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新時代的最強音。改革，也是我們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紀檢監察體制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著眼于強化黨和國家自我監督、破解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背景下，一體推進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紀檢監察機構改革，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也對全面深化改革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保障作用。
加強黨對反腐敗工作的統一領導，紀檢監察體制改革始終沿著正確的軌道深化推進
如何應對執政時間越長面臨考驗越大的全球性難題？如何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居安而思危，我們黨不斷進行著深刻的自我拷問。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告誡全體黨員：“我們黨作為執政黨，面臨的最大威脅就是腐敗。”
面對嚴峻復雜的反腐敗斗爭形勢，只有始終堅持黨對反腐敗工作的統一領導，深化標本兼治，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體推進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紀檢監察機構改革，才能不斷鞏固發展反腐敗斗爭壓倒性勝利，增強群眾對黨中央的信心、信任和信賴，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
2013年11月12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第36條提出“加強黨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統一領導”，明確了紀檢監察體制改革的方向、出發點和落腳點。黨的十九大作出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的戰略部署，提出“構建黨統一指揮、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監督體系”。2018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和監察法，憲法明確了監察委員會作為國家機構的法律地位，監察法規定了“堅持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監察工作的領導”，通過立法把黨對反腐敗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及相關體制機制固定下來。
深化紀檢監察體制改革，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目的是強化黨對反腐敗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實踐證明，對于改革而言，這既是根本目的，也是根本保障。
作為一項重大政治體制改革，紀檢監察體制改革始終在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謀劃、部署和推動。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進行全面部署；2016年，黨中央作出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重大部署，11月決定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試點；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作出在全國推開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決策部署；2018年2月，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將推進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和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列入完善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的制度安排之一，將組建國家監察委員會列為深化黨中央機構改革第一項……在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紀檢監察體制改革取得重大階段性成果。
