999年為紀念包拯千年誕辰而建的仿宋建筑群。主體建筑清風閣明五暗四共九層，按宋《營造法式》而建，高屋建瓴，古樸典雅，宋風巍然。
包拯家訓
包拯一生堅持“清心治本、直道處世”，以清廉、剛直名重于世。曾鞏稱他“仕至通顯，奉己儉約，如布衣時”。他不但自身廉直，而且重視約束子弟。
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十三日，包拯正在樞密院處理軍機要事，突然發病，從此臥床不起。包拯感到自己時日無多，大兒子包繶已經去世，小兒子包綬只有五歲，還不太懂事，誰來教育他？他將來會做一個什么樣的人？思前想后，他提筆寫下一則家訓，“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珙刊石，豎于堂屋東壁，以詔后世”，嚴厲告誡子孫后代做官時不得貪污受賄，否則就不是他的子孫。寥寥數語，字字鏗鏘，擲地有聲。
包拯的仕宦后代，嚴格遵守了這則家訓，克己正身，直道而行。包拯的廉直風范更嵌入了傳統文化的內核，砥礪無數士人廉潔奉公，以民為先。
●視頻腳本
千古清風話包公
包公，一個震古爍今、世代傳頌的名字。
他，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為官26載，一身正氣、兩袖清風、鐵面無私、嫉惡如仇的清官形象，永遠鐫刻在中華民族的記憶中。
他，清心治本，直道處世，他的37字家訓字字鏗鏘，振聾發聵。他的孝肅家風穿越千年，千古流芳。
地處長江與淮河之間的合肥，是安徽省省會，古稱廬州。這里氣候溫和，風景優美。
這座快速成長的現代化城市，保留了眾多的歷史建筑和文化場館。街頭巷尾，代代相傳著許多與包拯有關的傳說與故事。
這里，是他成長和歸葬的地方。
包拯，字希仁。包公，是人們對他的尊稱。
合肥古有“東鄉出相，西鄉出將”的說法。合肥東鄉，指的是今天的肥東縣。肥東縣的小包村，原名解集鄉十三包，后改名為包公鎮小包村。
一千多年前，包公就出生在這里。
據包氏宗譜記載，包拯的父親名叫包令儀，母親張氏。包拯兄弟3人，長兄包瑩、二兄包穎都早年夭折，他是家中的獨子。
包拯的父親包令儀自幼刻苦攻讀，后來考中進士，做過知縣。在他看來，勤奮讀書、考取功名、報效國家是兒子必然選擇的人生道路。
出生于這樣一個書香門第，少年包拯耳濡目染，自幼勤奮好學，熟讀《詩》《書》《左傳》《易》等儒家經典，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行為規范。
家庭環境和良好的家風，對他以后的為人為官有著重要的影響。
北京聯合大學歷史學教授 孔繁敏：
這種家風的主要內容是忠、孝和廉，那么這三個方面應該說，在包公的父輩時就已經存在了，有這種氛圍。所以對包拯幼時的影響很大，到包公時期他為人為官進一步豐富了家風的內容，后來又形成了名垂千古的孝肅家風。
公元1027年3月，29歲的包拯高中甲科進士，被授任為大理評事、知建昌縣。
建昌在江西，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距離廬州（合肥）十分遙遠。因父母年高，包拯要求在廬州（合肥）附近做官，以便能伺候雙親、忠孝兩全。
于是，朝廷改授包拯為和州監稅，離廬州很近。然而，父母仍然不愿意隨同包拯一起赴任。
左右為難之際，29歲的包拯做出了一個驚人的舉動，辭官回家，侍奉雙親。而且，這一辭就是十年。
包拯辭官侍奉雙親的故事，讓世人欽佩不已，連一代文豪歐陽修也肅然起敬，贊美包拯“少有孝行，聞于鄉里”。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 卜憲群：
古人說，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孝，德之本也，一個人在家孝順父母，品行端正，言有信，行必果，必然家風正、行為端，走上工作崗位也會盡職盡責。
父母去世后，公元1037年，39歲的包拯奮筆寫下了明志詩，“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
這首詩的核心即“清心”、“直道”。
清心，指心地恬靜、居心清正，少生欲念，是中國古代道德修養的基本內容，也是修身為官的根本。直道，意為不偏不倚，公平公正。
