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省調研時，提出“全面從嚴治黨”。調研期間，老黨員崔榮海握著總書記的手說：“你是腐敗分子的克星，全國人民的福星！”莊志陽 攝
1949年3月，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進入繁華城市、執掌全國政權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毛澤東鮮明提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這實際上為在全國執政后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兩個務必”提出兩個月后，人民解放軍上海警備區三營八連進駐上海，執勤于繁華的南京路。
一些人預言，上海是個大染缸，共產黨的軍隊紅著進去，不出三個月就會黑著出來。在燈紅酒綠的鬧市中，八連官兵們克勤克儉、堅守初心。他們住在舊倉庫里，睡地鋪，穿粗布衣服和老布襪子，人人三件寶：草鞋、自糊信封和針線包。連隊和各班排自備“三箱”：修理箱、木工箱和理發箱。戰士們自己動手縫補衣服鞋襪，修理桌椅板凳，互相理發，把節約下來的衣服和錢捐獻給災區人民。從“南京路上好八連”身上，上海人民看到了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艱苦奮斗的本色。
然而，也有一些黨員干部在“糖衣炮彈”面前打了敗仗、當了俘虜。
宋德貴，原公安部行政處處長。1935年加入紅軍，1936年入黨，戰爭年代曾出生入死，立下戰功。1951年，宋德貴被派往東北采購木材，結識了天津東華貨棧經理趙溪橋。趙溪橋抓住宋德貴“花錢大方，喜好奉承”的弱點，每天請他下館子，經常送錢送禮。他們在東北住最好的旅館，在北京吃最好的飯館。單請宋德貴吃飯一項，趙溪橋就花費1．6萬元。宋德貴腐化后，與奸商勾結，大肆貪污、盜竊國家資財，被判處死刑。
面對這一腐化典型，時任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在公安部大會上說，“我們內部如果有很多像宋德貴等這樣的共產黨員，還得了嗎？如果這樣，我們就有亡黨的危險”。
能否清除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的病毒，關乎黨能否鞏固執政地位、經受執政考驗。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成立中央和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發起“三反”“五反”運動，處決劉青山、張子善等一批特大貪污犯，開展整風、整黨，加強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用事實作出回答。
總結歷史經驗，1962年11月29日，鄧小平在接見參加組織工作會議和全國監察工作會議人員時明確提出，“黨要管黨，一管黨員，二管干部。對執政黨來說，黨要管黨，最關鍵的是干部問題，因為許多黨員都在當大大小小的干部”。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面對新形勢、新任務，中國共產黨人保持清醒頭腦，深入思考長期執政中如何管黨治黨問題，作出“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重大論斷，把端正黨風、嚴肅黨紀作為加強執政黨建設的頭等大事。
豐澤園，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北京有名的高級飯莊。這里一度常有“特殊賓客”光顧，一頓飯菜幾十元，而他們只付一二元，名為“吃客飯”，實為搞特權。其中一位，是時任商業部部長王磊。對這些“特殊賓客”，飯莊職工表面不敢吭聲，背地里卻常議論。
陳愛武，豐澤園飯莊青年廚師，全國勞動模范、新長征突擊手。為了“吃客飯”的事，他先后反映到飯莊黨支部、北京市服務局，都得不到解決。怎么辦？他一封舉報信寄到了中央紀委。
中央紀委立即派人調查，情況屬實，隨即向全黨發出通報。通報批評商業部部長王磊在飯店吃喝不照付費用，對陳愛武同不正之風進行斗爭的精神予以贊揚，責成有關部門整改。商業部黨組就商業系統存在的特權思想進行檢查，部長王磊寫了書面檢查，檢討自己的特權思想和錯誤行為。《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相繼進行了報道。
此事在高級干部中引起不小震動，有的認為處理過重。對此，時任中央紀委常務書記的黃克誠在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時嚴肅地說：“現在老百姓對領導干部搞特殊不滿，不就是因為領導干部不自覺、搞特殊化嗎？難道就不能批評了，不能見報了？有什么不得了？輿論監督，聽聽老百姓的聲音有什么不好？”
面對改革開放以后消極腐敗現象在一些地方和領域滋生蔓延等問題，我們黨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積極應對在長期執政和改革開放條件下面臨的各種風險考驗，將一手抓改革發展、一手抓懲治腐敗貫穿改革開放全過程。1992年10月，十四大黨章首次將“從嚴治黨”寫入總綱，“從嚴治黨”正式成為管黨治黨的總遵循和根本原則。