各級黨委、黨委書記切實負起政治責任，總攬全局、協調各方，把黨的領導體現在改革全過程和各方面，有力推動和保障改革順利進行。
一個小鏡頭可見一斑：2019年3月18日，一份《關于對張春陽同志立案審查調查的請示》，送到湖南省郴州市委主要負責人案頭。經市委主要負責人簽字批準后，市紀委監委隨即下達立案決定書。在張春陽一案中，市委主要負責人多次就案件查辦工作聽取匯報、了解進展，并作出具體指導。
不止于查辦案件，定期研判問題線索、分析本地政治生態、充分發揮反腐敗協調小組機制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紀檢監察體制改革整合優化了反腐敗工作資源力量，從組織形式、職能定位、決策程序上將黨對反腐敗工作的統一領導具體體現出來，實現了全方位、全過程領導，黨領導反腐敗的工作體系更加科學完備。
“三項改革”同步推進，黨和國家監督體系不斷健全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紀檢監察機構改革一體推進。
2018年3月23日，國家監委揭牌當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趙樂際就在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干部大會上強調，紀檢監察機關作為黨內監督和國家監察專責機關，要自覺承擔維護習近平總書記核心地位、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特殊使命和重大責任。
一體推進“三項改革”，充分發揮了黨領導下的反腐敗工作機構作用，強化了紀委監委的政治機關和監督專責機關定位，紀委監委自覺承擔起“兩個維護”特殊歷史使命和重大政治責任。
時針撥回到2013年10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將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進行部署，提出具體改革舉措。
中央紀委堅持立行立改。隨著紀檢體制改革的深化，巡視實現全覆蓋，利劍出鞘，彰顯威力，成為國之利器、黨之利器；派駐實現全覆蓋，體現“派”的權威和“駐”的優勢，發揮監督的“探頭”作用；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完善黨內監督體系，推動形成監督合力……我們黨以全面強化黨內監督、實現黨內監督全覆蓋的有力實踐，邁出探索長期執政條件下自我監督有效路徑的關鍵一步。
黨內監督全覆蓋，必然要求國家監察全覆蓋。針對過去監察范圍過窄、反腐敗力量分散等問題，黨中央作出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重大部署。
2018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和監察法，組建國家監察委員會，產生國家監察委員會領導人員，標志著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取得重大成果。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有利于加強黨對反腐敗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有利于實現對公權力監督的全覆蓋，有利于堅持標本兼治、鞏固擴大反腐敗斗爭成果。
與此同時，紀檢監察機構改革也穩步推進。按照監督檢查、審查調查“職能分離、部門分設”的原則，分別設置監督檢查、審查調查部門，監督檢查部門主要負責日常監督，審查調查部門不固定聯系某一地區或部門，實行一事一授權；堅持把監督挺在前面，把紀律挺在前面，抓好紀法貫通、做好法法銜接；加強內控機制制度建設，嚴格執行《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監督執紀工作規則》和《監察機關監督執法工作規定》，強化自我監督制約。
改革，使得黨內監督和國家監察實現全覆蓋，黨和國家監督體系不斷健全，初步形成了紀律監督、監察監督、派駐監督、巡視監督四個全覆蓋的權力監督格局，為深化標本兼治，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提供了有力支撐。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區委第二巡察組工作人員到沿江街道大龍村走訪了解民意。羅白云／攝
