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原本“免于刑罰”的交通肇事案件，因為巡視“回爐”再審并改判。
據云南省紀委省監委通報，麗江市寧蒗縣政府辦公室原主任毛發金飲酒后駕駛公車，交通肇事致行人一死兩傷，經該縣公安偵查終結后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寧蒗縣法院判處毛發金犯交通肇事罪，免于刑事處罰。省委第五巡視組在接到群眾舉報后介入，麗江市中院指令永勝縣法院啟動再審，判處毛發金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
從法律上看，對當事人“免于刑罰”的原判決實在說不過去。
根據《刑法》和最高法《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交通肇事致1死，且負全部或主要責任，就應當立案，“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加上此案有“棄車逃逸”的惡劣情節，法定量刑幅度更高。
就毛金發的肇事情況看，還有“致傷兩人”、“飲酒后駕駛公車”、“指使其親屬到現場冒名頂替”等情形，在司法實踐中屬于應酌情從重的情節。當地法院對此視而不見，作出“免于刑罰”的判決，更顯得荒謬不經。
從巡視組此后的調查來看，“免于刑罰”的荒唐判決背后，是當地有關部門從執法辦案到法律監督的“處處失守”：
當地交警部門，在偵查階段本應依法偵辦、收集證據、查明案情，卻“偵查不力、取證不全、延時取證、案件情節反映不準確”；
涉事檢察機關本應依法提出合理的量刑建議，把好法律監督的關口，卻“量刑建議闡述不充分和不全面”、“對量刑畸輕問題未提出抗訴”；
作為審判機關，當地法院本應查清認定事實證據、依法定罪量刑，卻連交通肇事逃逸、飲酒后駕駛情節、致人2傷等基本情節也未認定，且犯下“判決量刑畸輕”的“低級錯誤”。
一言以蔽之，輸出正義的“車間”，該把的關口沒有把好，生產出來的司法判決難免淪為“劣質品”。
“失職瀆職、徇私舞弊、執法不嚴、司法不公、處理偏輕問題”、疑似“個別領導干部干預辦案”……當地巡視組針對此事給出的調查結論，可以說是點中要害。
一起原本是非簡單的交通肇事案，何以演變成“葫蘆僧判葫蘆案”？從涉案人毛發金的身份上，或許不難找到答案。
從報道來看，毛發金原為麗江市寧蒗縣政府辦公室主任。循著這一線索看，這起荒唐判決背后，上演的儼然是一出有關部門與涉案人相互勾連、罔顧法定職責的鬧劇。
回看這起案件，毫無疑問，在錯誤審判的糾偏過程中，省級巡視組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起案件的發案時間是2016年，一審判決是2017年，如果不是民眾舉報、巡視組介入，組織力量深入審查調查，很可能就此遮掩過去。
在巡視組介入后，當地對此次案件進行了再審改判。再審改判實體刑，是司法正義的體現；當地紀委監委對相關執法人員責任追究，分別給予了黨紀政務處分和組織處理，也是正本清源的應有之義。
但巡視糾偏，也非長久之計、根本之策。當地有關部門顯然也應反思檢討，如何引為鏡鑒、亡羊補牢，修補執法辦案的漏洞，強化法律監督，為公眾輸送更多的公平正義。（楊宜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