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的話：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70年砥礪奮進，70年滄桑巨變。中國的快速發展讓人驚嘆，也讓人思索：是什么樣的力量推動中國走到今天，是什么樣的原因讓中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
今天的中國是一個立體的中國，是一個有底蘊的中國，是一個有故事的中國。只有當我們真正了解了中國的過去，了解了一個民族怎樣走到今天，我們才能更清醒地感知中國將怎樣走向明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不僅要讓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國’，還要讓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讓世界知道‘發展中的中國’、‘開放中的中國’、‘為人類文明作貢獻的中國’。”本刊從即日起推出“讀懂中國”系列訪談，邀請知名專家學者從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哲學等角度，用國際視野、歷史視角、戰略眼光，解讀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
嘉賓簡介：
張維為，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國家高端智庫理事會理事，曾任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他擔任過鄧小平和其他中國領導人的英文翻譯，以中英文發表過大量關于中國改革和發展模式的文章，著有《文明型國家》和“思考中國三部曲”系列（《中國觸動》《中國震撼》《中國超越》）等。2019年1月，大型思想政論節目《這就是中國》播出，目前已播出了26集。張維為作為主講人以答疑解惑、討論辯論等形式，向觀眾展現了中國制度、中國理論、中國道路、中國文化的優勢和先進性。
大變革時代是一個需要思想和話語的時代
記者：東方衛視今年播出的思想政論節目《這就是中國》，以“演講＋問答”的方式答疑解惑，受到廣大觀眾的認可和喜愛。您作為主講人，錄制這個節目的初衷是什么？節目如此受歡迎，您覺得成功之處在哪兒？
張維為：我們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這個節目的初步成功，印證了我們的判斷——大變革的時代是一個需要思想和話語的時代，也是一個能夠產生思想和話語的時代。
大變革時代，大家關心的問題思考的問題自然更多，我們應該回應這些關切和思考，努力向公眾提供好的思想和話語產品。
這些年來，我們堅持把中國道路研究和中國話語研究做實、做透，做到經得起國際比較。我們把解構西方話語、建構中國話語作為重中之重的工作來做，并取得了不少突破。這使我們做這個節目有底氣，很自信。
我們主張中國話語的建設應該成為一個生機勃勃的事業。在這個節目中，我們堅持了一條：真實的觀眾，真實的問題，不回避任何尖銳的問題。應該說，這個節目基本做到了多數觀眾愿意看、有感覺、能共鳴。
我感到特別高興的是，這個節目贏得了中國廣大年輕受眾的歡迎，在年輕人特別關注的B站（嗶哩嗶哩視頻彈幕網站）上的評分是9．7。從大數據可以看到，以90后為代表的中國年輕一代非常愛國，非常愛思考。年輕一代是國家的未來，我們應該為他們提供高質量的、有溫度的精神產品。
記者：您在演講中以翔實的數據、鮮活的案例告訴我們“中國正在崛起，中國人要自信”。但我們深知，中華民族在實現偉大復興的征程中會面臨各種風險挑戰，我們應該怎樣堅定自信？
張維為：中國人看問題是辯證的，“危”也是“機”，中國崛起的過程不就是一個不斷戰勝各種危機和挑戰的過程嗎？
比方說，十來年前，春運還是我們最頭疼的問題之一：一個月時間里，數十億人次上路，給我們的交通運輸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挑戰。但隨著高鐵“八縱八橫”的建設，隨著“一部手機，全部搞定”，出行變得如此方便。現在春運已經成了展示中國作為“文明型國家”的一張亮麗名片：一個月的時間內30多億人次上路、百姓對家的掛念，中國人濃濃的家國情懷、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等等。
有了過去70年取得的成就和經驗，有了我們自己探索出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我們的前景只會越來越好。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西方主流政治學者、主流媒體人、主流智庫的指導思想還是“西方中心論”，還是“歷史終結論”。只要中國的做法和西方的做法不一樣，中國就是不對的，中國就要走衰，中國就要崩潰。然而，“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迅速而全面地崛起，中國人民生活水平跨越式提高，中國加快了邁向世界政治和經濟舞臺中央的步伐。坦率地說，這是一個超亮麗的成績單，世界上其他國家、其他政黨拿不出來。
用國際視野看待“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記者：您提出“文明型國家”概念，并將中國定義為“文明型國家”，您認為“文明型國家”有哪些特征？
張維為：如何從整體上把握中國一直是我思考的問題，“文明型國家”的敘述可以較好地做到這一點。“文明型國家”指的是一個延綿不斷長達數千年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幾乎完全重合的國家，即中國。
如果歷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兩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都能夠延續至今，并實現現代國家的轉型，那么它們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國家”，但這種機會已經不復存在。如果當初古羅馬帝國沒有四分五裂，并能通過現代國家的轉型，那么歐洲也可能是一個相當規模的“文明型國家”，但這只能是一種假設。如果今天數十個國家組成的伊斯蘭世界，能完成傳統與現代的結合，并整合成一個統一的國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個十億人口規模的“文明型國家”，但今天看來這也是無法實現的愿景。
“文明型國家”的最大特征是“四‘超’”：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承，超豐富的文化積淀。這是一種不同性質的國家，其發展有自己的規律，其治理方法也只能是獨特的。