紀檢監察體制改革深入推進，制度優勢不斷轉化為治理效能
5月20日，湖南省常寧市委副書記唐奇林主動投案。此后，長沙市財政局黨組書記、局長李洪波，株洲市攸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劉凱平，湘潭市直屬機關工委委員鄧柯等黨員干部主動投案的消息頻頻見諸報端。
“主動投案”，成為今年以來正風反腐的“熱詞”。黨的十九大以來，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充分發揮新體制的治理效能，收攏五指，重拳出擊，不敢腐的震懾效應充分顯現，一批腐敗分子投案自首，標本兼治綜合效應更加凸顯。2018年，共立案63.8萬件，處分62.1萬人，均創紀律檢查機關恢復重建40年來的最高值；高壓震懾下，全國共有2.7萬名黨員干部主動交代了違紀違法問題，5000余名黨員干部主動投案。
一體推進“三項改革”，既保持了持續高壓反腐態勢，也全面提升了反腐質效。改革后，紀檢監察機關案件優秀率明顯提升，個案用時和案均問題大幅下降。以山西為例，全省職務犯罪退回補充調查率由監察體制改革前3年的平均64.4％下降到15％；職務犯罪不起訴率由監察體制改革前3年的平均10.33％下降到0.6％。
隨著改革進一步深化，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和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既堅持紀嚴于法、紀在法前，又注重紀法貫通、法法銜接，做到紀法雙施雙守。出臺國家監察委員會管轄規定、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暫行規定、國家監察委員會與最高人民檢察院辦理職務犯罪案件工作銜接辦法等規定，制定信訪舉報、線索處置、審查調查、案件審理等方面制度規范……中央紀委國家監委主動適應調查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新模式，把監委組建后迫切需要的制度、流程等先建立起來，確保各項工作在法治化、規范化軌道上運行。
改革也為標本兼治提供了新手段。甘肅一份監察建議書廢止26份繁復的扶貧報表，北京西城區一份監察建議書避免了436萬的政府財政資金損失，山東煙臺市兩份監察建議書引出一場針對農村集體“三資”和危房改造領域的自查自糾專項整治……各地紀檢監察機關針對案件暴露出來的問題，向監察對象及其所在單位提出監察建議，更好推動問題整改、補上制度漏洞。
改革就是要加強對公權力的監督，確保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幸福。
“鮑書記，泗洲村居家養老接待服務中心項目設計內容與上級達標驗收條件出入較大，項目預算可能會嚴重超支。”近日，浙江省杭州市臨安區於潛鎮紀委書記、監察辦主任鮑承成接到村級監察聯絡員葉某某打來的電話。
經過核實，監察機關發現村委會在建設該項目計劃中，增添了包括鋪設青石板、進行精美裝飾等明顯存在形式主義的內容，將會給村里帶來大量債務。
“建議立即調整該項目建設。”經監察機關建議、鎮黨委做工作，該村對施工內容進行調整，避免了村級債務的無序增長，維護了人民群眾的利益，獲知此事的村民紛紛豎起大拇指。
發生在於潛鎮的故事，只是各地紀委監委將監督覆蓋到基層、讓基層群眾感受到紀檢監察工作就在身邊的一個鏡頭。伴隨著改革紅利的持續釋放，群眾的獲得感正不斷增強。
剛剛閉幕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堅持和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強化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提出了新的要求。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一體推進、持續深化紀檢監察“三項改革”，進一步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改革的制度優勢必將加速轉化為治理效能，一定能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發揮更大作用、作出新的貢獻。（楊巨帥 黃武 王詩雨）
【改革故事1】“繼續當好施工隊長是我的職責所在”
重慶市榮昌區監察委員會掛牌成立近兩年時間里，區委書記曹清堯切實感受到繼續當好“施工隊長”的責任所在。這個責任，具體實在，容不得絲毫松懈。
