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趙林
探索對權力的有效制約監督，是人類政治社會的永恒課題。中華民族在數千年的政治文明發展史中，積累了非常豐富的廉政思想和治理腐敗經驗，從“為政以德”到“分割事權”，再到“無為而治”，諸子百家各成一家，亦各有所偏，但在共同參與現實政治的運作中，從相互對立走向了相互配合，德治與法治等各種策略交互為用，為有效整飭吏治、維護政治秩序發揮了重要作用，并對現代政治產生了深遠影響。
然而，不少人有一種片面理解，古代廉政思想在道德自律方面很發達，而在他律方面比較薄弱。學界研究也對道德自律思想更為津津樂道，而對他律思想的關注較為匱乏。事實上，古代他律思想同樣豐富，借鑒意義亦不可低估。我們需要還原古代廉政思想整體面貌，并以現代意識對其進行重新審視。
儒家思想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居于主導地位。先秦以來，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道德自律學說體系構成了廉政建設的基礎，形成了以自律為主、“內圣外王”的基本特征。“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吾日三省吾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在儒家看來，發自人內心的道德律令比任何外在的規范都要強大、有效。與之相適應，道德也成為古代官員從政的行為準則。比如，歷代選官，首重“德行”標準；官員在任，須恪守“官箴”，等等，這些舉措直到今天仍有現實意義。
相比之下，他律思想的歷史地位則長期被忽視。實際上，中國古人形成了相當系統的他律哲學以及以此為理論基礎的制度設計。法家從人性具有貪欲的天性出發，主張從制度上設官分職，使其互相牽制。陰陽家將陰陽矛盾雙方互為消長、一生一滅視為自然社會萬事萬物運用發展的終極原理和基本方式。以荀子思想和法家思想為指導的古代監察制度，更在制度設計上充分體現了權力制約的思考。既讓監察權與行政權逐漸分離，擴大監察權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強化對行政官吏的權力制約，又運用行政手段，制約監察權力的膨脹，保證監察權力被制約在一定范圍以及監察官吏的清正廉潔，形成了一種雙向制約機制。同時，監察制度本身的設計也是多層次的，不僅各級行政長官有監察的職責，還有專職的御史和刺史系統負責監察。再如，秦漢時，郡守掌行政，郡尉主軍事，監御史管司法與監督；唐代中書、門下和尚書三省各有分工，決策權、審核權、執行權制約關系非常清晰；明代司法權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分掌；清代在省一級設官分職，“一省而有督、有撫、有兩司、有諸道”，等等，在客觀上起到了制約監督的效果。可見，在道德約束之外，制度化的制約監督機制亦十分詳備。
總之，在中國古代傳統政治中，官員們受到了來自道德和制度等多方面的制約監督。但從整體上看，中國古代傳統政治中的制約監督是一種封閉的、自上而下的線性模式，排除了任何外來力量的參與。這就決定了制度設計無論如何嚴密，也只是停留在技術性的探索上，因為制度的內在根本缺陷無法克服，更加科學、高效、穩定的權力制約監督方案自然無從談起。
習近平總書記曾說：“歷史是一面鏡子，它照亮現實，也照亮未來。了解歷史、尊重歷史才能更好把握當下，以史為鑒、與時俱進才能更好走向未來。”古代廉政思想的精華為構建中國特色的監督體系提供了文化底蘊、增加了文化自信。但又不可食古不化、簡單套用。我們應站在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高度來審視古代廉政思想的現代價值，并做好現代性的闡釋與創新性的轉換，使監督體系契合黨的領導體制，融入國家治理體系，推動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本文刊登在《中國紀檢監察報》2020年3月19日理論周刊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