包拯這首詩，直抒其為官心要清、為人道要直的心聲。
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 王杰：
“清心”是對官員品格的要求，“直道”是官員為官為政的哲學。在包公的身上，很好地把“清心”和“直道”有機地統一了起來，這是他為官的起點，也是他為官的根基。
這首詩成了包公一生為人、為官的座右銘。他用26年的為官生涯，實現了自己的諾言，也成就了一個千年包公。
據史書記載，公元1042年，任知端州三年期滿，包公即將乘船離開端州。
端州百姓為了表達他們對包公體恤民情的感激，送給他一方端硯。手下人見是一方硯臺，并非金銀珠寶，便收下了。
船出羚羊峽，剛行至江中不久，包公發現了硯臺的事，嚴厲申飭了手下，并將這方端硯拋入江中，還于端州。這就是著名的“不持一硯歸”的故事。
穿越千年，包公清廉愛民的故事，直到今天仍然感動著一座城。
縱觀包公一生，始終保持“清心”、“直道”的本色，一身正氣，兩袖清風，鐵面無私，嫉惡如仇。
為官26載，包公尤其痛恨貪官污吏，在彈劾貪官時，他常常引用范仲淹的一句話“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意思是說，彈劾掉一個貪官只是他一家哭，而一方百姓就能免受其害了。在《乞不用贓吏疏》中包公寫道：“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他認為，清廉的官員能成為百姓的表率，而貪贓枉法的官員則為世人所不恥。
包公不但以“清心”“直道”要求自己，還嚴格要求自己的家人，形成了名垂千古的孝肅家風。
公元1062年5月13日，正在樞密院處理軍政要事的包公突然發病，臥床不起。
自知來日不多的包公，提醒家人要謹記自己的家訓，“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
在這則包氏子孫世代銘記不忘的家訓里，包公要求后代子孫，如果做官者膽敢貪贓枉法，活著不準邁進老家的門檻，死后也不準歸葬于祖墳。字數不多，卻嚴厲冷峻。
包公讓家人把這段話刻在石碑上，立于堂屋東壁，時刻戒示子孫，永遠不要忘記。
包孝肅公墓園
北京聯合大學歷史學教授 孔繁敏：
包公的家訓可以說是家風的一種凝練，這種家訓突出了廉潔方面，直白而且嚴厲，他自己這樣做，而且要求后代也必須這樣做。包公的家訓后來被寫進了正史，非常難得。
據史料記載，包公的兒子包綬“清苦守節，廉白是務”，孫子包永年“蒞官臨事，廉清不擾，而孝肅公之遺風余烈在也”。這些都說明，包氏子孫都一直恪守家訓，居官清廉。
安徽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翁飛：
據包綬的墓志銘記載，包綬去世時，人們打開他隨身攜帶的箱囊，發現除了誥命、書籍、著述和文具外，再也沒有值錢的東西，可以說，他嚴格遵守了父親的家訓。
1984年9月，安徽省委省政府決定重修包公墓。工程于1985年10月6日奠基，1987年10月1日竣工。
在隆重的落成典禮上，出現了一位遠道而來的貴賓。他，正是包公的第29代孫，當時的“華人世界船王”--包玉剛。
這一天，他帶著妻子黃秀英，專程從香港來合肥，參加包公墓的落成典禮，并拜祭先祖包公。
此次合肥之行，包玉剛還將父親包兆龍12個字的遺訓刻在了包公祠一旁的浮莊里，“葉落歸根，建設家鄉，熱愛祖國”。
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 王杰：
古人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德傳家，十代以上；富貴傳家，不過三代。包公的家風家訓，千百年來，影響到了他的后代子孫。從包兆龍和包玉剛父子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包氏家風的力量。
2016年春節前夕，安徽省池州市章家泊村民組的包明斗一家顯得異常忙碌，因為86歲的老母親今年要到他家過年。
包明斗今年64歲，退休前是章家泊小學的校長。兄弟五人中，他是老大。當年，母親含辛茹苦地把兄弟五個拉扯成人，受盡磨難。兄弟們陸續成家立業后，時刻不忘母親的養育之恩。
