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希臘總統帕夫洛普洛斯會談時提出：人類應該秉持和追求高尚的情操，而不是奉行利己主義，一味追逐赤裸裸的利益。中國人自古以來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為公”、“和諧萬邦”的理念，中國絕不會搞國強必霸，也不認同你輸我贏的零和游戲，因為中國人從來沒有這種文化基因，也沒有這種野心。
類似的表述，此前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提到。字句簡單，其中蘊含的道理卻并不簡單。什么是中國的文化基因？中國為什么不會走上國強必霸的道路？我們不妨一起從歷史文化的角度談談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處事思維、立世原則，從而更好地來理解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話。
（一）中華文化中的“和”文化
要了解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未來會走怎樣的道路，首先要看它是怎樣一路走來。
不同于海洋文明、游牧文明等以奪取他方資源為生存本能的文明，中華文明起源于內陸和農耕，這是一種內斂、防御的文明。它以自給自足、自食其力為生存模式和思維方式，并且在土地上形成了團結緊密的家族意識。為了耕種，世世代代企求的都是穩定與和平，厭惡戰爭和變數。
中國人這種熱土觀念，轉而升華為一種廣泛的文化理念：“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中國人堅信，財富生于自己的土壤，而非掠奪他人的土地。甚至，連財富也并不是最重要的，道德才是根本和首要。而最為根本的道德，就是“致中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各在其位、萬物健康生存，各安其土、彼此尊重，中正仁和、和平共處。
隨著歷史的演進、文化的發展，對“和”的追求，在古代中國從一種生存方式的要求，逐漸成為一種道德觀念、哲學理念、藝術準則。中國人常說“以和為貴”，這個成語出自《論語》，原文說的是“禮之用，和為貴”，禮儀的使用，歸根到底是為了以禮求和、通過禮數秩序來和諧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我們常說中華民族是“禮儀之邦”，其實禮儀規范只是外在形式，真正的內在追求是以達成和諧為目的，“以和為貴”才是精神內核。
這種“和”的精神，表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是天人合一的人與自然和諧觀；表現于人與人之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的人己和諧觀；表現在社會上，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和為貴”、“大同”和“民胞物與”的理想社會；表現于個人修養，是《中庸》的“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發而中節之謂和”的心靈和諧觀；表現于國際關系，是“協和萬邦”、“萬國咸寧”的睦鄰友好關系。即便在軍事領域，以“兵書圣典”著稱的《孫子兵法》，也明確傳達出了中國兵家對于戰爭的觀點，就是“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百戰百勝都不是兵家稱頌的，唯以不打仗、不動武、不用兵，才是上善之策。在中國文化的大環境下，連孫武這樣的軍事專家崇尚的也是“和”的理念。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古代中國，曾多次達到過同時期世界輝煌的頂端，然而即使國力鼎盛、兵馬精良、糧草充足，都從未有過侵略、掠奪、霸占、干預他國的想法。古代中國的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曾經暢通了亞洲與歐洲、非洲，然而這路上往來穿梭的只有互助的貿易、互通的藝術、互敬的文化、互訪的行者，沒有交戰的兵火、霸道的欺凌。鄭和七下西洋，走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國家，留下的都是大批的禮物、互惠的商貿、真誠的友情，以及即使遭遇了誤解與沖突也堅持化干戈為玉帛的寬和氣度……中國投注到外部世界的目光和腳步，從來都是為了溝通世界、和諧發展，而不是征服遠方；中國踏上異國疆域的使者，從來都是為了在那土壤上傳播友善、共創繁榮，而不是播種仇恨。
幾千年來，和文化的基本精神已成為浸潤在中華文明歷史洪流、承前啟后一脈相承的一種思維方式。中華文明能成為始終沒有中斷、延續發展至今的文明，就印證著這種文明的成熟和沉穩，成熟于能夠自我約束、沉穩于懂得和平堅守。
（二）“國強必霸”不是中國的選擇
近代以來，鴉片戰爭震動了中華文明，中國人看著原有的世界秩序被打破，難以理解眼前這個時代，文明的標尺變成了什么：一國的黃金白銀不再是從自家的礦山挖掘而出，而是由橫沖直撞的堅船利炮從他國強行帶回；一國的疆域不再僅是自有的土地島嶼，還可以從黑皮膚、黃皮膚民族的生存空間里硬性劃定；一國的財富積累不再是專心生產和貿易，而是磨刀霍霍陰謀布局、轉借戰爭暴斂橫財。
中國依靠著崇尚和諧、愛好和平、自我日新、中正仁和的智慧一路走來，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傷害，不僅沒有動搖、反而更加堅定了中國走和平道路的決心。1960年5月27日，毛澤東與來華訪問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圍繞“50年以后”中國的發展走向問題，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蒙哥馬利說：歷史的教訓是，當一個國家非常強大的時候，就傾向于侵略。
毛澤東回答：要向外侵略，就會被打回來……外國是外國人住的地方，別人不能去，沒有權利也沒有理由硬擠進去……如果去，就要被趕走，這是歷史教訓……如果我們占人家一寸土地，我們就是侵略者。
“蒙哥馬利之問”折射的是一些人內心深處的歷史邏輯。尤其是近年來，隨著中國逐步發展起來，一種以“國強必霸”為代表的論調在國際上不斷泛起。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一旦某些國家走在前面并脫穎而出后，就會產生利用其政治、軍事或經濟實力，向相對落后地區施加影響并從中牟利，或者與其他強國爭奪主導權的沖動，這一鏈條的延伸自然而然，概莫能外。
西方文明的意識主導下，還產生過一種論斷，就是“文明沖突論”。亨廷頓認為，冷戰后的世界，沖突的基本根源來自文化差異，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中華（儒家）文明等不同文明之間構成了“文明的沖突”。
然而，亨廷頓強調的是不同文明形態之間差異的部分、側重的是不同民族之間對立的情緒，卻忽略了各種文明之所以形成，正是基于人類共性上的那些價值追求和道德理念，比如對真善美的向往、對公平正義的肯定……共同的美好訴求，是各地區文明不約而同生成存在的基礎。文明，就是為區別野蠻而存在的，體現了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所以在文明之間，必然是共性大于差異。何況，任何一種健康文明都不是凝固的、僵化的，而是發展的。僅以靜止形態看文明，每種文明都是獨自存在；若以運動形態看文明，文明之間便是相互交融的、滲透的、影響的態勢。“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差異并不阻隔對話，更不阻礙交流，相反，中國人認為“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只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才能真正實現“天下大同”。
從現實來看，經濟全球化是歷史潮流。說其是歷史潮流，就是其發展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各國相互協作、優勢互補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在這一進程中，各國逐漸形成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可以說，人類的命運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緊密相聯，各國的利益從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度融合，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不可阻擋。把握時代潮流、認清歷史大勢，才能把準航向、開創未來。
因此，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自信與自覺，不是權宜之計、不是外交辭令，而是來自五千年來的文化基因，來自對時代潮流、歷史大勢的準確理解把握。
今天，鐫刻在5000多年華夏文明基因里的“和諧”理念，在新時代展現出協和萬邦、勇于擔當的世界情懷。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人類應該秉持和追求高尚的情操，而不是奉行利己主義，一味追逐赤裸裸的利益”。面對仍然存在的“中國威脅論”等誤解、中傷，中國正用始終不渝的和諧、和睦、和平行為坦蕩地回答世界：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霸世界的基因，中國人民不接受“國強必霸”的邏輯，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和睦相處、和諧發展，共謀和平、共護和平、共享和平。（郝思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