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紀檢監察機關通過制定“兩個責任”清單明確權責，牢牢抓住主體責任這個“牛鼻子”。圖為該市倉山區紀委有關負責人對履行主體責任不到位的某單位負責人進行誡勉談話。（資料圖片）
實現“鳳凰涅槃”，必然要經歷“浴火重生”。
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政治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必然要求。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紀律檢查體制改革高度重視、領導有力、要求具體。紀律檢查體制改革突出問題導向，堅持立行立改，加強組織和制度創新，健全反腐敗體制機制，強化“兩個責任”，落實“兩個為主”，推進巡視和派駐“兩個全覆蓋”……一盤體制機制改革與創新的大棋局越走越活，助推全面從嚴治黨不斷取得新成效。
以問題為導向推進體制機制改革
面對依然嚴峻復雜的反腐敗斗爭形勢，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黨的紀檢體制改革大幕由此拉開。
“三中全會《決定》第36條，概括起來就是‘兩個責任’‘兩個為主’‘兩個全覆蓋’，其中最關鍵的是‘兩個責任’——黨委負主體責任，紀委負監督責任，配套制定責任追究制度。”看到全會公報的瞬間，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淑真眼前一亮，立即召集學生學習討論。
“厘清責任，以強力問責倒逼責任落實，這是釜底抽薪之策。”據學生蔣利華回憶，周老師的開場白直擊要害，一下就抓到了問題實質。作為研討成果，他們發表了《狠抓“兩個責任”，構建權力的制度樊籠》一文。
“‘兩個責任’的提出正當其時，強調主體責任既是對黨章精神的回歸，也是重要的理念和制度創新。”周淑真表示。曾經一個時期，一些地方或單位的領導班子對管黨治黨重要性和緊迫性認識不足，主體責任意識不強、落實不力，抓作風靠開會，反腐敗靠表態，發個文件就算抓落實，嚴重影響了反腐敗的成效。
哪能只講領導不講責任？東西南北中，工農商學兵政黨，黨是領導一切的，當然也包括管黨治黨的政治責任。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主要問題就是“腐敗案件頻發卻責任追究不夠”。
劍指問題，立行立改。十八屆三中全會后，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將紀檢體制改革單列一個專題、專設一個小組，倒排工期，狠抓各項工作落實。2014年6月，中央出臺《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實施方案》，闡明改革的指導思想、目標要求、總體思路和重要舉措。牢牢抓住主體責任這個“牛鼻子”，中央紀委領導同志多次約談省區市、中央和國家機關部委、中央企事業單位、國有金融機構黨委（黨組）書記，又分赴遼寧、河南、天津、浙江、廣東、甘肅等地調研指導、督促落實。
2015年，中央接連修訂頒布了黨紀處分條例、問責條例，對黨委履行主體責任提出明確要求。湖北、江蘇、重慶、四川等地探索推行主體責任清單制，把抽象責任具體細化為職責、任務、措施、時限、標準等要素，增強了履責的可操作性。
“主體責任是基礎，監督責任是保障，二者相輔相成。”云南省富源縣委常委、縣紀委書記汪麗說，“全面從嚴治黨就如同大合唱，僅靠黨委一個聲部還不行，紀委也得唱起來”。
懷著立足本屆、一干到底的決心和意志，中央紀委著眼于落實監督責任，大刀闊斧推進組織和制度創新，一手抓機關黨的建設，強化內部管理和監督，一手抓深化“三轉”，聚焦主業主責，加強機構職能調整，監督執紀力量顯著增強。中央示范在前，地方迅速看齊，“三轉”在全系統如火如荼展開。
回看這五年，愈發清晰地看到，正是“兩個責任”針對長期存在的“雙缺位”問題給出了治理良方。紀檢體制改革從責任破題，在領導體制上為從嚴治黨提供了根本性的政治保障。
提升紀委監督的獨立性和權威性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推動黨的紀律檢查工作雙重領導體制具體化、程序化、制度化，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核心就是“兩個為主”——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各級紀委書記、副書記的提名考察以上級紀委會同組織部門為主。