五兄弟早就商量好了，母親輪流在每個兄弟家居住。輪流了幾十年，沒出一點差錯。
把家里收拾整齊后，包明斗和妻子一起到老四包明文家去接母親過年。
兄弟五人數十年如一日孝順母親的事跡，在當地成為美談。
對當地村民來說，孝敬老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況且，先祖包公孝敬父母的故事，早就在他們的心中扎下了根。
安徽省九華山腳下的祠堂村，居住著2000多名像包明斗這樣的包氏子孫。
800多年前，包公的第五世孫包康二遷居到這里，從此代代相傳，繁衍生息。
又是一年家祭日，包氏后人聚集在包家祠堂里，由76歲的包熙枝老人主持，進行一場祭祀。
祭祀的重要環節，是所有的包氏后人一起大聲頌讀老祖宗包公留下的家訓。
這是一種儀式，更是一種緬懷。作為包公的后人，他們不能忘、也從不敢忘記一千年前祖宗留下的家訓。
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趙冬梅：
包拯首先是一個孝子，然后作為一個好人，他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好官。所以，如果我們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講，要培養一個好官，我想應該從家風，從家那個地方培養起，那是根，是我們文化的根。
無欲則剛，清心才能寡欲。包公入仕之初，就把清心治本，直道處世，作為時刻警醒自己的信條，形成了千古流芳的孝肅家風，成就了一個鐵面無私、執法如山、愛民如子的“鐵包公”。
合肥包公園
●包拯家訓摘編
廉潔
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珙刊石，豎于堂屋東壁，以詔后世。
——包拯家訓
【譯文】
后代子孫做官的人中，如有犯貪贓枉法的人，活著不允許進包家門；死了以后，也不允許葬在包家祖墳之中。不遵從我的志向的，就不是我的后代子孫。請把家訓刻在石塊上，豎立在堂屋東面的墻壁旁，以告誡后代子孫。
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
——摘自包拯奏議《乞不用贓吏》
【譯文】
清正廉潔的官員是老百姓的表率，貪贓枉法的官員是侵害老百姓的盜賊。
清心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
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
倉充鼠雀喜，草盡兔狐愁。
史冊有遺訓，毋貽①來者羞。
——包拯書端州②郡齋壁
【注釋】
①貽：遺留，招致。
②端州：今廣東肇慶。
【譯文】
清心是治身的根本，直道是處事的要訣。筆直而細小的樹干，一定會長成支撐大廈的棟梁；百煉的精鋼絕不做彎曲的鉤子。倉庫里堆滿了糧食，老鼠和麻雀都會高興；田野里寸草不生，兔子狐貍都會發愁。史冊上記載著古人許多寶貴的教訓，做官就要做個好官，不要留下恥辱，否則被后人恥笑。
律己
臣生于草茅①，蚤從宦學②，盡信前書之載，竊慕古人之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義之分，確然素守③，期以勉循。
——摘自包拯奏議《求外任》
【注釋】
①草茅：平民家庭。
②宦學：學習仕宦的各種知識。
③素守：平素的操守。
【譯文】
我生于平民家庭，從小學習為官的各種知識，信奉古書的記載，仰慕古人的行為，知道為官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行為要端正，要竭盡忠心，敢于獻身，堅持操守，遵循法則。
節儉
仕至通顯①，奉己儉約如布衣時。
——摘自曾鞏《孝肅包公傳》
【注釋】
①通顯：身份顯貴。
【譯文】
身份顯貴之時，仍然以樸素節儉要求自己，和平民百姓時一樣。
擇士
宜推擇真賢，講求治道，外則黜郡守縣令不才貪懦苛虐之輩，以利于民；內則辯公卿大夫無狀諂佞朋比之徒，以肅于朝。
——摘自包拯奏議《論取士》
【譯文】
應當推舉選擇真正的賢良人才，講求治政正道，在朝廷之外要罷免那些貪財無能、道德敗壞、苛刻暴虐的地方官員，以利于百姓；在朝廷內部要分辨那些花言巧語阿諛奉迎，互相勾結，結黨營私的公卿大夫，以嚴朝綱。
