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擺布職責更傾向于行政業務，覺得只要把業務做好就行；如今，履行全面從嚴治黨政治責任是抓好各項工作的有效抓手。”“過去，找一個干部談話，覺得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如今，提醒成為日常、經常工作。”這是夯實黨組織全面從嚴治黨政治責任帶來的明顯變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黨員領導干部越來越多，被動履職的越來越少；從講政治高度履行“一崗雙責”的越來越多，對政治與業務關系認識模糊的越來越少。
夯實管黨治黨政治責任，既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經驗，也是深化紀檢監察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對于提高管黨治黨水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積極作用。從“負擔”到“抓手”，從“了不得”到“很平常”，正是深化紀檢監察體制改革取得顯著成效的一個生動注腳。
牽住“牛鼻子”，形成全黨動手一起抓的生動局面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也是實踐的邏輯起點。
有的黨委“掛帥不出征”，黨委書記習慣當“甩手掌柜”，敷衍塞責、放任不管；有的紀委履行監督責任不到位，“種了別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有的班子成員“一崗雙責”有名無實……針對“反腐敗工作責任不清”“腐敗案件頻發卻責任追究不夠”等突出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第一次明確提出：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黨委負主體責任，紀委負監督責任，制定實施切實可行的責任追究制度。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要求：各級黨委（黨組）要切實擔負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紀委（紀檢組）要承擔監督責任。隨著實踐的發展，黨中央進一步提出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以及管黨治黨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兩個責任”的內涵不斷拓展，管黨治黨的規律性認識不斷深化。
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從山西“系統性、塌方式腐敗”、湖南衡陽破壞選舉案、四川南充拉票賄選案，到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問題、長春長生公司問題疫苗案件，一個個鮮活的問責追責案例，持續釋放了失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為黨員領導干部敲響了警鐘，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干部從中汲取深刻教訓，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自覺擔負“兩個維護”的重大政治責任，帶頭貫徹黨中央關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堅持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到哪里，監督檢查就跟進到哪里，緊緊圍繞貫徹新發展理念、實現高質量發展、打好三大攻堅戰等加強監督檢查，確保黨中央政令暢通。
北京市委制定關于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規定，嚴格對標對表黨中央決策部署，以首善標準全面從嚴管黨治黨。山西省紀檢監察機關聚焦“七個有之”問題，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在查處違反政治紀律案件的同時，嚴肅問責了一批維護政治紀律不力的黨員領導干部……
“落實管黨治黨責任，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關鍵一招。在十九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總結了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六個相統一’的重要經驗，其中一條就是‘堅持行使權力和擔當責任相統一’。各級黨組織必須把管黨治黨政治責任作為最根本的政治擔當，緊緊咬住‘責任’二字、抓住‘問責’這個要害。”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辛鳴表示。