2018年底，曹清堯接到該區紀委書記、區監委主任童飛親自報送的《關于反映榮昌區公安局刑偵支隊政委徐政峰有關問題線索的初核報告》和《榮昌區監察委員會采取留置措施申請表》。“徐政峰干預涉黑嫌疑人的案件查辦工作，是否牽涉其他干警？他長期從事公安刑偵工作，警惕性高、反偵查意識強，辦案過程中有何困難？”在詳細了解初核情況后，曹清堯在留置申請表上簽下“同意”并再三叮囑，“要依規依紀依法盡快查清辦結，給全區干部以警示”。
這是榮昌區監察委員會成立后區內第一例留置案，也是曹清堯首次對案件的初核報告進行審核把關。辦案期間，他多次和區紀委監委的負責同志交換意見，全面了解案件進展情況，及時拍板需要由區委書記協調的工作等。其后，曹清堯主持區委十四屆七十三次常委會，研究同意給予徐政峰開除黨籍和公職處分，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
加強黨對反腐敗工作的領導，就是在這樣的具體工作中體現；而黨委、黨委書記的履責意識，也藉由深化改革的一項項措施不斷提高。“改革后，另一個重要變化在于對區管副職領導干部的輕處分也由區委審核把關，而對區管正職領導干部則從線索處置環節就開始介入。”曹清堯坦言，這讓自己對“施工隊長”的職責定位越加清晰，對“側重結果領導”轉變為“全過程領導”的體會也愈發深刻。
隨著責任意識增強，榮昌區委研究黨風廉政建設工作的頻次更高。據不完全統計，僅今年上半年，區委常委會會議已先后研究決定35項全面從嚴治黨具體工作，研究黨風廉政建設13件次，聽取各級各部門黨委（組）全面從嚴治黨工作情況匯報5次。在區委的領導和支持下，區紀委監委建立了“全區政治生態分析系統”，定期對各單位區管領導干部問題線索、“四種形態”處理情況等進行匯總分析，為區委研判該單位政治生態和選人用人提供參考。
榮昌區所發生的并非個例。在深化紀檢監察體制改革過程中，重慶市、區縣兩級黨委積極擔負起政治責任、領導責任，在查處有關領導干部的過程中，定期聽取匯報，研判問題線索、分析反腐敗形勢、把握政治生態，對問題線索處置既關注結果也把控過程，把黨的集中統一領導落實到日常管理的監督中，不斷強化黨委全過程、常態化領導。（何清平）
【改革故事2】他們這樣落實反腐法治化要求
4月9日，山東省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原主任委員劉士合涉嫌受賄犯罪案一審開庭審理。法庭上，法官對劉士合30起涉嫌犯罪事實一一核對，他均表示無異議。最后陳述時，劉士合當庭表示認罪、悔罪，堅決不上訴。
之所以會取得如此效果，得益于山東省紀委監委第九審查調查室在辦案全過程、各環節始終堅持依規依紀依法，最終形成嚴密確鑿的證據鏈。
依規依紀依法辦案，首先體現在講程序上。在審查調查劉士合案過程中，不論是初核推進、外圍調證還是談話審訊，該室都作了請示報告，并制定了工作方案，如在《關于劉士合同志有關問題線索的初核工作方案》中，對初核的主要問題線索、方法步驟、人員組成、時間安排等都制定了詳細方案。該室還嚴格按照規定權限、規則、程序開展工作，在辦案的每個環節中追求規范、完備、嚴謹，把每個證據都做到鞏固扎實，力爭讓該案經得起審視、經得起檢驗。“紀律處分條例、監察法等，都是我們的案頭書。” 該室干部李天斌說。
不同于其他案件的犯罪行為，劉士合案中的行賄、受賄犯罪，具有多樣化、隱蔽性等特點，比如不是簡單的“一對一”，多是當事人并不經手、“指示”第三方代辦，這對提供過硬證據提出了更高要求。“要靠鐵的證據使被審查調查對象認罪，嚴格對標以審判為中心的證據審查標準，運用法治思維、法律手段、法定措施，對證據鏈條進行精雕細琢。”據九室干部宋凱介紹，把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兩個環節貫通推進，一次性取證到位，避免了重復取證，提高了工作效率。
口供、筆錄是串聯犯罪行為的基礎，但并不是最有力的證據，物證、書證等更有說服力。就調查劉士合涉案房產來說，過去只需要知道他有這個房子即可，但改革后，九室對其房產的付款方式、所有人等信息都一一調查清楚，形成了完整嚴密的證據鏈條；再如，對于劉士合受賄5500多萬元的問題，有行賄、受賄人的口供還不夠，九室還查清了有關贓款的來源去向，銀行流水，以及利用職權謀利事項等，還原了整個過程。
“法治思維也需要依法尊重、保障被調查對象的人身權利。我們各個環節都依規依紀依法采取措施，讓劉士合感受到辦案人員是出于公心、是代表組織，因此他對我們的工作也會正確認識、高度配合、心理認同。”據宋凱介紹，劉士合案專案組成立當日，即成立臨時黨支部，要求既要講法治思維，更要講黨性，通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讓其信服。“山東省紀委監委要求，要從人格上尊重、關心關懷涉案人，充分保障被留置對象的飲食、休息等。如劉士合眼睛不好，于是專門找來眼科專家進行會診，治療他的眼疾，因此他對省紀委監委也是心存感激。”李天斌說。
