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良不“守良”
——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原黨委書記、理事長高守良嚴重違紀違法案剖析
高守良，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原黨委書記、理事長，曾任北京市糧食局副局長、北京市監事會工作辦公室專職監事、北京市國有企業監事會主席等職務。2018年8月，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立案審查調查；今年3月，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并被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提起公訴。衛世雄 攝
為一己私利，他將數億資產以期權投資的名義借給連年虧損的公司。
為獨攬大權，他經常說，“我說的話，你們必須無條件地服從”。
為對抗調查，他先后與16名涉案人員單獨見面，把受賄編造成借款或委托投資的謊言……
他就是高守良，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原黨委書記、理事長。
提起高守良，北京市國資系統“無人不知，無人不曉”。1961年出生的他，從北京市西郊糧庫的普通職工干起，在糧食系統工作多年，一路升遷，曾擔任北京市西郊糧庫黨委書記、總經理，北京市糧食局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副局長，北京市國有企業監事會主席等職務。1993年，年僅32歲的他走上副局級領導崗位；2013年，成為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黨委書記、理事長，大權在握。也就是從那時候起，高守良的人生開始大幅度偏離正軌。
2018年8月，高守良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北京市紀委監委的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經查，高守良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違反組織紀律，違反議事規則和“三重一大”制度，不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違反廉潔紀律，收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禮金，在分配、購買住房中侵犯國家、集體利益；違反群眾紀律，對待群眾態度惡劣、簡單粗暴；違反工作紀律，濫用職權，致使公共財產遭受重大損失；違反生活紀律，違反社會主義道德，追求低級趣味；違反國家法律法規。
今年3月，高守良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并被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提起公訴。
“做夢都沒想到，我會走到今天這一步。”面對審查調查人員，高守良泣不成聲。然而，做夢都沒想到的事，卻在現實中實實在在地發生了……
欲望畸形，單筆受賄3000萬元——
“掙幾百萬要擔風險，掙幾千萬也要擔風險。同樣是擔風險，那就掙個幾千萬吧”
2017年冬的一個晚上，北京航天橋的一個公交車站旁，一名身著深色長款羽絨服、帽檐低垂的女子，正緊張地留意著駛過身旁的一輛輛汽車。不久，路邊停下一輛車，兩名男子從車上下來，開始用手機撥電話。隨即，這名女子的手機響了起來。雙方核對手機號后，確認身份無誤，兩名男子從后備廂取出3個行李箱，交給了這名女子。
整整1000萬元現金，在夜色下完成交接。收錢的女子姓高，高守良的大女兒。正是在父親的一手安排下，她成了那個冬日夜晚丑陋交易的操盤手。
這1000萬元只是高守良在某房地產項目中獲利的一小部分。該項目位于北京市西四環中路，由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和北京某公司共同開發建設。
在項目籌劃階段，高守良就向中間人林某提出，要從這個項目中獲利5000萬元：“這個事，掙幾百萬要擔風險，掙幾千萬也要擔風險。同樣是擔風險，那就掙個幾千萬吧。”
急于得到項目的該公司負責人唐某馬上答應了高守良的要求。很快，市供銷合作總社與該公司達成開發意向。但在簽署正式合作協議前，高守良提出要先支付給他第一筆錢——1000萬元人民幣，而且必須是現金。錢不到，協議便不簽。于是，便有了前面那一幕。
在收到第一筆錢之后，高守良又要求對方以轉賬的方式，將3000萬元人民幣轉到由他實際控制的某公司。
