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調查人李某宏，你因涉嫌行賄犯罪，思茅區監委決定對你采取留置措施，時間從2018年3月15日起算，請你在《留置決定書》上簽字。”
這是思茅區紀委、監委對涉嫌行賄犯罪的李某宏采取留置措施時的一個環節，標志著該區監察體制改革進入實戰階段。
3月28日，思茅區紀委、監委對公職執法人員蔣某某采取留置措施；4月18日，思茅區紀委、監委對行使公權力的一人民團體出納李某萍采取留置措施。
“小試牛刀”的實戰任務來得如此突然，面對如此沉甸甸的壓力，無經驗可循、無先例可依，怎么辦？
“3名留置對象分別是行賄人、公職人員和行使公權力的人員，代表不同類別的調查對象，這既是工作思路上的探路式挑戰，也是力量整合上的融合式挑戰，更是法紀銜接上的拓展式挑戰。”思茅區委常委、區紀委書記、監委主任表示，“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全區紀檢監察干部拿出新體制下應有的工作態度和激情，以起跑就沖刺、開局就發力的姿態投入到審查調查工作中。”
在監察委成立前，同時開展3個留置案是不可能的，如何“排兵布陣”，可是煞費一番功夫。分管案件審查調查工作的思茅區紀委副書記、監委副主任介紹，“在工作協調上，積極探索實行AB角工作模式，即：區紀委原任室主任的與轉隸后任室主任的紀檢監察室互為AB角，相互彌補紀法銜接、法法銜接及人手不足問題，用好黨紀黨規及法律法規‘兩把尺子’，確保工作有條不紊推進。”
“在人員配合上，實行‘老青’搭配幫帶式，即：案件主辦人為‘老將’的，由年輕干部為具體辦案人員；案件主辦人為‘新兵’的，由老干部協調配合開展。在發揮老干部溝通協調能力強、熟悉各種資源優勢的同時，注重激發年輕干部的積極性，讓其頭腦靈活、好奇心強、工作上手快成為辦案優勢，以‘傳、幫、帶’促其盡快成長為辦案‘尖兵’。”
全區7個紀檢監察室13名辦案人員在政治任務面前堅決服從指揮調配，取長補短，并在留置李某宏案中一起“上陣”，對各項調查措施進行了實戰鍛煉。
“辦案團隊中的每一名工作人員都把自己當成‘責任共同體’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彼此支持信任，盡顯團隊力量。監委成立增加了調取、收集證據的方法手段，大大提高辦案效果，讓紀檢監察隊伍有了更強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思茅區監委委員、第七紀檢監察室主任感言。”
“如何把監察調查程序走規范、走到位？”區紀委、監委高度重視，從立案調查到運用調查措施，每個環節均嚴把事實關、程序關和法律適用關，堅持“一事一審批”“一事一授權”，嚴格按照權限和程序向市紀委、監委請示報告、履行審批手續，每開始一項調查措施都盡量通盤考慮，反復推演，慎之又慎。
“蔣某某向工作對象收取錢物，在組織介入調查初期對抗調查，已構成嚴重違紀，可以立案調查。”
“雖然其收受錢物，但是否涉嫌違法，能不能定為受賄，還是有一定風險。”
辦案人員回憶，在討論是否對蔣某某采取留置措施時，紀委原有干部和轉隸干部之間爭議很大。面對爭議，區監委決定關注違紀與緊盯職務犯罪相結合，繼續收集證據。
“此人反偵察能力特別強，拒不交代任何問題。”調查組改變調查方向，從外圍調查入手，對相關知情人開展談話，并通過大量的走訪和大數據信息排查，逐步掌握與其有特定關系往來的人，當把這一事實拋到蔣某某面前時，案件才打開突破口。
調查李某萍挪用和貪污公款時，她已把賬務都做平，銀行往來憑證等票據齊全，從賬面上看不出破綻。
案件查辦遇到“瓶頸”，大家都拿出啃下“硬骨頭”的干勁。經過反復比對，細心的辦案人員發現，李某萍對銀行往來的單據有偽造、篡改等痕跡，于是順藤摸瓜，通過銀行大數據查詢，證實了李某萍多渠道購買假章、假票，做假賬的事實。
“我們在證據上扎實取證，嚴格審核證據來源的合法性。針對李某萍挪用和貪污公款等證據材料，還委托司法鑒定機構進行了司法會計鑒定。”辦案人員介紹，在運用每種調查措施時，調查組都做到于法有據，適用正確，并對工作流程不斷進行細化，建立和完善了辦案安全保障機制、公安機關與檢察院配合監委查辦案件工作意見等，為規范工作劃好“跑道”。
隨著調查深入，被調查人李某宏對自身問題認識深刻，承認其有行賄行為，因情節較輕，思茅區紀委、監委對其留置34天后，于4月17日解除留置措施。對蔣某某和李某萍兩起留置案正在依紀依法開展，并讓案件審理部門和檢察院公訴部門提前介入，對案件的事實、證據、程序以及取證來源是否規范等進行同步審核，使證據鏈形成閉環。
3起留置案中，有行賄的老板、有貪污挪用公款的出納、有收受他人錢物的執法人員，這既是加強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的生動實踐，更是進一步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對腐敗犯罪“零容忍”的有力震懾。（伍曉慧 高彩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