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改革發展的不斷深入，社會環境日趨復雜，各種價值觀相互沖擊，生活方式也逐漸多元化，黨員領導干部面對的誘惑越來越多。大量事實證明，一些黨員領導干部往往不是在工作時間出問題，而是在“八小時以外”犯錯誤，從近幾年查處的黨員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也說明，對黨員領導干部“八小時以外”的監督仍然是黨風廉政建設中的薄弱環節。加強對黨員領導干部“八小時以外”的社交圈、生活圈的有效監督，已成為當前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強化干部隊伍作風建設的一個重要手段。
一、加強黨員領導干部“八小時以外”監督的必要性
（一）加強“八小時以外”監督是防止公權力被異化的必然要求。公權力在保障個人權利的實現和促進社會的文明與進步的同時，也具有其內在局限和異化特質。我們的黨員領導干部手上都有一定的公權力，是公權力的行使者，不加強監督極易被異化。著名法學家孟德斯鳩說過：“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權力必然導致腐敗，而加強權力的監督是遏制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關鍵。“八小時以內”是對黨員干部責任心和事業心的考驗，而“八小時以外”是對黨員干部品質和修養的考驗，黨員干部在“八小時以外”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著職務和權力的作用，因此，黨員干部在“八小時以外”自覺接受組織和群眾的監督就顯得尤為必要。
（二）加強“八小時以外”監督是當前反腐倡廉形勢的必然要求。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反腐敗力度持續加大，一大批大案、要案受到嚴肅查處，一批省部級以上高官相繼落馬。從查處的這些腐敗案子來看，無論是以權謀私、貪污受賄，還是生活作風案件，其違紀行為的發生時，絕大多數是在“八小時以外”，表明對黨員領導干部八小時以外的監督越來越成為廉政監督的“弱點”和“盲點”。這些除了機制、體制方面的原因外，與“八小時以外”的自律不嚴，他律不到不無關系。黨員領導干部在上班時間有單位制度約束、工作纏身，無暇顧及腐敗，八小時外就放松自己，不去學習思考，而忙于應酬，燈紅酒綠中不知不覺就走入違紀違法之路。
（三）加強“八小時以外”監督是加強黨的先進性的必然要求。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私人生活，但黨員領導干部的一舉一動都事關黨和國家的形象。黨員領導干部的生活圈和社交圈應當在黨章和黨紀國法的范圍內活動，反之將影響到整個干部隊伍的形象和戰斗力，關系到共產黨員隊伍的性質和宗旨，因此必須對黨員干部的生活圈和社交圈加強監督。
二、當前對黨員領導干部“八小時以外”監督存在的問題
（一）思想認識上存在誤區。作為監督對象，主動接受監督的意識差，不容監督，因為“八小時以外”的監督涉及到個人的私生活，不在工作時間內，有個人的生活圈和交往圈，有一定的自由空間，接受監督的抵觸心理比較強烈。一提到“八小時以外”的監督，就認為誰在“八小時外”監督他就是“找茬”“挑毛病”，就是給自己過不去。而在監督主體上，也同樣存在著監督意識淡薄的問題，監督機關的人員出于對現實的考慮，怕彼此傷了和氣，甚至怕遭到領導干部打擊報復。諸多原因考量，對領導干部八小時以外的事知之甚少，即使知曉一點兒，也不愿監督、不敢監督、無從監督，甚至裝聾作啞，還有一些監督人員認為只要管好“八小時以內”的監督即可，而“八小時以外”應當由被監督者自我管理，認識上存在誤區。
（二）監管范圍不夠明確。監督管理仍然存在重內輕外現象，開展“八小時以外”監督，是對八小時以內監督管理的一種延伸和補充。在實際工作中，工作時間的監督管理范圍、內容明確清晰，機制健全完善，能有效實施監督管理，管好人，防控行為風險發生。而“八小時以外”監督，監督的范圍、內容不夠明晰，工作時間之外哪些活動、哪些要素、哪些行為應納入監督范圍，尚沒有統一的認識，各有各的理解認識，缺乏科學性和合理性，實際操作的可行性明顯不足。因此，對于監督人員，工作時間以外的監督在實際生活中難以操作，心理上存在畏難情緒，監督工作重心傾向于八小時以內的監督，致使“八小時以外”的監督工作處于邊緣化。
（三）監督方法較為單一。在干部監督工作中，還停留于傳統的監督思維和方法，監督方式沒有隨著經濟社會的轉型、單位工作方式的轉變、干部工作生活方式的轉變、領導干部“八小時以外”生活空間范圍的拓寬等而改變，仍然采取傳統式的、常規性監督方法，沒有按照客觀的變化而創新，方式方法不夠靈活多樣，這就很難對干部八小時以外的情況了解準確，從而影響了監督結果的科學性。
