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級紀委發布的領導干部嚴重違紀案件通報中，“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幾乎成了一個“標配”。
有中管干部：“魏民洲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搞政治投機和政治攀附，政治品行敗壞，長期搞迷信活動，對抗組織審查”；“楊家才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打探巡視和紀律審查信息，為個人職務提拔搞非組織活動”；“楊煥寧同志身為中央委員，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在大是大非問題上背離黨性原則”……
有省管干部：湖北省公共資源交易管理委員會辦公室（省公共資源交易監督管理局）原黨組書記、主任（局長）周松青，“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在得知被調查后，與他人串供堵口，對抗組織審查，多次找算命先生卜卦，祈求神靈保佑自己‘涉險過關’，信仰迷失，搞迷信活動”；安徽省政府原秘書長楊敬農，“毫無黨性觀念和紀律意識，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對抗組織審查”……
不把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當回事，“閘門”一開，欲望滾涌而出，一發不可收拾。數一數那些成為“階下囚”的黨員干部，很多都是破了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之后，“單”變“多”，踩上一條又一條黨紀國法“高壓線”。
這些案例，都是警鐘啊！對黨員干部來講，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不僅僅關乎政治正確，也是不忘初心的鏡子、拒腐防變的堤壩。對組織而言，嚴明黨的紀律，要把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排在首要位置，“不管違反哪方面紀律，任其發展，最終都會侵蝕黨的執政基礎，破壞黨的政治紀律”這一論斷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在大量案例剖析與事實分析基礎上總結概括的經驗教訓，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
“一些人無視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為了自己的所謂仕途，為了自己的所謂影響力，搞任人唯親、排斥異己的有之，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的有之，搞匿名誣告、制造謠言的有之，搞收買人心、拉動選票的有之，搞封官許愿、彈冠相慶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陽奉陰違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議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用“七個有之”概括了無視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突出問題。
問題這么多，乃至肆無忌憚、愈演愈烈，破壞了一些地方、一個領域的政治生態，埋下了一系列政治隱患，與一個時期以來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抱著“無所謂”態度、放棄管黨治黨政治責任有直接的關系。有的黨組織在講、在抓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上是不知所謂、凌空蹈虛；有的對個別黨員的出格言行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不以為然、放任自流，不糾正、不亮劍；有的錯誤地認為，政治紀律是個抽象概念，只有極端行為才屬于違反政治紀律。見怪不怪，聽之任之，失之于寬松軟，必然導致更多的黨員干部把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看成虛詞、當成空文。
黨的十八大以來，從提出“嚴明黨的紀律，首要的就是嚴明政治紀律”的政治判斷，到以“五個必須”歸納黨員干部應當遵守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再到修訂后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把政治紀律排在“六大紀律”之首，所體現的是黨中央對管黨治黨內在規律的清醒把握。
《條例》堅持以黨章為遵循，把黨章中關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要求進行細化、具體化；堅持問題意識和問題導向，將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要求和實踐成果轉化為紀律條文，增加了拉幫結派、對抗組織審查、搞無原則一團和氣等條款。開列“負面清單”，為怎么抓政治紀律的執行、何為違反政治規矩提供了依據和戒尺。
綱舉則目張。抓住嚴肅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這個綱，把嚴肅其他紀律帶起來，正是管黨治黨的治本之策，其本質就是為了維護黨中央權威、維護黨的團結統一、重塑黨組織的紀律性和約束力，凈化黨內政治生態。無論是黨組織還是黨員干部，對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要十分明確地強調，十分堅定地執行，不能語焉不詳、閃爍其詞，不能只是嘴上說說、紙上寫寫、墻上掛掛。（陳治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