貫通協同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強化全面從嚴治黨的合力
2018年初，上海市嘉定區房管局黨委書記、局長周志良在工作中發現，下屬房產交易中心存在簽名、材料等疑似偽造的異常情況，立即將問題線索交給紀檢監察機關。黨委、黨委書記、班子成員和紀委協同抓好突擊檢查、分頭約談和取證，最終挖出涉及該中心多名工作人員與不法中介勾結、搞權錢交易的腐敗窩案。
“出現問題不可怕，可怕的是有問題不解決。只要大家都認真起來，就沒有什么事情干不好。”周志良深有體會。
全面從嚴治黨能否見效，關鍵在主體責任這個“牛鼻子”抓沒抓住。同時，紀委履行好協助職責和監督責任也必不可少。
黨的十八大以來，上海市紀委在加大國資國企領域腐敗問題查處力度基礎上，協助市委制定《關于加強和改進市管國有企業黨風廉政建設的實施意見》，會同市國資委黨委制定市管國有企業經營管理活動中防止領導人員利益沖突的辦法，提出7個方面禁止性規定，推動企業在遵守規則中實現更好發展。
從一家做到大家做，從要我做到我要做，管黨治黨同心劃船、同向發力的工作局面，得益于上海市全面從嚴治黨“四責協同”機制。上海市紀委有關負責人表示，“四責協同”機制是一個有機整體，黨委主體責任是根本，紀委監督責任是保障，黨委書記第一責任人責任是關鍵，班子成員“一崗雙責”是支撐。
黨的十九大以來，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央紀委國家監委一體推進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和紀檢監察機構改革，一體推進更深層次更高水平“三轉”，夯實全面從嚴治黨政治責任工作取得新的進展和成效。
在前期夯基壘臺、立柱架梁，建立管黨治黨責任體系的基礎上，各地著力細化實化責任、健全制度保障、強化工作合力，“兩個責任”工作的系統性、協同性、實效性進一步增強，制度化、常態化、精細化水平進一步提高。
重慶市完善主體責任清單制度，突出問題導向，細化責任內容，并推動各級黨組織履責實行清單化、項目化管理；內蒙古自治區健全“兩個責任”約談常態化制度，推動約談從“隨意”到“規范”，從“偶爾”到“經常”；安徽省建立完善談話提醒、述責述廉、督查考核等為主干的制度體系，推進“兩個責任”工作規范化、制度化。
“無論是約談、責任清單，還是檢查考核等制度機制，各地區各部門管黨治黨責任鏈條越擰越緊、制度籠子越織越密、責任越壓越實。”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研究員王希鵬說。
緊盯群眾操心事、煩心事、揪心事，壓緊夯實基層黨組織全面從嚴治黨責任
“在幫危改戶拍照申請貧困戶危房改造指標時，我向戶主提出要200元拍照費。當時覺得搞危房改造多次往返，自己要出油費、餐費，但又沒得到任何補助，就干了錯事。”2019年4月15日，廣西南寧市橫縣鎮龍鄉合源村村支書黃家慶對鄉黨委書記黃萍表示，“我接受組織對我的處理，處分時刻警示我以后干工作要真正為群眾服務。”
今年年初，鎮龍鄉黨委部署開展群眾身邊的腐敗和作風問題治理，把舉報二維碼、舉報電話張貼到各村屯和全鄉所有的貧困戶家門上。有村民通過掃二維碼舉報黃家慶截留危改補助款。調查發現，黃家慶在負責農村危房改造工作期間以拍照費為由，索取7戶危改戶的好處費共1400元、玉溪煙一條以及從扶貧專項資金中領取誤工補助120元。4月15日，鎮龍鄉紀委給予黃家慶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處分過后，如何舉一反三、堵塞漏洞，尤為迫切。合源村委的現金流水賬是一沓用訂書釘簡單釘著的材料；沒有出納會計賬，收支賬目沒有清算公布；兩名不熟悉相關財務知識的村干部分別兼任會計、出納；村委的存折由村支書保管……
“村財務管理混亂的局面如何改善？是不是其他村也存在這樣的問題？”黃萍約談黃家慶的當日，召開班子會認真分析該案暴露出的問題，并將整治合源村的做法覆蓋到其他11個村、1個社區。
堅持在正面倡導推動的同時，著力發揮問責的利器作用，倒逼全面從嚴治黨責任落實。2018年全國共有1.3萬個單位黨委（黨組）、黨總支、黨支部，237個紀委（紀檢組），6.1萬名黨員領導干部被問責，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成為常態。
為著力提高問責工作的政治性、精準性、實效性，2019年9月，黨中央新修訂《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進一步壓實了管黨治黨政治責任，樹立了鮮明的干事創業導向。新修訂的問責條例堅持深化標本兼治、一體推進“三不”，堅持嚴管和厚愛結合、激勵和約束并重，嚴格落實“三個區分開來”要求，既防止問責不力，又防止問責泛化、簡單化，有利于捆住一些人亂作為的手腳，放開廣大黨員干部擔當作為的手腳，更加堅定了黨員干部干事創業的決心。（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