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廣東省廣州市紀委監委發布通報，廣州市廣播電視臺原黨委副書記，廣電傳媒集團原黨委副書記、總經理馮鐵民被“雙開”。通報中有這樣一句表述：“違反廉潔紀律，通過民間借貸獲取大額回報，影響公正執行公務”。而在之前安徽省紀委監委發布的安徽省投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原黨委副書記、董事、總經理張春雷的“雙開”通報中，也提到其“通過民間借貸獲取大額利差”。
記者注意到，今年以來，在各地紀檢監察機關發布的審查調查通報中，“民間借貸”一詞多次出現。公職人員違規參與民間借貸，一些看似正常的資金拆借背后究竟隱藏著怎樣的貓膩？
名“借”實“索”，任性借錢實是權力作祟
民間借貸，本系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資金拆借行為，但有的黨員干部卻利用職務便利，任性向企業主或管理服務對象“借”錢。
去年12月，浙江省東陽市政協原副主席樓偉龍被開除公職，其違紀違法事實中就包含“參與違規借貸”這一項。經查，樓偉龍在明知領導干部不得經商辦企業的情況下，讓其愛人注冊公司做生意等。生意虧損后，樓偉龍動起了“借款”的歪腦筋，向企業主借款幾十萬元，不但沒有還款期限，也不支付利息。樓偉龍被查處后坦言：“如果我不是領導干部，不是手中有權，誰會借錢給我呢？”
除了利用職權或職務形成的便利，向管理服務對象無息借款，有的黨員干部還以“借款”為名，行索賄之實。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原副秘書長、辦公室主任段培相利用其職權職務影響，以裝修新房、做家具為由，向企業硬性索要花梨木，并以“借款”的名義向企業要錢。
有的黨員干部把為企業服務當作謀取私利的工具，辦事前收受企業紅包、辦完后向企業索要財物、“借錢”。
浙江省杭州市國土資源局余杭分局原土地執法監察大隊科員鄭敏華，利用工作上容易抓到管理服務對象工程存在問題的便利，變相向管理服務對象“借錢”。為了規避風險，他每“借”一筆錢都會寫一張借條，妄想東窗事發時，“借條”可以成為自己的“護身符”。接受審查調查時，鄭敏華坦言：“其實我心里一直都明白，這樣‘借款’都是基于我手中的權力。”
名“貸”實“賄”，高息背后暗藏權錢交易
違規借貸行為，背后常常滲透著權錢交易的勾當。有些黨員干部認為這是一種安全的斂財方式，玩起了“花式借貸”的把戲，左手向甲企業借款，右手給乙企業放款，賺取利息差。
浙江省永康市司法局原黨組書記、局長顏鋒的犯罪之路，就是從違規借貸開始的。2006年，顏鋒明知某公司工程項目中存在材料不齊等問題，仍以提前通知、帶隊審計等方式幫助企業過關。對顏鋒精心安排的“走秀式”審計，企業主也對其“投桃報李”，以月利3分向顏鋒“借款”200萬元。在不到10個月內，向顏鋒支付利息58.3萬元。嘗到甜頭的顏鋒在隨后的工作中更加膽大妄為，甚至擅自出借集體資金牟利。
“公職人員違規參與民間借貸，既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滋長了不正之風，也影響了經濟社會秩序，加重了企業負擔。”浙江省紀委監委黨風政風監督室主任葉強說。
在廣東省深圳市查處的一起案件中，企業老板周某為與龍崗區發改局循環辦原主任鐘某等人搞好關系，以2％至5％的月息向鐘某等5人“借款”289萬元，支付利息近50萬元。周某表示，向鐘某等人高息“借款”，就是為了拉攏關系。
“此類案件中，很多人自認為有借貸這層關系作掩護，收得安心，送得放心，在接受調查時，也會拿借貸來做借口。但結合主觀動機、客觀行為來看，這類行為本質上和送錢送物沒有區別，輕則違紀重則違法犯罪。”龍崗區紀委監委相關負責人表示。
扎緊制度籠子，壓縮借貸行為中的尋租空間
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八章第九十條規定：“借用管理和服務對象的錢款、住房、車輛等，影響公正執行公務，情節較重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通過民間借貸等金融活動獲取大額回報，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依照前款規定處理。”
整治黨員干部違規借貸問題，需要從紀律角度出發，通過建章立制明晰界限，用制度約束國家公職人員在借貸中的行為。湖南省張家界市紀委監委印發《關于嚴禁國家公職人員參與違規借貸活動的規定》，嚴禁國家公職人員與管理、監督和服務對象發生借貸關系獲取利益；嚴禁國家公職人員利用職權或職務上的影響，在民間借貸活動中謀取利益；嚴禁國家公職人員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其他特定關系人與國家公職人員的管理、監督和服務對象發生借貸關系獲取大額回報。《規定》印發后，該市共有42734名國家公職人員就借貸情況按要求進行了填報，涉及借貸本金1.16億元。
去年9月以來，浙江省開展了領導干部違規借貸專項治理，以全省各級機關、人民團體、事業單位、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中層以上干部，縣級領導班子成員及縣（市、區）委管理干部，以及上述范圍內黨的十八大以來退休的領導干部為重點，重點治理無息、低息向他人借款或高息出借資金等形式的借貸行為。開展專項治理以來，僅永康市就發現違規借貸17人次，合計清退違規收益60余萬元。（田國壘 顏驚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