“在這個過程中，高守良將他對金錢的畸形欲望表露得淋漓盡致。”審查調查人員告訴記者，高守良任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一把手時，已是黨的十八大之后，可他依然不收斂、不收手，那筆3000萬元的轉賬就發生在黨的十九大召開前兩天。
“高守良涉案金額特別巨大，造成的損失特別嚴重，作案手法隱蔽，犯罪情節惡劣，案情復雜，涉案人數多，這些都說明高守良貪婪成性，甚至達到了瘋狂的程度。”北京市紀委常委、市監委委員王向明告訴記者，在真金白銀面前，高守良無所不用其極，徹底淪為金錢的奴隸。
經調查，高守良涉嫌受賄近1.8億元人民幣（其中，1.1億元未遂），涉嫌貪污164萬余元、巨額財產來源不明2000余萬元。
“我內心深處認為，共產黨人不是‘苦行僧’，不可能做到大公無私，不可能脫離低級趣味。”高守良這樣剖析自己墮落深淵的原因，“事事想回報，認為自己從合作伙伴那里拿些好處、占點便宜，他們也沒吃虧，自己很心安理得。”
專橫跋扈，搞“一支筆”“一言堂”——
“他說你對就對，說你錯你就錯了”
專橫跋扈，是同事們對高守良的一致印象。
“他說你對就對，說你錯你就錯了。”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一工作人員說。在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高守良大搞“一支筆”“一言堂”，儼然把單位變成了自己的“獨立王國”。
2014年8月，在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常務理事會第15次會議上，通過了“某公司重組項目用款及擔保”的議題，決定為某公司提供4億元信用擔保。
“這個項目是臨時上常務理事會的，我作為班子成員，連這個公司的名稱都沒聽清楚，他直接就決定了，更別提科學論證、科學決策了。”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黨委副書記表示。
在此之前，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以期權投資的名義已累計借給該公司5000萬元。而在錢借出去不久，審計部門就發現，該公司連年虧損，連利息都已支付不起。
高守良得知這一消息非常生氣，但當該公司負責人郜某某遞上一份500萬元股權承諾函后，一切都變了。高守良不顧市供銷合作總社常務理事會的反對，又向該公司追加投資1億多元，由市供銷合作總社投資管理中心為該公司非公開發行4億元私募債券出具擔保函，并簽訂擔保協議。
經鑒定，在該項目中，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共有4.6億多元最終無法收回。
高守良擔任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一把手的這些年，由于其隨意決策、獨斷妄為，總社負債率增長了9倍。截至2018年底，負債金額已達182.76億元。
“企業投資必須符合規章制度的要求，比如，要上會研究、要風險評估、要事先審計，土地出讓必須要經過招拍掛……但是，這些在高守良那里都不需要。”審查調查人員告訴記者，高守良甚至連下屬企業的運行執行情況都不讓監事會參與，人為地把監事會弱化、虛化、邊緣化，導致供銷合作總社內部監事體系難以發揮實際作用。
除了在常務理事會上搞“一言堂”，高守良對待下屬更是頤指氣使、盛氣凌人。
“在工作中，只要是同事們的行為稍不合高守良的心意，輕則訓斥、重則辱罵。”據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一些干部職工介紹，在高守良的批示中經常出現“廢物”“白癡”這樣的語言，有時他甚至連基本形象都不顧。
“他經常喝酒，喝完酒就罵人。”這是高守良曾經的同事說得最多的一件事。在一次酒后，高守良半夜11點召集研究室全體人員開會，主要議題就是“罵人”。
在高守良看來，“一把手就應該有點霸氣”，“辱罵干部是對干部的疼愛”。
“我們跟他談話的過程中，他也經常說，他就是這個單位的家長，每個決定都是正確的，要求下屬們無條件地服從。”審查調查組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高守良作為一把手，用自己扭曲的價值取向和歪曲的從政行為，將市供銷合作總社的政治生態弄得污濁不堪，既污染了黨風政風，更敗壞了黨的形象。
對抗調查，模擬現場反復演練——
“你要是有急事的話，給我發個照片，我就給你回電話。否則，盡量不要聯系我”
挖空心思斂財的后果，高守良心知肚明。他利用曾經擔任過3年紀委書記、曾參與上級紀委專案組工作的經歷，想盡一切辦法對抗組織審查調查。