我一直說，中國模式的主要特點，如實踐理性、民本主義、漸進改革、混合經濟等，都有中華文明的淵源，特別是人口、地域、傳統、文化這四個“超級因素”大致規范了中國道路的獨特性，規范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路徑依賴，規范了中國模式的所有特點。
記者：您有一個觀點“一出國，就愛國”，引起留學生和海外華人的共鳴。作為走訪過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學者，您認為應該如何在國際視野中解讀中國崛起、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
張維為：我覺得，研究中國道路和中國崛起，放在國際比較中能看得更為清楚。我們可以把世界上的國家分成三大類：第一類是發展中國家，第二類是轉型經濟國家，第三類是西方國家，然后進行比較。
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最大的挑戰是消除貧困。過去40年，按照聯合國的統計，世界上80％左右的貧困是在中國消除的。與轉型經濟國家比較，我們取得的成績超過這些國家成績的總和。與西方國家比較，實際上有不少地方我們走在他們的前面了。我們可以把中國成功背后的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也提煉出來進行比較，比方說，中國道路下的規劃能力、執行能力、改革能力等都比西方體制強，這可以解釋為什么我們做得比較好。
我不是說我們各個方面都很好，我們還有很多問題，但是今天的中國確實已經沒有必要仰視西方了。我們應該平視西方，當然也沒有必要俯視人家。我們一些地方不如人家，但確實在很多地方做得比人家好了，甚至好很多。這給我們帶來了自信。
記者：我們現在經常講，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結合現在黨內開展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如何深化理解“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
張維為：與西方的“部分利益黨”截然不同，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整體利益黨”，背后是中國源遠流長的政治傳統。歷史上我們的傳統就是統一的執政集團，我覺得這種政治文化傳統決定了，如果中國的執政黨也像西方政黨那樣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的話，這個政黨將被人民拋棄。這是我從文明型國家的角度，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傳承，對這種歷史傳統基因的一個解釋。
中國共產黨的決策機制，包括廣泛的協商民主和“新型的民主集中制”，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樣一種決策機制，能夠比較好地統籌不同利益團體的訴求，實現人民整體和長遠利益的最大化。
今天的中國已經形成一種“謀定而后動”的共識，我們看到的一個接一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制定和執行，就是很經典的案例。從國際實踐的比較來看，中國決策機制的質量總體上高于西方。西方人經常感嘆說，我們的公司都有規劃，短期的、中期的、長期的，但國家幾乎都沒有這樣的規劃。
我覺得英文中有個表述非常好，叫做“the institution”，就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把黨建設好，是我們事業成功的關鍵所在，否則中國可能又會回到一盤散沙、四分五裂的境地。面對前所未有的各種挑戰和任務，我們一定要堅持“黨要管黨”，在這個過程中解決黨自身存在的許多問題，要實現干部的清正、政府的清廉、政治的清明，確保黨成為我們事業發展的堅強領導核心。
中國崛起需要建構中國話語
記者：您的著作“思考中國三部曲”系列（《中國觸動》《中國震撼》《中國超越》），被認為是與西方話語交鋒、建構中國話語的獨特嘗試，并且您很早就在呼吁“講好中國故事”。這些是出于什么考慮？
張維為：中國崛起一定要有自己話語的崛起，否則你做對的事情也會被解釋成做錯了。中國話語的崛起需要原創性理論研究和話語研究的突破，這包括從源頭解構西方話語，建構中國話語。
官方話語很重要，可以說是中國道路的定海神針。但目前西方話語仍在國際上暫時處于強勢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在中國社會日益開放和新媒體迅速發展的形勢下，我們僅有官方話語是遠遠不夠的。
學術的、民間的、國際化的中國話語建設必須齊頭并進。總體上看，學術話語比較中性，有利于我們與外部世界溝通，也有利于我們從源頭上解構西方話語，建構中國話語；民間話語比較接地氣，有利于我們解決話語脫離群眾，包括“黨八股”和“洋八股”等問題；國際化的話語也很重要，我們要以外部世界能夠聽懂的話語和外部世界打交道。
在一個更大的范圍內，我們要通過原創性的中國話語建構，從根本上動搖西方話語對中國的主流敘述。我們要打好學術話語、大眾話語、國際話語的組合拳，《這就是中國》就是這樣做的，從效果來看是好的。
記者：我們應該怎樣建構中國話語，讓世界更好地讀懂中國的政治制度？
張維為：現在我們看到國際競爭日益激烈，我認為政治制度競爭無疑是一個關鍵。在這個競爭中，我覺得我們可以提煉出三條標準，這也可以說是用一種中國話語，來進行跨黨派、跨國家的比較。
第一，這個國家有沒有一個能夠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或者政黨。如果有的話，這個國家可能就有更大的競爭力，勝出的可能就比較大；如果沒有，走衰的可能就比較大。坦率地說中國是有的，就是中國共產黨。
第二，是看一個國家是否有足夠的改革能力。中國需要改革，西方國家也需要改革。但現在看來，好像只有中國能夠真正地推動改革，為什么？因為改革是要破除既得利益的，而破除既得利益需要有能夠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來推動，否則改革很難進行。
第三，就是看一個國家的決策力和執行力。中國共產黨采用的是協商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方法來進行決策，所以它的決策力、決策質量總體上明顯高于西方國家的小圈子決策、游說集團決策和民粹主義決策的模式。我們決策的執行力應該說也是世界一流的。
這三條標準我覺得可以構成一種中國話語、中國標準。我們可以用它來衡量評判世界各國的政黨制度和政治制度，這同樣有利于我們更好地堅定“四個自信”。（姜永斌 徐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