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蘇洵在《嘉祐集》中提到：“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這是他總結中國古代察官治官之法得出的結論。
這里的“課”是指什么，是說古代官員必須接受培訓、通過考試才能上崗嗎？當然不是。“課”有盤查、考問的意思，考課，就是古代對官員定期進行考核，并依考核的結果進行獎懲的制度，也叫考績或考校。
我國古代的考績制度最早據稱產生于舜時。《尚書》說，當時實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即舜每三年考核一次各部落首領，經過三次考核決定升降賞罰，黜退昏愚的官員，拔擢賢明的官員。周代諸侯林立，統治者采取“巡狩”與“朝覲”相結合的形式對諸侯進行考績。巡狩，是指天子出行，視察邦國州郡，自上而下；朝覲，是指諸侯定期向周天子述職，匯報自己的政績，自下而上。
這些做法較為簡單，可以看作是考績制度的雛形。
到了戰國時期，官僚制度逐漸取代世卿世祿制度，皇帝任免官吏，考績結果就是重要參考依據之一。當時最主要的考績方法叫作“上計”。“計”是統計的簿冊，所謂“上計”，具體說來就是將一年的賦稅預算收入、人口增量等寫在木券上，一分為二，皇帝和官吏各拿一份。到了年末，由皇帝親自考核，根據考核的結果，優秀的升官，不合格的免職，甚至可能被收捕入獄。獎懲分明的考績制度讓官吏有較為明確的政績目標，嚴格的懲罰也讓某些庸官不敢再“混日子”。
但是，由皇帝親自對全國所有官吏考核，即便是不眠不休，也很難實現。于是，出現了逐級考課制度。
漢代的考績制度規定，丞相三公對郡國進行考課，郡國對屬縣進行考課。具體是這樣實施的：郡國在每年年末派出一位郡丞，帶上記載有當地戶口、錢糧、土地等資料的簿冊，去京城遞交給丞相府和御史府，作為考核的參考資料。郡國對下級的考核也與此類似。
除了逐級考課，考課公開也是漢代考績制度的一大特點。《漢書·尹翁歸傳》記載，尹翁歸擔任太守時，他提拔官員“必于秋冬課吏大會中。”在課吏大會上，主考官可以提出各種問題，被考人必須以政績實情回答，可以簡單理解為我們現在的公開答辯。實行考課公開，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徇私舞弊行為的發生，使考核更準確。
中國古代對官吏的要求是“德才兼備”，這個聽起來有些抽象的標準，要怎樣進行考核呢？
唐代對所有官吏的考績標準都作了具體規定，考課的基本內容是“四善”和“二十七最”。“四善”是對“德”的要求，分別是“德義存間，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是“才”的標準，即對不同官吏的政績要求。把政治、經濟、司法、軍事和文化等官職分為二十七類，針對職位的區別訂出不同的考課標準。四善二十七最的考核標準包含了德、勤、能、績四個方面，堪稱中國考績制度史最完備的法典。
再看宋代。磨勘，是當時考績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因為考課結果是官員升降的重要依據，為了防止申報不實，升降不當，須經吏部和各道觀察使的復驗。簡而言之，凡是有功或有政績者，要經過相關部門的考核，送交報批，才能得以升遷。后來逐漸形成文臣三年、武臣五年的磨勘制度。
明代的考績分文、武兩個系統進行：文官的考績由吏部考功司負責，主要有“考滿”和“考察”兩種；武官的考績也稱“軍政”，由兵部負責。考滿，是指在官員任職三年、六年、九年的階段，進行考核，量其功過，分成上、中、下三等，依此來決定升降去留。考察，就是把所有官員統一進行一次考核，一般是六年一次。軍政考選，五年一次，鎮戍武官自下而上層層考察，最后由皇帝決定去留。
明太祖朱元璋將官吏所受的禮遇和政績直接聯系起來。《明史·選舉三》記載，在舉行宴會的時候，“上等”官吏被賜座，可列席宴會；“中等”官吏可以參加宴會，但沒有座位；而“下等”官吏只能等在外面，等宴會結束了再離開。這種做法妥當與否暫且不論，但明太祖獎優罰劣的態度卻可見一斑。
沿襲明代，清代的考績也分“考察”和“考滿”兩種。此外，“四格八法”也是當時的考績制度之一。四格包括：守、才、年、政；八法包括：貪、酷、不謹、浮躁、疲軟、才力不及、年老、有疾。這個制度涵蓋了官員為政操守、才能、態度及身體條件等方面，可操作性強；同時以嚴厲的標準對不達標官員進行處罰，從查問到降級調用，再到革去官職，較為系統周密。
考績制度在我國古代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縱觀歷代，我們可以總結出一些共同點。
從考績周期來看，基本存在“常課”與“特課”兩套并行的系統。除了“每年一考”、“三年一舉”、“六年再考”、“九年通考”等固定周期的考績外，還有靈活的、不定期的考績。從考績步驟來看，歷朝基本上沿襲了“上計”制度，即以自下而上的申報為主、以自上而下的核實與監督為輔。從考績結果來看，從秦朝的“最”與“殿”二選一，到漢朝“最”與“殿”之間分成了九級，考核“成績單”日趨復雜。
一代代考績制度內含了中國古代的治理智慧。它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封建官僚的恣意橫行，打擊了魚肉百姓的貪官污吏，并造就了一批廉潔奉公、勵精圖治的清官。古代的考績制度對當今仍然具有借鑒意義。建立科學規范的干部考核評價體系，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沈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