談到這項改革的初衷，中央紀委研究室原主任李雪勤說，以前，地方紀委特別是基層紀委發現重大問題線索后，必須向同級黨委主要領導報告，在得到同意后才能進行初核或查處，這給壓案不報、瞞案不查提供了機會，有的腐敗分子利用這一慣例逃脫了懲罰。
“查辦案件和巡視發現的問題也都驗證了，各級紀委對同級黨委的監督顧慮太多，紀委監督的獨立性和權威性不足，監督效力大大損耗。”汪麗認為，這就是“體制機制上不適應、不協調問題”。
改革的本質是組織和制度創新。
秉持這個理念，中央紀委迅速推進“兩個為主”改革試點。2014年上半年，中央決定，河北、浙江、河南、廣東、陜西五省紀委，國務院國資委紀委，駐商務部、海關總署紀檢組等8個單位進行“查辦腐敗案件體制機制改革試點”，要求必須及時向中央紀委有關部門報告線索處置和案件查辦的情況。2015年起，多地陸續開始實行下級紀委向上級紀委報告線索處置、案件查辦情況制度。
2015年3月26日，《省（自治區、直轄市）紀委書記、副書記提名考察辦法（試行）》等三個提名考察辦法頒布，明確省（自治區、直轄市）紀委書記副書記、中央紀委派駐紀檢組組長副組長、中管企業紀委書記副書記的提名、考察以上級紀委會同組織部門為主，要求提名考察人選敢于監督、善于監督。
“出這三個辦法，本質上是要抓住關鍵少數，以組織和制度創新激發監督活力。”曾干過多年組織工作的四川省紀委干部李某，展示了自己保存的中國紀檢監察報，在三個辦法頒布的消息上，他用紅筆劃了很多道道。
隨著三個辦法實施，執紀審查力度普遍加大，初核案件、立案數逐年大幅增長，同級監督太軟、基層不敢查案的難題很大程度上得到破解。
“‘兩個為主’，使來自上級的辦案壓力轉化為強大的辦案動力，同時有利于防止來自同級的不良干預。”轉戰執紀審查一線后，李某對此體會更深，他說，“有制度作保障，紀檢干部才能硬起腰桿、板起臉來開展監督。”
黨內監督不留死角沒有空白
這幾年，每到過年過節，中組部的黨員干部都會收到這樣的信息：“各位黨員干部節日期間要自覺遵守各項紀律，嚴格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嚴格執行厲行節約各項規定……”落款是“中央紀委駐中央組織部紀檢組、機關紀委”。
經常收到類似提示的還有中央編辦、中央黨校和中國浦東、井岡山、延安干部學院的黨員干部。這是駐中組部紀檢組實施派駐監督的一個縮影，類似做法在其他部門也越來越多。
全面從嚴治黨要管全黨、治全黨，一個空白都不留。立足于實現黨內監督全覆蓋，中央提出了巡視、派駐“兩個全覆蓋”的目標任務。
2014年12月，中央出臺了《關于加強中央紀委派駐機構建設的意見》，為實現派駐監督全覆蓋確定了時間表、路線圖。2015年1月，中央紀委在中辦、國辦、中組部、中宣部等機關首次設立7家派駐機構。11月，中辦印發方案，明確中央紀委設置47家派駐紀檢組，實現對139家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的監督，其中27家為綜合派駐，負責監督119家單位。
“派駐監督單位增加了87個，派駐機構卻減少了5家，副部級和司局級職數零增加。”速度與效率的背后，是理念和方式的創新——人還是那些人，編制還是那些編制，但優化排列組合后發生了“化學反應”，釋放出巨大能量。
面上覆蓋后，還要點上深入。各派駐機構積極“三轉”，聚焦主業主責，把監督重點放在駐在部門領導班子、領導干部上，充分發揮了派駐監督的探頭作用。實現派駐全覆蓋后的2016年，中央紀委派駐紀檢組共談話函詢2600件次，立案780件，給予紀律處分730人，分別增長134％、38％、56％。
不留死角、沒有空白，還體現在巡視監督全覆蓋上。
五年來，中央12輪巡視覆蓋277家單位，實現了黨的歷史上首次一屆任期內中央巡視全覆蓋，兩次修訂修改《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更使政治巡視的戰略定位越來越準，利劍越擦越亮。
以中央巡視帶動省級巡視、中央和國家機關巡視和市縣巡察工作，全黨上下巡視巡察一體化格局逐步形成。截至目前，各省區市黨委順利完成8362個地方、部門、企事業單位黨組織的巡視，62個中央單位探索開展巡視，市、縣巡察共覆蓋黨組織14萬多個。
改革賦予巡視制度新的活力，利劍作用愈顯鋒芒。中央紀委立案審查的中管干部中，超過60％的問題線索來自巡視。“速度更快、力量更強、力度更大、效果更好。”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用“4個更”描述巡視工作的嶄新態勢。（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