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2日，北京市監察委員會對北京政法職業學院原副院長潘軍予以立案調查并采取留置措施；9月初，將潘軍案移送檢察機關。
2017年9月11日，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對潘軍執行逮捕。
2017年11月12日，北京市第三人民法院一審宣判潘軍犯受賄罪、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八個月。
這是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啟動后，北京市監察委員會第一起自辦的留置案件。
涉刑內容和違紀內容如何一并審理？
“2016年下半年，在改革試點工作啟動前，北京市紀委原第一紀檢監察室對潘軍立案審查，當時發現的是別的違紀問題，在談話中，潘軍無意間交代了自己一套房產問題，并稱房款已交。經查，他是在接受組織談話后才補交了房款。”北京市紀委監委第九紀檢監察室副主任竇曉濤介紹。
當時恰逢改革試點工作啟動，原第一紀檢監察室直接將這一問題和其他違紀問題一并移交審理部門。審理部門認為潘軍的這一行為已涉嫌職務犯罪，在改革到位后第一時間將此案移交給了新組建的第九紀檢監察室。
第九紀檢監察室迅速對此案展開調查，很快就查清了潘軍受賄和貪污的主要犯罪事實，并將此案移送審理。
審查處理黨員、黨組織違犯黨的紀律的案件，是《黨的紀律檢查機關案件審理工作條例》明確的案件審理工作任務。
而對于黨員涉嫌犯罪的，其涉刑部分內容應如何審理？這成為國家監察體制改革過程中，擺在案件審理部門面前的一大現實問題。
“改革之前，我一直在紀委工作，寫慣了違紀案的審理報告，面對黨員監察對象同時存在涉嫌職務犯罪的，起草審理報告突然覺得無從下筆。畢竟無論是在違紀問題的審理報告中寫涉刑內容，還是在涉刑審理報告中寫黨紀內容，都是不妥當的。”北京市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一位干部回憶當時的情景。
履行一套程序 形成兩份報告
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
面對案件審理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既不能等也不能靠。北京市紀委監委堅持實踐探索在前、總結提煉在后，探索實行執紀執法“一程序兩報告”模式，并將行之有效的改革舉措固化為制度。
“經過初步核實，對黨員監察對象同時存在違紀問題和職務違法犯罪問題的，執紀審查部門應同時啟動黨紀和政務立案，并在同步審查調查終結后，一次性移送至案件審理部門。”北京市研究制定《北京市紀檢監察機關監督執紀工作規則（試行）》，明確要求案件審理部門同時開展全案審查后，分別就全部違紀事實和涉刑事實形成兩份審理報告，一并提交紀委常委會議和監察委員會委員會議討論。
北京市監委委員、市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主任張麗紅說：“在北京政法職業學院原副院長潘軍案中，我們就同時出具了《關于潘軍嚴重違紀案的審理報告》《關于潘軍涉嫌職務犯罪案的審理報告》及《北京市監察委員會移送起訴意見書》。”
“這種做法構建起了統一決策、一體化運行的執紀執法權力運行機制，實現了執紀審查和依法調查工作的有序對接、相互貫通，強化了黨對反腐敗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北京市紀委監委有關負責人表示。
制度優勢逐步轉化為治理效能
“對黨員違紀問題的審理報告，應當體現黨內審查特色，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認定違紀事實性質，分析被審查（調查）人違反黨章、背離黨的性質宗旨的錯誤本質，反映其態度、認識及思想轉變過程。”
“對涉嫌職務犯罪需要移送檢察機關的，應就涉刑部分單獨撰寫涉嫌職務犯罪案的審理報告及移送起訴意見書，突出法言法語，并比照刑事審判的標準，對職務犯罪主體、涉嫌犯罪構成、有關量刑情節等進行規范表述，以滿足刑事訴訟的需要。”
為規范案件審理審核工作、規范兩份報告的撰寫，北京市制定《北京市紀委監委審理違紀違法案件工作流程（試行）》，將執紀執法“一程序兩報告”模式進一步以制度形式固化下來。
該模式在北京市區兩級紀委監委全面推行。“通州區宋莊鎮翟里村原黨總支書記、村委會主任鄧學東貪污村集體拆遷補償款、職務侵占村集體資金案，涉案金額2000余萬元，是通州區近年來查辦的案情最重大的案件。”通州區紀委監委有關負責人介紹，此案中也履行了一套程序，同時出具了《關于鄧學東嚴重違紀案的審理報告》《關于鄧學東涉嫌職務犯罪的審理報告》。
“執紀執法‘一程序兩報告’模式，是北京市推進國家監察體制改革以來一項創新性舉措，體現了紀在法前，實現了紀法有效貫通。”張麗紅介紹，對黨員監察對象同時存在違紀問題和職務違法犯罪問題的，履行一套程序，形成執紀審查、職務違法犯罪調查兩份報告，審理部門對兩個報告同時審核，黨紀處分和政務處分并行不悖，對涉嫌職務犯罪的，將調查結果移送人民檢察院依法審查、提起公訴，取得了良好的實踐效果。
“以潘軍案為例，從留置到逮捕，再到審判，一共只用了短短5個月，辦案效率大大提高。而在改革之前，‘兩規’后移交檢察機關的案件還要重新偵查，至少還要再用5至8個月，判決至少要一年之后了。”北京市紀委監委有關負責人表示，我們將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執紀執法“一程序兩報告”模式，在堅持中深化，在深化中發展，進一步將深化監察體制改革所形成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張祎鑫｜｜李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