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顏新文 李云舒 楊文佳 通訊員 杜玲玲
2019年12月30日下午，浙江省浦江縣人民法院依法對涉虞關榮案“保護傘”的杭州市濱江區委原常委、杭州市公安局濱江區分局原黨委書記、局長凌軍一審公開宣判現場。洪小嵐 攝
2019年12月30日上午，浙江省杭州市虞關榮等66人黑社會性質組織案一審公開宣判。
就在當天下午，浙江省金華市婺城區等9家基層人民法院，也依法分別對涉虞關榮案“保護傘”的26名公職人員一審公開宣判。杭州市公安局原黨委副書記、巡視員朱偉靜，杭州市濱江區委原副書記、政法委原書記王慎非，杭州市濱江區委原常委、杭州市公安局濱江區分局原黨委書記、局長凌軍等26名公職人員，因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受賄罪、徇私枉法罪等，數罪并罰，被判處十四年到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處相應罰金。
這是一起近年來浙江涉及“保護傘”規模最大、時間跨度最長、調查難度最大、涉及面最廣的案件。隨著法槌落下，這起轟動一時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案及其背后腐敗和“保護傘”問題終于告一段落。
保護傘浮出水面
杭州市濱江區是杭州從“西湖時代”邁向“錢塘江時代”的前沿陣地，基礎建設、新興產業發展孕育著巨大商機。
就在不少城市建設者走進濱江、準備施展身手時，卻遇到了一個不講規則的強大對手——虞關榮。聽到“虞關榮”三個字，濱江區工程項目負責人們無不避而遠之。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拉開了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序幕。一時間，關于虞關榮及其團伙的舉報信也多了起來。這引起了浙江省公安廳的注意。
2018年2月28日，根據浙江省委決策部署，浙江省公安廳成立專案組，立案查辦虞關榮涉黑案件。截至同年10月8日，共抓獲犯罪嫌疑人161人，繳獲一批違禁品，扣押大量資金、物品等涉案財產。經查，虞關榮及其團伙從濱江區浦沿街道起家，通過強攬工程、串通投標、組織人員赴境外賭博等違法行為一步步發展壯大。該組織涉嫌違法犯罪案件163起，涉案金額達40余億元，造成14人輕傷、8人輕微傷等嚴重后果。
有黑必有傘。浙江省紀委監委密切關注該案背后可能隱藏的腐敗和“保護傘”問題。2018年7月13日，浙江省公安廳向省紀委監委移交了虞關榮涉黑案件涉及的“保護傘”問題線索。浙江省委書記車俊作出批示，要求依法查辦，除惡務盡，確保案件質量。浙江省紀委監委主要領導第一時間聽取匯報，部署成立專案組，研究確定工作方案，要求迅速行動、精準打擊，堅決懲腐拔傘。
專案組組建和成員抽調工作迅速展開。在不到10天的時間里，浙江省紀委監委抽調了一批政治過硬、業務精良的精干力量，投入到這場掃黑打傘的攻堅戰中。
2018年8月1日，浙江省紀委監委決定對首批級別相對較高、涉黑相對較深、涉案金額相對較大的8名涉案對象采取留置措施。當天早晨，省紀委監委、省公安廳有關領導指揮協調，辦案人員兵分8路，精準出擊，確保在涉案對象來不及反應的情況下將其成功控制。截至上午8時38分，8名涉案對象全部被控制。
隨著調查的深入，隱藏在背后的“保護傘”開始浮出水面。省紀委監委持續加力升級，同年9月、11月，分別對第二批12名對象、第三批10名對象采取留置措施。
