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優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對巡視等工作中發現的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不堅決不全面不到位等問題，組織部門要及時跟進，對不擔當不作為的干部，根據具體情節該免職的免職、該調整的調整、該降職的降職，使能上能下成為常態?！苯?，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激勵廣大干部新時代新擔當新作為的意見》強調。
就在不久前，天津市委根據年度考核和平時了解掌握的情況，決定對在工作中存在不擔當不作為問題的5名市管干部進行嚴肅問責。被問責的市管干部中，既包括市僑務辦原主任等市直單位一把手，也有天津國際工程咨詢公司、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天津出版傳媒集團有限公司等企事業單位一把手或領導班子成員，均被免職……這樣的問責通報，傳遞的同樣是重實干重實績的用人導向。
細察天津在通報中對問題的描述，有這樣幾大情狀：政治站位不高、政治能力不強，作為單位主要負責人，領導素養不高、駕馭局面能力弱，不善抓班子帶隊伍；庸碌無為、懶政怠政，工作思路不清晰、調查研究不深入，破解困難招法不多、缺乏長遠謀劃思考、面對復雜問題畏懼無力；不敢擔當、推諉塞責，事業心、責任感不強，不研究、不推動工作，存在“守攤”“等靠”思想，服務大局意識不強……問題表現形式有很多，歸根結底的一條是不擔當、不作為。
不擔當、不作為是對事業的慢性侵蝕，其危害長久綿密。正如通報指出，“不作為不擔當絕不僅是作風問題、能力問題，更是政治問題、黨性問題、官德問題”。擔當問題為何被提升到如此高度？從通報中也可以找到答案——正是懶政怠政、缺乏擔當，致使天津市一個單位一項申請9年才見批復，長期無法推進工作；有的企業“歷史性派性”問題和上下級公司同業經營問題長期存在；有的單位隊伍渙散、思想較亂、管理混亂……種種問題內耗下，一個單位如何能夠全神貫注謀發展？個個都只守一攤、偏安一隅，全局整體性進展如何確保？可見，如果任由不擔當、不作為現象發展演變，領導干部見到困難和問題繞著走，相關單位和領域的復雜問題就可能積重難返，頑瘴痼疾就可能異化癌變，最終既貽誤改革創新發展的重要時機，又侵蝕干部群眾的奮斗成果。
向不擔當不作為現象開刀問責，是每一個黨組織的應盡之責。倘若黨組織失責不問、問責不嚴，就會形成默許和縱容，容易導致“干與不干差不多、干好干壞一個樣”“多干多錯、少干少錯、不干不錯”等錯誤思想滋生蔓延。從天津通報公布的問責對象來看，都是擔任實職的市管干部，并沒有發現腐敗問題，主要是因為思想、能力和表現不適應崗位、不匹配職責。問責釋放出明確信號：在其位就要謀其政，不能當庸官、懶官、太平官。對“占著位子、頂著帽子、混著日子、擺著樣子”的“堂上木偶”施以雷霆問責，正是對中央關于領導干部能上能下有關規定精神的貫徹落實。只有“摘帽子”“撤位子”不留情面，才能讓“優者上、庸者下、劣者汰”成為常態。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幸福都是奮斗出來的”，號召全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斗”。使能上能下成為常態，其中既包括對不作為不擔當者的懲戒，也包括對黨員干部奮斗拼搏的正向激勵。要充分發揮干部考核評價的激勵鞭策作用，強化考核結果分析運用，將其作為干部選拔任用、評先獎優、問責追責的重要依據，使政治堅定、奮發有為的干部得到褒獎和鼓勵，使慢作為、不作為、亂作為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懲戒。
新時代是奮斗者的時代，黨和人民的事業需要更多的促進派、實干家。說到底，無論對少數不擔當不作為者的雷霆問責，還是對見賢思齊、奮發有為者的引導激勵，目的都是為了激揚奮斗精神、讓責任落地生根，營造擔當作為、干事創業的良好氛圍，凝聚形成創新創業的強大合力。該以何種姿態奮進新征程實現新作為，每位黨員干部都應心中有數。（楊詩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