不囿于劉士合案，山東省紀委監委查辦的留置案件，都按照訴訟標準來取證，相關文書用法言法語來表述，讓每一起案件都經得起紀法檢驗。（張曉明）
【改革故事3】“改”出派駐監督的底氣和硬氣
“你好！黨辦關于提交匯報材料的通知我們收到了，但按照派駐改革精神，原來的工行紀委監察室已改設為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工商銀行紀檢監察組，今后我們將定期向工行黨委通報有關情況。”這是派駐改革后，派駐組辦公室的小韓與工行黨委辦公室有關同志的一次通話。雖然“匯報”和“通報”只一字之差，但小韓心中清楚，改革后的派駐組和工行黨委成為了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
放下電話，組領導讓小韓去給黨委辦公室送個文件。小韓一看，原來是派駐組發給工行黨委關于防控某境外機構廉潔風險的提示函。送到后，小韓又順道取回了一份某行領導的離任審計報告。當小韓將文件交給派駐組第一監督檢查室的李主任時，脫口說了一句：“真沒想到，派駐改革后我們對黨委的監督這么有力度了！”李主任笑著答道：“是啊，不光是黨委，總行部室主動接受監督的意識也增強了，昨晚10點多還有部門領導專門聯系我們，邀請派駐組列席他們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民主生活會呢！”
派駐改革以來，駐工行紀檢監察組除了在理順工作關系、強化日常監督上下功夫，還認真反思分析工商銀行反腐敗斗爭形勢，開展問題線索“大起底”，并會同地方紀委監委相繼查處工行重慶分行原副行長謝明、工行上海分行原行長顧國明等一批嚴重違紀違法案，實現案件查辦“零突破”，切實強化了“不敢腐”的震懾，并在此基礎上召開系列全面從嚴治黨警示教育大會，開展專題教育整改，做好審查調查“后半篇”文章。
“值此中秋、國慶雙節來臨之際，組領導向奮戰在辦案一線的同志們致以衷心的感謝……”2019年中秋佳節，本該是家人團圓的日子，但派駐組第四審查調查室的小樊仍在外地辦案，她已離開遠在北京的家3個多月。當她收到這條微信時，忍不住雙眼一紅，心頭一暖。
“我清楚地記得，在一次自辦案件調查中，我們綜合運用調取公安大數據等多種核查手段，掌握了大量客觀證據，將過去可能不了了之的問題線索辦成了‘鐵案’。”小樊說，“經過這幾次辦案，我真正認識到審查調查是紀檢監察機關的‘撒手锏’，改革為審查調查提供了強有力的手段支撐，這一手‘硬起來’，監督才更有威懾力。”
在監督別人的同時，駐工行紀檢監察組也堅持“刀刃向內”，讓“紅臉出汗”從自己人做起。
2019年10月的某天下午，派駐組一位副組長給某一級分行紀委書記倒了一杯熱茶，開始了一段兩位老紀檢人之間的談話。這次談話，起因是今年9月派駐組收到的一封舉報信，信中反映這位紀委書記工作作風方面的一些問題。兩位老紀檢人用同志式的談話方式，將反映的問題一一說開、講透。說到動情之處，這位紀委書記感慨地說：“我其實挺感謝這封舉報信，一方面提醒我今后注意工作方式方法，另一方面也讓我有機會向組織講講工作和遇到的困難。”聽了這些發自肺腑的話，副組長輕輕拍了拍他的膝頭，語重心長地說：“組織上對你的工作一直非常關心，也比較了解和肯定。但派駐改革后咱們紀檢監察機關的權限豐富了，責任也更重。咱們要帶頭‘紅臉出汗’，加強自我監督，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心態去看待群眾來信，既反思不足，也不要有思想包袱，繼續認真履職、大膽履職，讓利劍永不蒙塵。”聽了這一席話，一旁做記錄的派駐組干監室魯主任心里也暗暗地想：“派駐改革后，干部監督工作責任大啊！”（趙洪亮 韓廷宇）
【改革故事4】村干部規矩了，群眾意見少了
“老趙，正好碰到你了，最近你那有啥事不？”
“上次給你們反映村里拖欠征地補償款的事后，當天晚上就發給我們了。有你們監督著，村干部們規矩多了，現在還真沒啥事情呢。”
9月30日，河南省上蔡縣臥龍街道黃尼莊社區的廉情監督員黃國慶，正準備到街道紀工委上報每月的排查情況時，碰見同村的貧困戶老趙，黃國慶習慣性地又追問了幾句。
據了解，2018年5月，上蔡縣臥龍大道加寬、占用了黃尼莊社區幾十戶群眾的承包地，按照規定，征地補償款在當年6月就應該發下去，結果到了2019年一月，群眾還沒拿到補償款。在此期間，群眾到社區去咨詢，社區干部以等到縣森林公園征地補償款撥來后一起發放為由，推遲臥龍大道征地補償款的發放。
幾名群眾在社區干部那里沒有得到想要的結果，便向黃國慶反映這個情況。黃國慶從側面了解到確有此事，便將此事作為問題線索上報臥龍街道紀工委、監察辦公室。后經調查核實，事實確鑿，街道紀工委、監察辦公室責令社區干部連夜如實把征地補償款發放給群眾，并建議街道黨工委對社區相關干部進行了處理，群眾紛紛叫好。