包公園·廉泉
●專家觀點
孔繁敏：忠、孝、廉，包公的家風家訓
包公的祖輩居住在今合肥市城東四十里的包村。包公父親包令儀出身普通農家（一說進士及第），曾任福建惠安縣知縣，又轉任江蘇南京任職，后以尚書虞部員外郎退休還鄉，是一個品位不高（從六品）的閑散官。
包氏家族長期堅持耕讀傳家，即“傳家有大道，不外耕讀兩途”。信奉“以耕養儒，以儒興族”的理念。遵循農耕、讀書路徑，促進宗族發展。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家風家訓，以忠孝為本，又突出廉潔。其中包公的家訓，對后世影響甚大，所謂“孝肅遺風，世耕世讀，克振家聲”。包氏家風家訓基本內容表現在忠、孝、廉方面，而其具體內涵則隨著時代發展調整變化。
一、包公家風以忠孝為本
包公少時家境并不富裕，但其父親重視“書文業儒”，重視對孩子的教育。包公先在家鄉“僧舍”、“香花墩”讀書，后隨父親在官府讀書。包公自稱：“生于草茅，早從宦學，盡信前書之載，竊慕古人之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義之分，確然自守，期以勉循。”“前書之載”、“古人之為”主要指儒家經典中關于圣人賢士行為的記載，說明包公從小接受過良好的儒家教育，仰慕古代圣賢所為，“有竭忠死義之分”。
包公去世時，由同僚吳奎撰寫《孝肅包公墓志銘》，其中記載:“公幼則挺然若成人，不為戲狎，長彌勖厲操守……書無所不覽，至于輔世康民，致君立節，可以訓臣人之失。”據此反映包公自幼端重規矩，注重禮節，隨著年齡增長，繼續陶冶高尚情操，博覽經史之書，探求治國安民之道，為將來入仕之后盡忠報國做準備。南宋朱熹與其弟子漫談“交際之道”時，曾講述包公在“僧舍”讀書時，拒絕一位富翁宴請的故事，盛贊包公“立己接人之嚴”，對人際交往很慎重。這種待人接物，自然反映包氏家教之嚴。
二、包公家訓突出廉潔
有鑒于當時吏治之弊，包公在《乞不用贓吏疏》中講道：“臣聞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今天下郡縣至眾，而贓污摘發，無日無之……雖有重律，僅同空文，貪猥之徒，殊無畏憚。”他請求“今后應臣僚犯贓抵罪，不以輕貸，并依條施行，縱遇大赦，更不錄用，或所犯若輕者，只得授副使上佐。如此，則廉吏知所勸，貪夫知所懼矣”。
包公反貪倡廉身體力行，而且給后世子孫立了一條嚴格家訓：“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就是說，包家后世子孫當官，如有貪贓枉法者，開除族籍，不準再回包家；死后也不準葬入包家祖墳。不遵從此訓，包公就不承認他們是自己的子孫。包公還請工匠把這則家訓刻在石碑上，豎立在堂屋東壁，垂照后世。
家訓是家風的一種凝練。包公家訓突出廉潔方面，既針對時弊，又告誡子孫，既直白又嚴厲。廉潔是包公為官的本色，傳家的法寶。包公的家訓后來還被寫進了《宋史·包拯傳》，為后世傳揚。
三、“孝肅之風”祖孫相傳
包公自身操守甚佳，為政清廉剛正。《仁宗實錄·包拯附傳》稱他：“居家儉約，衣服、器用、飲食，雖貴，如初宦時。”包公“初宦時”生活儉樸，而在地位提高以后，仍一如既往、兩袖清風。包公的廉儉之風也傳遞給了家人。
包公妻子“內克盡婦道，外不失族人歡心者，蓋十三年。孝肅漸貴，夫人與公終日相對，亡聲伎珍怪之玩， 素風泊然”。包公長子包繶，授官太常寺太祝，廉潔自律，可惜英年早逝。包公次子包綬不論在何地任職，都能清苦守節。《包公（綬）墓志銘》稱，包綬赴任濠州團練判官以后，“奉公守法，倬有盛譽，（郡）守愛重之”，到他卸任時，“人稱廉潔，思惠愛，異口一辭”。他任監丞期間興利除弊，口碑甚佳，可惜在轉任潭州通判途中病故。病故之時，清理他遺留的物品，“誥軸、著述外，曾無毫發所積為后日計者，益知公生平清苦守節，廉白是務，遺外聲利，罕有倫比。孝肅以清白勁正光于青史，公可謂能克家者，孝肅之風，至于公而益熾也”。意思是說，包綬死后，箱篋中除了官誥、著述之外，沒有為身后積累錢財。包拯的清正廉潔之風，到其子包綬時，更加發揚光大了。