“他的反調查意識非常強，除了家庭正常收入之外，所有財產都不在自己和家人的名下。”審查調查人員介紹，在調查中，工作人員發現高守良實際控制了三家公司，這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分別是高守良的妻舅、外甥女和曾經的同事，他們要么長年不在北京，要么對經濟上的事一竅不通。讓人吃驚的是，這三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名下有公司。
“這些公司表面上看，跟我沒有直接關系。查出問題后也根本不會想到和我有關系。”高守良回憶起這些，仍自以為高明。
然而，得意的背后卻是惶惶不可終日。2017年底，北京市委巡視組進駐市供銷合作總社，高守良無法平靜了，開始精心構筑攻守同盟。
他不僅對女兒和妻子詳加叮囑，還把留在手上的證據材料交給女兒銷毀，甚至切斷了父女之間的正常聯系。
“他說，你要是有急事的話，給我發個照片，我就給你回電話。否則，盡量不要聯系我。”高守良的大女兒坦言。
這只是第一步。為了應對調查，高守良絞盡了腦汁。他先后與16名涉案人員單獨見面，把受賄編造成借款或委托投資的謊言，還和涉案人員模擬調查現場，反復演練。
然而，一切都是徒勞。在確鑿的證據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下，高守良的腐敗路徑一點點地清晰起來。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無論你手段多么高超，無論你做得多么隱蔽，小伎倆都是不能跟強大的組織對抗的。”高守良表示。
“四個意識”個個皆無，“六項紀律”項項違反。不該做的事，他處心積慮、費盡心機；應該做的事，卻敷衍了事、毫無作為。“高守良當了多年的領導干部，尤其作為黨委書記，連‘四個意識’都說不上來，想了半天才編出一個‘自律意識’。”北京市紀委監委工作人員說。
“我的罪行給黨、給市供銷合作總社抹了黑，帶來了損失。同時，也給家庭帶來了巨大的傷害。我是組織、家庭的罪人，這種罪，今生是贖不完的！”即將面對法律懲處的高守良如今頓悟，卻為時已晚。（郭云峰 鄧煒晴）
翻開高守良的工作簡歷，32歲就走上副局級崗位，本可以大有作為，為何卻走向違法犯罪的深淵？剖析這一典型案例，就是要警示廣大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從中汲取教訓、引以為戒。
扭曲的價值觀是重要誘因。高守良坦言，他知道沒有黨組織的培養，就沒有他的工作成就和幸福生活，但內心深處卻認為，共產黨人不是“苦行僧”，不可能做到大公無私，不可能脫離低級趣味。所以，他雖然常常在口頭上講黨性、講覺悟、講奉獻，但一遇到具體事情，特別是在“房子、位子、票子”問題上，就盲目攀比，心理失衡，事事想回報，就想在與他人的合作中拿些好處、占點便宜。理想信念喪失了、黨性覺悟沒有了，政治上變質、經濟上貪婪、道德上墮落、生活上腐化也就不足為奇了。
錯位的權力觀令他瘋狂。高守良在擔任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一把手期間，大多數人對他的評價是專橫跋扈、盛氣凌人，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對權力的錯誤認知。因為手握重權，他飄飄然了，認為“一把手就應該有點霸氣”“辱罵干部是對干部的疼愛”，所以他工作方法簡單粗暴，搞“一言堂”“家長制”，甚至視黨的紀律為兒戲，認為黨的紀律只是寫在紙上的要求，內心缺乏敬畏，自由主義泛濫，等等。加之他認為自己已經在局級崗位工作了25年，事業已到了“天花板”，最終越走越偏，嚴重偏離正軌。
高守良走到今天，除其自身原因之外，制度的不健全、監管體制的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因其集體所有制的特殊經濟性質，導致在經營決策、財務管理、部門設置、干部任免等方面出現了管理上的真空地帶，間接給高守良為所欲為提供了便利條件，他甚至多次拒絕有關部門開展審計的要求，并指使相關人員謄抄、修改黨委常委會記錄，臨時編寫黨委常委會“三重一大”事項工作紀要，以應付市委巡視組的巡視。
此案是一起典型的集體所有制合作經濟組織領導人員貪腐案，給我們的教訓是深刻的。一方面，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領導人員要堅定理想信念，牢記黨的宗旨，自覺抵制各種不正之風的侵蝕，調整心態、擺正位置，清正廉潔、無私奉獻。另一方面，對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領導人員的監督也要重視起來，不僅要壓擔子、要成果，更要加強教育、管理、交流和監督，通過深化標本兼治，正本清源、凈化生態，切實形成不敢腐的持續震懾、扎牢不能腐的制度籠子、增強不想腐的思想自覺。（瑾閩 楊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