去年以來，上蔡縣扎實推進監察體制改革向基層延伸，于2018年10底在全縣26個鄉鎮（街道）設立了監察辦公室，并為全縣460個行政村各選派一名廉情監督員，發揮“探頭”“前哨”作用，打通全面從嚴治黨“最后一公里”，群眾切實增強了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實感受到紀檢監察就在身邊。
廉情監督員們圍繞“四議兩公開”、扶貧領域惠民資金等以明察暗訪、入戶走訪的方式，廣泛收集群眾意見建議，準確把握第一手廉情動態，同時以列席會議、質問詢問等方式，對村（社區）“兩委”班子成員及黨員干部進行監督。對此，鄉鎮紀委（街道紀工委）、監察辦公室的同志有著直接的感受。正如臥龍街道紀工委書記陳文明所介紹的：“幾個村（社區）的廉情監督員向我們及時上報村干部作風散漫、村務不按時公開等18條問題線索，根據線索，我們的監督執紀乃至執法也及時跟上來。”
感受最深的，還是群眾。“社區新村室已修建完畢，現決定將舊村室公開拍賣，拍賣底價為21萬元……”2019年7月，一則老村室拍賣公告再次在黃尼莊社區引起熱議——“社區干部不會瞞著大家伙就賣了吧？”“不可能的事，現在的監督硬著哩。”結果也確實不出大家意料，嚴密的監督之下，經過公開拍賣，從開始的作價21萬，最后拍賣到了58萬，社區集體資產實現保值增值，群眾都很滿意。
“通過深化改革，實現監察監督無盲區、無死角、全覆蓋，可以及時把問題發現在基層、解決在基層，村居干部辦事規矩了，群眾意見就少了。”上蔡縣委常委、縣紀委書記、縣監委主任梁忠介紹，今年以來，全縣廉情監督員已幫助化解村居矛盾糾紛167起，群眾滿意度達96％以上，全縣基層信訪量較上年同期下降20％。”（孫曉輝）
【親歷者說1】履行再監督職責，推動主體責任落實落地
改革后，監督實現全覆蓋，但監督并非就沒有了重點。紀委履行監督責任，既要緊盯“關鍵少數”，加強對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的監督，又要抓牢“牛鼻子”，通過壓實黨委（黨組）和領導干部全面從嚴治黨政治責任，實現對所有黨員干部的監督。而后一種監督，就是通常所說的“再監督”。
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在開展監督時，大包大攬，把黨委應該做的一些事攬過來，導致“兩個責任”錯位、越位、缺位的現象相對比較多。比如，往年我們開展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檢查考核，從方案制定、組織實施到結果運用，都由省紀委一家承擔、全程包辦。但從2018年開始，檢查考核工作交給了省委黨建辦。我們主要是做好協助工作，并對檢查考核進行全過程監督，真正回歸了“監督的再監督”本位。
對下級黨組織，我們一般是通過專項檢查、調查研究、約談函詢、參加民主生活會、提出紀律檢查建議等方式實施再監督，壓緊壓實管黨治黨主體責任。比如，針對日常監督檢查中發現的部分縣（市、區）檢察院存在的互換空白接待公函報銷違規公務接待費用問題，我們及時向省檢察院發送紀律檢查建議書，要求其黨組切實履行管黨治黨主體責任，在全系統部署開展互換空白接待公函問題專項整治，查處了一批問題，扎緊了制度籠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對職能部門，我們主要是對其職能行使、監管行為進行再監督、再檢查，而不是沖到一線、越俎代庖。比如，今年我們開展省直部門和省屬高校、國有企業定點扶貧幫扶項目資金管理使用監督檢查，就是省紀委統一部署，各相關派駐紀檢監察組和省屬高校、國有企業紀檢監察機構日常監督，各部門各單位具體實施，分工明確、職責清晰，大家協作配合，工作推進既有序又高效。目前已排查項目1985個，涉及資金92283余萬元，發現問題343個，已整改完成206個，處理16人，給予黨紀政務處分5人。（湖北省紀委常委熊征宇）
【親歷者說2】改革，為防止“好公職人員”淪為“階下囚”提供有力支撐
隨著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深化，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四種形態”的理念也被探索應用于監察工作之中，為進一步深化標本兼治、防止好公職人員淪為“階下囚”提供了有力支撐。
“禍患常積于忽微。”南寧市紀委監委把準政治機關屬性以及加強監督的基本職責定位，著力探索對非黨員公職人員“四種形態”尤其是第一種形態的運用模式，抓早抓小、防微杜漸。如今年4月，良慶區紀委監委在開展專項監督檢查中，發現某單位財務部門一名公職人員準備挪用單位閑置資金購買理財產品，該區監委及時介入調查，并約談單位負責人和當事人，及時予以制止，防止了該公職人員滑向違法犯罪的深淵。