包永年作為包公之孫，以廉、孝著稱。《包公（永年）墓志銘》說：“凡厥蒞官臨事，廉清不擾，而孝肅公之遺風余烈猶在也。公早孤，奉母至孝。”他廉潔自守，死后“了無遺蓄”，連“喪葬之具，皆公二弟力營之。于是益知公生平刻苦，自筮仕以迄于終，曾無貪求茍得于下也如此”。包公子孫，從政廉潔，辭世之時“了無遺蓄”。這種境界和處置令人敬仰。
凝結在包公身上忠、孝、廉的優秀道德品質，形成一種“孝肅之風”，對包公家族產生了重要影響。這種“孝肅之風”經過裔孫繼承光大，形成了包氏特有的“孝肅家風”，潛移默化中潤澤后世。（北京聯合大學教授，《包拯年譜》、《包拯研究》作者 孔繁敏）
張增田：孝肅家風與包拯的文化自覺
北宋名臣包拯，以清廉、剛直之名彪炳史冊，成為中國古代清官的杰出代表。在他當世人眼中，包拯不乏事功，但在后世人看來，他更富“立德”表現，積極踐行儒家忠恕之道：嚴于修己，樹立了清正廉潔的個人形象；并依據自己堅信的道德標準為家人立規，著意開創崇廉守法的家風。去世之后，被賜予“孝肅”謚號。如果說清正廉潔的個人形象反映出包拯擁有超常的自律能力的話，那么“孝肅”家風的建構則體現出他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覺。
這種文化自覺首先表現在他有意識的家庭文化創建行為上。“孝肅”家風固然成之于包拯子孫幾代人恪守家訓，行不逾矩，但在此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的當屬包拯在臨終之前所立下的家訓。包拯憑藉家庭及社會地位所賦予的威懾力，通過誓立家訓的形式將自己的為官價值觀（“吾志”）轉換為家庭內部的倫理規范（“不準贓濫”），并借助家庭內部能夠實施的最嚴厲懲罰手段——身份剝奪（“不得放歸本家”“不得葬于大塋之中”“非吾子孫”）來保障家訓這一規范的制約力。他本人畢生踐行“吾志”，言行一致，則為自己所立的家訓作了最好的示范，賦予了家訓以道德平等性。自此，“不準贓濫”便成為包氏家庭為官者的一條鐵律和行為底線。包拯憑借自己清正廉潔的“身教”和臨終前書面化的“言教”，為包氏家庭確立了文化基因。
從集體記憶的角度看，包拯臨終前誓立家訓，實際上為包氏家庭建構了特定的集體記憶。短短37個字，十分簡短，卻是包氏家庭唯一的神圣戒律和最為重要的精神遺產。后人將家訓刻在石碑上，立于堂屋墻壁旁（“仰珙刊石，豎于堂屋東壁”），更是以物化形態向世代家人彰顯和提醒家庭的集體記憶（“以詔后世”）。對于包拯幼子和孫輩而言，一生都被打上包氏家庭特有的文化烙印。
這種文化自覺其次表現在包拯有意識地將外在強制轉換為包氏家庭內部規范上。“不準贓濫”當是一條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范，但包拯的文化自覺使他清醒意識到僅憑外在強制尚不足以保障子孫行為合規，只有借助信念和習慣等內在力量，才能保證清正廉潔的預期。而信念的確立和習慣的養成離不開自家庭文化的熏染，所以他便自覺地將外部規范轉化為包氏家庭的內部倫理信條。
此外，這種文化自覺還表現在包拯有意識地傳承、踐行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價值上。在《求外任》的奏議中，包拯明確表示他從小就學習為官的各種道理，“盡信前書之載，竊慕古人之為”，知道為官的根本原則在于“竭忠死義”，并發誓要在從政實踐中切實遵循這一原則。從這一角度看，包拯所立家訓、所倡家風，就是源于對傳統文化價值的尊崇。在他看來，“竭忠死義”是經過千百年歷史檢驗的價值取向，不可置疑，值得信任；為官者貪贓枉法就是對固有忠誠和道義的背叛。所以，當他將“有犯贓濫”作為包氏家庭永世拒斥的行為時，實際上就是要在他包氏家庭內部，弘揚自己所認可的傳統文化價值。這顯然是一種的積極的文化建構和傳播行為。
文化自覺賦予了包拯永恒的生命力。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短暫的，但文化性的精神卻能長久存在。包拯的個人形象以及“孝肅”家風，正因為契合了忠誠、道義、廉潔、守規、正直等為中華民族所認同的文化觀念，才一直為后人所稱頌和景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張增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