（四）監督機制不夠健全。目前對領導干部“八小時以外”的監督偏重于懲處性的事后監督，而對事前、事中的預防監督重視不夠，難以在腐敗行為發生之前進行有效地控制或避免。目前，對“八小時以外”的監督尚沒有建立一整套操作性強的監督制度或實施細則，即使建立也是部分指導性制度，實際操作性不強，沒有完整涵蓋信息收集、監督方式、評估處置和責任獎懲等方面，缺乏系統、全面的監管制度，制度支撐監督不到位，責任人員無法依規開展監督工作，監督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標不治本的被動局面。
三、加強領導干部“八小時以外”科學監督的對策建議
（一）加強信息收集，確保監督的及時性。一是建立網格式信息收集反饋機制。以縣市為例，應該盡量以縣級領導、各部門鄉鎮負責人、一般黨員干部為三級層面，構建從上至下的信息節點。縣級領導按照分管范圍，重點關注各部門各鄉鎮負責人“八小時以外”活動信息；而各部門各鄉鎮負責人通過了解溝通，收集部門黨員干部“八小時以外”信息。以黨員干部、紀檢監察部門為橫向，構建從左到右的信息節點。紀檢監察部門應立足全面，關注收集每位黨員干部“八小時之外”信息。在網格信息機制下，每位黨員干部既是信息收集者，又是被關注者，角色互動，收集信息，及時反饋至監督部門。二是建立單位與家屬互動信息共享機制。以血緣為基礎的家庭圈，家屬對黨員干部的生活交往最為清楚，信息掌握最為全面。為此，建立單位與家屬互動信息共享機制，加強與黨員干部家屬的溝通聯系，通過召開座談會、舉行助廉活動等方式，提高家屬的思想認識，經常性互通交流黨員干部情況，單位向家屬反饋黨員干部工作表現，家屬向單位反饋其生活交往重要信息，實現信息收集的有效性和及時性。
（二）突出監督重點，增強監督的針對性。著重抓好重點對象監督、重要環節監督。只有精準化，把握關鍵，才能提高監督的實效性。一要突出重點崗位黨員干部的監督。重要部門及重要崗位的黨員干部，都掌握有一定的實權。在對外履職及內部管理中，這些人極易被別有用心者在“八小時以外”腐蝕誘惑，走向違紀違法。對此，要實時關注在重要部門及重點崗位上的人員，把“八小時之內”與“八小時以外”監督相結合，及時掌握信息變化，提前干預防范。二要突出對有苗頭性傾向性黨員干部的監督。黨員干部違紀違法，非一日之功，都具有長期性和苗頭性，如信訪投訴舉報比較多，干部非議比較多，平時工作萎靡不振，經常不在崗，常出入娛樂場所的，這些人員要重點關注，及時采取談話提醒，防微杜漸。三要重要節點不放過。重大節假日，是送禮和宴請的高發時期，黨員干部有時難以抵制誘惑，極易違反廉潔自律規定，收受他人禮物和公款宴請。黨員干部這些行為多發生在“八小時以外”，因此對重大節假日時期加強事前監督顯得尤為重要，各單位及紀檢監察部門都應該繼續加大在節假日時間點的監督提醒。四要重要區域不放過。一些黨員干部“八小時以外”生活圈、社交圈面廣，時常出入高檔場所，不排除接受相關單位和人員吃請和高消費娛樂，極易滋生違紀違法行為。因此，要加大對這些場所的監督管理，要關注黨員干部行為背后的原因分析，極早進行干預。
（三）優化監督力量，增強監督的合力性。單靠監督部門對黨員干部“八小時以外”進行監督，往往會容易形成“單打獨斗”的情況，監督效果大打折扣。為此，要發揮各種監督力量的作用，相互補充，形成合力，使“八小時以外”監督全方位，不留盲角。一是班子成員間的相互監督。各級領導班子居于的特殊位置，使一些監督力量難以對其“八小時以外”進行監督。而班子成員之間因為工作原因，相互相對比較了解，班子成員之間互相監督，互相提醒，自覺凈化“八小時以外”的圈子，能較好地防止違紀違法行為發生。二是發揮家庭親情監督作用。為使家屬主動融入監督、主動作為，要加強對黨員干部配偶、子女的教育，幫他們算好“家庭賬”，認識到家庭監督對黨員領導干部的健康成長十分重要，讓他們意識到管好家人的重要性，對黨員干部的監督就是對家庭的負責。三是發動群眾監督。群眾的監督力量是強大的。群眾的利益最為重要，黨員領導干部一旦發生違紀違規行為，對群眾的利益會造成重大影響，因此群眾對黨員領導干部的關注就更傾向于對問題的關注，因此有時黨員干部出現苗頭性和傾向性行為時，群眾能夠反而能最早察覺到。可以采取設立群眾監督員，對黨員干部進行監督，同時，利用各級信訪平臺，創新多種舉報方式，對外設置監督舉報箱，公布舉報電話，鼓勵群眾自覺、主動參與監督，創設良好的監督環境。
（四）建立長效機制，增強監督的約束力。一是建立群眾評議、群眾舉報獎勵制度。增強群眾的監督工作動力，使之積極主動承擔監督職責。二是建立家庭助廉教育走訪制度。每個時期選擇不同形式的廉政教育載體，邀請家屬與黨員干部共同參加教育學習，提高思想素質，樹立良好家風。單位定期對黨員干部家庭進行走訪，與家屬互通交流黨員干部情況，共同構筑單位與家庭廉政監督防線。三是健全懲處問責機制。在現有黨員領導干部責任追究制度下，要結合廉政風險防控實際，制定責任追究實施細則，細化責任追究條款。對黨員干部違反廉政規定的，應嚴格責任追究和制度處罰，并對涉及的部門和領導，實施層層的責任追究。（富寧縣紀委 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