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性格開朗，愛交友、愛笑、愛鬧、愛說話，是朋友眼中的“話癆”。2012年，我調到縣紀委工作。我的人生從這一年的春天產生了變化。朋友小聚，對我的新工作充滿好奇，不停地問這問那。居于工作紀律，很多問題我不能回答，鑒于崗位職責，很多問題我不可以回答。朋友覺得我“不直道”“不夠朋友”，我覺得與她們相處令我煩心、讓我不適，我開始害怕各種聚會。
漸漸地，我們互相疏遠，我的朋友圈越來越小，我感到孤獨。“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是我的心情寫照。
第二年，我開始參與案件查辦工作。我參與調查的第一個線索是某局用公款到娛樂場所消費的問題。我和同事對線索進行了分析，研究制定了詳細的談話提綱，確定了參加談話的人員、時間和地點。最后一名談話對象是該局的楊局長，楊局長是我以前單位的領導，多年在領導崗位，為人歷練老成，我們為他準備了兩套談話方案。和楊局長一見面，他微笑著噓寒問暖、客套寒暄。當我們嚴肅地說明了找他談話的原因，鄭重地告知如果不如實配合組織說明相關問題面臨的后果，楊局長立刻收起了臉上的笑容，表情瞬間變得凝重。談話期間，楊局長或閃爍其詞、或沉默、或顧左右而言他。眼看著談話未取得實質性進展，我和同事交換了眼神，決定采取第二套談話方案。經過旁敲側擊，楊局長說出了實情。
談話結束，我們如釋重負，送楊局長出門，他一臉不屑地說：“我們這事算什么，比這嚴重的事多了去了，有本事你們去查呀！”“我跟你說，人不能因小怨而忘大恩，我一天是你的領導，就一輩子都是你的領導。你要是跟我過不去，外面的人都會質疑你的人品。”經過調查核實、立案審查，楊局長受到黨內警告處分。此后，楊局長多次在人前說：“別人這樣做都沒被處理，就是紀委的某人跟我過不去。”“過去我對她如何關心，忘恩負義的卑鄙小人，小心別落到我手里……”一次，我們接到了調查處理一個建設工程遺留問題的工作任務。調查期間，承建商在公開場合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我收拾不著她，她總有家人吧。”慢慢地我發現，在一個小縣城里，我們的調查對象很多時候都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熟人。
工作中，說情、托人說情、說情不成無端謾罵、出言不遜甚至出言恐嚇的事時有發生，工作得不到調查對象的理解是常態。隨著案子越辦越多，得罪的人也越來越多，被一些人孤立已是必然。一天，我和幾位同事加班，到附近的小吃店吃晚飯，一走進小吃店，有五、六個人圍坐在一張桌子前正聊得熱火朝天，看見我們走進來，有人說了句：“紀委的人來了，不要說了。”之后就鴉雀無聲。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煩燥、郁悶、苦惱……一個很長的時期，我被一系列負面情緒所困擾，我不想把這些情緒帶到生活中，不想對我的家人造成過多的影響。很多次與調查對象談完話，夜幕降臨我卻不想回家。我回到辦公室，關上門、關了燈，一個人在黑暗中靜靜地坐著，由著自己的思緒越飄越遠，喧囂的城市，似乎只有我一人孤寂。支撐著我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的唯一動力就是把自己經手的每一個案子都辦成鐵案，工作成效成為撫平我心傷的唯一慰藉。因為不愿聽到那些讓自己的內心飽受痛苦和折磨的惡毒語言，我變得更加不愿出入公共場合，我的生活只在家與單位兩點一線間往返。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個二維碼，單位和家就是0和1，我一直在0與1之間無限循環，日復一日。無論是晨曦初現的黎明，夕陽西下的黃昏，亦或是萬籟俱寂的黑夜，我從內心最深處感受著自己的孤獨。
第三年，工作越來越忙，朋友習慣了我就是那種“十約九不來”的人。繁忙中，我忘了去想我的孤獨。我似乎成了一個絕緣體，自動屏閉了與工作無關的人和事。工作之余，唯一的消遣就是看書，我把書架上喜歡的書看了一遍又一遍，把不喜歡的也順便翻了翻，覺得沒意思了就買新書。這一年我看了67本書。擁抱孤獨時，也許正在和充實擁抱著，我從容地審視自己的人生，在浮華底下看人生取舍的真實。我深知：“壁立千仞，無欲則剛”，因而甘愿做一個有底線、有原則的孤獨者。朋友偶聚，因為我始終堅持，她們不再問我與工作有關的問題。我還是那個性格開朗，愛笑、愛鬧、愛說話的我。也許孤獨只是一個心靈符號，與性格無關。成為紀檢監察干部的第三年，我在渾然不覺中適應著孤獨。
第四年，不參與聚會、少些應酬，我多了許多時間去思考，去觀察身邊的事物。春日里紛飛的柳絮、夏夜里的陣陣蛙鳴、秋日黃昏歸巢鳥兒的嘰喳聲、冬日午后那一抹庸懶的暖陽，這些年年歲歲都經歷的景色，從未如此真切。孤獨之境中，沒有世情紛擾，心如鏡，映現出被凡塵埋沒的本真美景。我獨自沉醉在我的孤獨中，獨享著我的孤獨，獨享著來自靈魂深處那一份特別的舒適、沉靜和自由。
第一年，我感到孤獨。
第二年，我從內心深處感受著孤獨。
第三年，我在渾然不覺中適應著孤獨。
第四年，我獨享我的“孤獨”，因為忙碌的紀檢工作，讓我從未再孤獨。（晉寧縣紀委 張亞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