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高度，堅持打鐵必須自身硬，強調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2014年12月13日至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調研，第一次提出“全面從嚴治黨”，并將其提升到戰略高度，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并列提出，形成“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戰略引領征程。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不斷深化對管黨治黨規律的認識，不斷創造新的經驗，全面從嚴治黨成效卓著。
“有了全面從嚴治黨，我們才起死回生！”吉林省四平市科學技術研究院的老員工，這樣談起科研院幾年來的生死起伏。
科研院曾是四平市效益最好的生產性事業單位，很多人擠破頭想進去。然而自1998年起，先后兩任院長肆無忌憚的貪腐行為，帶壞了全院風氣。23名中層以上干部22人先后“淪陷”，職工盜竊成風，偷原料、偷產品、偷工具。領導貪腐、家底敗光、歪風盛行、人心渙散，科研院終于陷入長期停產停工、負債8000余萬元的境地。員工大規模集體上訪，甚至有黨齡20年的老黨員因太失望而提出退黨。“如果沒有全面從嚴治黨的大環境，科研院就徹底完了！”時任四平市委常委、副市長徐紹剛回憶說。
黨的十八大后，雷霆萬鈞的全面從嚴治黨之勢下，科研院的“污染源”被全面鏟除：2016年5月，已調離兩年的原院長董衛東接受審查；8月，原院長程曉民受到留黨察看、撤職處分，科研院原班子除一人外全部撤職，所有中層干部全部撤職；9月，科技局原局長調離、駐局紀檢組長被勒令辭職。
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只是表，黨的觀念淡漠，黨的領導虛化、弱化，黨的建設缺失，組織渙散、紀律松弛才是里。科研院新班子認識到，肅貪反腐只是“止損”，關鍵還得“立”，得把企業救活，讓職工重新過上好日子。
加強黨對科研院的全面領導，重拾群眾信任、改變干部職工精神狀態，精簡機構、選舉各部門負責人和職工監督員，調研市場、修復設備、謀劃恢復生產，一系列正本清源之舉下，科研院再現干事創業的清正風氣。2016年，停產三年的科研院重新開工。曾經的上訪帶頭人于飛為了給院里節省2000塊錢，58歲仍爬到車間房頂維修電路；年屆六十、即將退休的劉偉亭，一頭扎進生產車間搞技術革新；曾提出退黨的常文，不但主動交納黨費，還時時關心企業生產。領導帶頭、黨員爭先、職工奮發，科研院邁開了鳳凰涅槃的腳步。
全面從嚴治黨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了堅強政治保證，贏得人民群眾衷心信任和擁護。“越到基層、越到群眾中間，對這一點體會得越深。全面從嚴治黨，真的一點都不能退、一點都不能松！”徐紹剛說出了科研院干部職工的共同體會。
全面從嚴治黨是一場自我革命。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全面從嚴治黨擺上戰略布局，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相統一，堅持使命引領和問題導向相統一，堅持抓“關鍵少數”和管“絕大多數”相統一，堅持行使權力和擔當責任相統一，堅持嚴格管理和關心信任相統一，堅持黨內監督和群眾監督相統一，推動破解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解決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帶有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的問題，黨在革命性鍛造中更加堅強，煥發出新的強大生機活力。
“在全面從嚴治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有差不多了，該松口氣、歇歇腳的想法，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勞永逸的想法，不能有初見成效就見好就收的想法。”黨的十九大后，習近平總書記回應黨內和群眾期盼，要求深刻認識黨面臨的“四大考驗”的長期性和復雜性，深刻認識黨面臨的“四種危險”的尖銳性和嚴峻性，堅持問題導向，保持戰略定力，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
勇于自我革命、從嚴管黨治黨，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九十多年奮斗歷程中，我們黨為什么能夠在各種政治力量反復較量中脫穎而出？為什么能夠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們黨始終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一次次拿起手術刀來革除自身病癥，一次次靠自己解決了自身問題。
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中國革命勝利時，黨中央向領導干部提出三點要求，一是時刻不能脫離群眾、自覺接受人民監督，二是永遠不能驕傲自滿、始終艱苦奮斗，三是時刻防范糖衣炮彈、永葆政治本色。這三點，沒有過時。（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韓亞棟 李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