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是一位土生土長的農民。從我記事起、在我眼里，他一直是一個實誠的人，既樸實又真誠。70多歲的他有三個“身份”。
一個是“黨員”。父親入黨很早，聽他講是在文革期間。前些年，父親會經常拿現在的黨員和他們以前的黨員比，他說那時候的黨員思想單純、覺悟高，黨員、村干部什么都是帶頭干。交公糧帶頭交，出工帶頭出，通知開會提前就到……不同現在有的黨員又懶又小心眼，組織黨員開個會都難，有的要發務工費才來開。父親說現在這個問題上邊重視了，一定會好起來的。記得三年前有一件事，父親跟我講村小組召開黨員會，由于村上宅基地緊張，要拿農戶十多畝的自留地來賣地批建房。當時的小組長在會上說只是給黨員告知一聲，近期將動手實施。父親第一個站出來發言，講自留地是各家各戶“自留”的，不能拿來作交易，況且集體土地不能私自買賣、批建房，這種做法是違紀違法的！在他的帶動下，其他黨員也表示了同樣的看法。結果這會不歡而散，自留地保留了下來，到現在村上各家各戶還照常作為自家的菜地種菜使用著。
一個是“文書”。曾記得我五六歲的時候，父親經常不在家，問母親說是到村里的大隊上做事去了。后來漸漸長大一些，才得知父親是在大隊上當文書，還兼著財務。讀小學的我，不經意地發現父親常常夜半三更還在寫材料、做報表，很是忙碌且辛苦。直到我讀初一的時候，父親突然有一天回來，就再也沒去大隊了。過了一段時間，聽父親說大隊支書實在不像話，時常會拿一些不名的“白條子”來支錢報賬。父親講原則，無論支書怎么解釋甚至命令，他堅決不辦。因為錢的問題，有一次氣急敗壞的支書和我父親吵了起來，并且氣勢洶洶、惱羞成怒地叫我父親不用干了，收收鋪蓋走人。走就走，我父親二話未說，毅然離開了大隊。后來，大隊上來人勸了多次，但我父親就是不回去。他說他看不慣有些大隊干部的嘴臉，看不慣他們的一些做法，不能昧著良心做事！
還有一個是“主事”。由于父親有當過農村干部的經歷，人又和善好處，再加上有一大把年紀，村里農戶因“家務事”，經常找他去解決。他幾乎來者不拒，認為是群眾對他的信任，反而是在為群眾做善事，他樂意！做完后，他每每都會無比的欣慰。譬如有的農戶分家、分地等分不下去，找他去“調解”，還果真迎刃而解；他字寫得好，有的需要寫字，比如寫春聯、牌位等，找他去書寫；有的知道他當過文書，找他幫寫信、寫證明、寫訴狀等，他都一一應允。記得去年有一戶人家找上門來，請他寫一個生活困難補助的申請，父親邊寫邊問這種事直接找村小組干部“打證明”來得快些，這戶人家直言不諱說他們村小組干部寫不來，叫他找人寫。父親有些生氣，喃喃自語道：“連群眾這種小事都做不來，怎么當上的干部、怎么當干部？ ”
時光飛逝，歲月如梭。作為父親的兒子，作為“公干”的我，傳承著父親的“基因”，在“紀檢人”的路上，一干就是十年。十年來，我流淌著父親“實誠”的性格稟賦，肩負著《黨章》賦予的神圣職責，詮釋著“忠誠衛士”的崇高榮譽，踐行著“忠誠干凈擔當”的政治品質，一直前行，一路前行……（嵩明縣紀委 楊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