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80年代。對于食不果腹、草根樹皮充饑、衣不避寒的艱難歲月，我的了解止于祖父輩一遍又一遍的講述。但是對于九十年代物質匱乏的貧窮，我卻是有著極為深刻的記憶。
印象里，祖祖輩輩都是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辛勤勞作者。天剛蒙蒙亮，大人們就要出工了。耕種莊稼的季節，有牛的人家就用牛犁地，沒有牛的人家就自己一鋤頭一鋤頭地挖，松好了土再種莊稼，往往種一季莊稼，要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種完莊稼，每日到很遠的山上砍柴，然后一捆一捆，頭頂著烈日，汗流浹背地背回家里。或者去山腳下尋找可以用作莊稼肥料的雜葉，割好捆好后背回家放在牛圈里，混著動物糞便發酵，待下一季種莊稼時再背到地里做肥料。
莊稼收割的季節，是村里人最忙碌的季節。種莊稼要看天，收莊稼的時候也要看天搶著收。鄉親們相互幫工，一起收莊稼，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在昏黃的燈光下，打麥子、剝玉米、加工茶葉。大人們就那樣日復一日地重復勞作著。除了賣一點茶葉，賣一樹梅子，賣幾只老母雞，年底賣一頭年豬以外，村里的人幾乎見不著現金，都是自種自食。
我記得很小的時候，家里的主食是用玉米面做出來的面果，很糙，很難下咽。煮出來的青菜里，可見的油星子只有很小的幾個圓點。好一點的，可以吃小麥面粉做出來的飯。而米飯，則是逢年過節才吃得到的美味佳肴。至于肉，那是很難吃得到的，一般家里來客人或是過節才煮一點吃。稍微好過一點的人家，做菜的時候給孩子的飯加一點油水，那是孩子們最愛的“油水泡飯”。小時候最盼望的事情就是跟著大人去做客了，因為可以吃到米飯和肉，有時候還可以吃到水果糖。
村里無論男女老少，衣著都是破爛的，要么是屁股打著一大塊補丁，要么是膝蓋、衣領、袖口處打著補丁。更貧窮一點的人家，每一件衣服都是縫了又縫，補了又補。父母穿了給孩子穿，哥哥姐姐穿了給弟弟妹妹穿，直到不能再穿為止。一年里頭，快過年了，家里才會算了又算地拿出十幾塊錢給老人、孩子置辦一兩件新衣服。大人往往兩三年才舍得買一套。
貧窮最直接的影響還體現在教育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因為地處偏遠，計劃生育政策執行的并不是很嚴格，所以一家有三四個孩子的情況很普遍。家里困難，父母拿不出學雜費，很多孩子都讀不起書。有些讀完小學就回家幫忙干活了，上初中的很少。所以很多人不識字，也就談不上有文化。九十年代，學校里開辦了幾批掃盲班，大人吃了沒有文化的苦，對“孩子得有文化”的意識強烈起來。到我讀初中的時候，開始普及九年義務教育，農村孩子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
小時候，住的是土墻瓦片木柱建成的土坯房，講究一點的人家會在墻外刷一點石灰。沒有單獨的廚房。一般一家人兩間房子，一間正房，一間地樓。正房三閣，左右兩閣煮飯和供老人住，中間的堂屋供奉家神，擺放家具。地樓底層關豬、牛、羊，上層住人。二十世紀初，陸續開始有人家建蓋起磚房，房子裝修逐漸好起來。到后來，村民們又蓋起了樓房。
日常里人們賣東西、買東西要去到近百公里外的鄉街。交流物資的時候，大人們往往天還未明就得起來準備，然后穿著草鞋背著籃子，花一個早上的時間去到街上，買賣完成以后再花一個下午的時間回來。趕一趟街，往往要一整天，到家已經天黑。
約是九七、九八年前后，村里有了第一條公路。狹窄的公路鋪通后，村里男女老少高興了很長時間。通車那一天，大家放下手中的農活，伸長了脖子，等待掛著大紅花的拖拉機搖搖晃晃的顛簸來，驚嘆著、談論著、高興著。到需要上街的時候，大家就你挨著我，我擠著你，站在拖拉機車廂里，一顛一簸一路搖晃著去。
后來，日子開始漸漸好過起來。村里守著田地過日子的生活方式開始改變，有人開始外出打工、有人開始學著做生意、有的人家開始經營小賣部，村民的收入來源多起來。人們的生活好起來了，每頓飯菜品多起來了，衣服穿著干凈亮麗起來了；稍微富裕一點的人家安裝了電話座機，玩起了PP機、手機；2000年的時候，村里有人陸續買了摩托車，然后是貨車、面包車，到后來的轎車、越野車；家里的黑白電視換成了彩色電視，小電視換成大電視；種地也不用人再使力把氣勞作，而是機械化操作了。
現如今，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老百姓過上了好日子，貧困的父老鄉親也在黨的脫貧攻堅政策惠及下，擺脫了貧困。公路已經硬化到家門口了，生活好起來了，房屋更亮堂了，生病住院可以去省市縣的醫院治療也不用擔心醫藥費，孩子上學不用愁，外出快車、飛機都可以選擇。“這要是在過去，我哪里敢想象能過上這么好的日子喲！”我的一位爺爺如是感慨。
“要感謝共產黨啊，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幸福的共產黨員是無上光榮的，你是我們這里的第一個女大學生，你一定要加入共產黨，要把你的力量奉獻出來。”指引我入黨、擔任過生產隊大隊長的老人曾經語重心長地跟我講。斯人已逝，信黨、愛黨、愛國的話語尚在耳邊。接續前人的信仰，新時代的偉大征程已在腳下。（羅曉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