懲不是目的，懲最終是為了治。在保持高壓懲治、增強威懾的基礎上，我們深入開展“以案為鑒、以案促改”專項整治活動，做好監督“后半篇文章”，發放監察建議書近百份，并對監察建議書落實情況進行督辦，幫助相關部門和單位找準風險點、堵塞制度漏洞，進一步規范了公權力的行使，也把嚴管就是厚愛的理念延伸到非黨員的公職人員。今年以來，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們還著力推行鄉鎮、村（社區）干部及其親屬扶貧領域涉權事項公開等制度，從源頭治理優親厚友、以權謀私等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把“小微權力”關進制度“籠子”，在我們看來，這同樣是提高監督全覆蓋有效性、深化標本兼治的一項具體舉措。
深化標本兼治，是紀檢監察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所在。實踐正在證明也將繼續證明，持續把紀檢監察體制改革推向前進，標本兼治必將逐步走向深入，我們一定能取得反腐敗斗爭的徹底勝利。（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紀委書記、市監委代主任繆佃江）
【親歷者說3】權力就是責任 用權要受監督
深化紀檢監察體制改革，紀檢監察機關擴大了監督范圍、豐富了職責權限。作為一名紀檢監察干部，我認為，權力就是責任、責任就要擔當、擔當必須嚴于律己，這是紀檢監察機關行使執紀執法權力的必然邏輯，也是鞏固和深化改革成果的重要保障。
紀檢監察干部如果濫用權力，甚至自身存在腐敗，要比其他黨員干部出現類似問題造成的損害更大，也會讓人們對改革產生懷疑。所以，紀檢監察機關尤需正確審慎行使權力，尤需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制約。工作實踐中，我們在嚴格執行紀律檢查機關監督執紀工作規則、監察機關監督執法工作規定的過程中，緊密結合基層實際，編制標準模板的“模擬案卷”和常用文書，讓辦案人員學會規范用權；細化初步核實、立案審查和使用調查措施等11項審批流程，讓辦案人員習慣規范用權；制定對執紀執法全程跟蹤管理和抽查重要措施使用等內控機制，監督辦案人員規范用權，以此防止權力越界、濫用，把權力切實關進制度的籠子。
自身過硬是我們執紀執法的底氣和硬氣所在。監督范圍和職責權限擴大，意味著紀檢監察干部會面臨愈加嚴重的被“圍獵”風險。雖然我們身處基層，同樣也會面對“糖衣炮彈”。也正因為身處基層，很多誘惑和侵蝕會藉由親朋故舊等各種名義對我們進行裹挾。鑒于這種特殊環境，在思想上我們要筑牢抵御誘惑和侵蝕的防線，繃緊執紀執法者必先守紀守法這根弦。在制度上我們制定了紀檢監察干部監督管理辦法和紀檢監察干部過問、打聽案情備案制等內部監督機制，為紀檢監察干部標明行為底線。同時，自覺接受各方面監督，堅持刀刃向內，堅決清除“害群之馬”，牢牢守住黨和人民交給我們的政治責任、牢牢守住廉潔自律底線。
紀檢監察機關的權威和效率絕不會因為接受必要的監督制約而降低，只會因有效監督制約和隨之而來的公信力，變得更強、更高。（山西省原平市紀委書記、市監委主任王海峰）
【親歷者說4】我感受到的監督力量
“我犯錯誤了。前幾年春節，我拿了老板送的煙酒，還吃了幾餐飯。”在向區紀委監委派駐第六紀檢監察組講出這句話后，我瞬間感覺輕松了。
我擔任北侖區公交三公司經理5年多，以前覺得自己只是一名國企員工，既不是黨員，也不是官員，吃點老酒、拿點香煙不算什么。但監察體制改革后，我們國企管理人員成了監察對象，有專門的紀檢監察組來管，平時盯得很緊，監督檢查、教育提醒、廉政談話、專項督察經常性開展，紀律規矩越來越嚴，就連“8小時外”也有特邀監督員在監督，這讓我深切感受到紀委監委就在身邊，也讓我對過去犯下的錯誤一直心存忐忑。
今年5月，我參加了區紀委監委組織的庭審現場旁聽警示教育，被告席上坐的是我的老領導——北侖區汽車運輸公司原副總經理鄭模康。因貪污受賄，他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一個月。我和鄭模康共事多年，他的腐敗就是從吃吃喝喝、拿人家煙酒開始的。從庭審現場出來時，我既緊張又害怕，因為我覺察到自己也走在了違法邊緣上，他的今天很有可能會成為我的明天。
隨后，區交通局黨委召開警示教育大會，要求大家以案為鑒， “如果以前有吃過拿過的，早點來講清楚，千萬不要心存僥幸”。是主動交代還是繼續隱瞞？之后幾天，我始終心神不寧。這時，區交通局領導又單獨找我談話，說紀檢監察組正在開展違規收禮專項清查，如果我有問題的話就早點交代，爭取寬大處理。
談話后的第二天，交通系統有好幾個黨員干部主動交代了問題。聽到這個消息后，我徹底想明白了，知道躲是躲不過的，主動交代是唯一出路。
因主動投案，真心認錯悔過，我被從輕處理。經過這件事，我真切體會到紀委監委是真心為我們著想，嚴肅處理其實是在挽救人，越來越嚴的高強度監督其實是對干部的全方位保護。（黃武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