由于涉案人數多，調查難度大，為最大限度避免辦案干擾，省紀委監委決定提級辦理、異地留置。整個“拔傘”工作共在4地設置7個辦案點，辦案規模最大的時候，同時有20多個辦案單位參與，人員達500余人。
緊盯要案深挖徹查
把涉案對象成功控制只是開始，更難的戰役還在后頭。虞關榮的“保護傘”盤根錯節，牽一發而動全身。如何深挖根源，一查到底，專案組同志壓力如山。
第一個難題是掌握的線索少。由于案件啟動時間緊，涉案人員多，專案組掌握的線索主要是公安機關移交的基本線索。“這意味著大量的線索要靠專案組成員突破出來。”專案組同志說。
更為嚴峻的是，涉案對象中多人曾擔任過公安派出所所長，刑偵、治安大隊長等職務，熟悉辦案業務、精通審訊策略，具有較高的心理素質。
例如，涉案人員杭州市公安局原黨委副書記朱偉靜，從1998年起就擔任杭州市公安局濱江分局局長，前后長達14年，之后又一直在杭州市公安局擔任領導職務，經驗豐富。又如杭州市公安局濱江分局原局長凌軍，1987年開始一直在公安系統工作，曾是業務精通的辦案高手，還參與過對虞關榮涉黑團伙的收網行動。
“我們專案組的絕大部分同志，沒有涉及過對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查處工作。而且，審查對象對自己是黑社會‘保護傘’這點，有很強的防范心理和專業的對抗手段。”省紀委監委第十二審查調查室主任陳正南說。
怎么查，從哪里查起，成為困擾專案組成員的一大難題。經周密研判，專案組制定了兩條戰術。第一，迂回包抄。專案組決定先從經濟問題上突破，再將重點逐步回落至“保護傘”問題。第二，順藤摸瓜。專案組緊盯重點涉黑個案，探究相關案件當事人得以逃脫處罰的原因，深挖徹查背后“保護傘”。
江濱國際KTV降格處理案，是專案組撕開虞關榮“保護網”的關鍵節點。
2011年5月7日，虞關榮團伙骨干成員吳才龍在杭州市江濱國際KTV消費簽單未果后，指使手下在江濱國際KTV打砸。當時打砸場面慘烈，報案時涉案金額達10余萬元。然而，最后的處理結果卻出人意料：損害物品價值被認定為1580元，尋釁滋事案件被降格為普通治安案件，吳才龍等人成功逃避刑事追究。
如此蹊蹺，背后肯定有“保護傘”！專案組緊緊圍繞刑事案件降格處理這一主線開展調查。經調查了解，時任杭州市濱江區高新派出所副所長的沈偉是辦理此案的具體人員。然而，其背后有沒有更大的“黑手”？
專案組按圖索驥，發現在此案查辦的過程中，時任濱江區公安分局黨委委員、刑偵大隊大隊長田少華，時任浦沿街道黨工委書記徐杰，時任濱江區高新派出所所長王敏鋮均有打招呼說情等情況，而杭州市公安局原黨委副書記、時任濱江區公安分局局長的朱偉靜也一改口風，表示可從輕處理。通過對此案的深挖，專案組一下子拔出背后5把“保護傘”。
起底圍獵過程
起底虞關榮涉黑案件背后的腐敗和“保護傘”，必須從濱江區浦沿街道說起。這是虞關榮的起家之地，也是其編織“保護傘”的第一站。
2000年，虞關榮刑滿釋放后，得到了在當地有一定影響力的老板王觀成的提攜。通過王觀成的介紹，虞關榮認識了時任黨工委書記的徐杰等街道領導。
虞關榮善于進行長期感情投資，一些曾經在浦沿街道工作過的領導干部，都成為了他的“圍獵”對象。虞關榮經常以各種名義宴請街道領導，宴請結束后會送上“紅包”、禮卡、煙酒。他還通過提供賭資、幫助境外賭博、提供有償陪侍等多種方式，對黨員干部進行立體化“圍獵”。
“虞關榮送‘紅包’有一個特點，金額不大，喜歡送港幣，港幣面值大，1000元一張，1萬元也就薄薄的10張。虞關榮腐蝕干部是溫水煮青蛙式的，慢慢地腐蝕，讓你感覺問題不是很大，在不知不覺中上鉤。”省紀委監委第十一審查調查室干部陳國峰說。
“圍獵”，肯定有所求。虞關榮希望這些黨政領導干部在其違規攫取政府工程項目上給予幫助。
從2000年開始，虞關榮逐步涉足混凝土行業，甚至一度壟斷了濱江區混凝土市場價格。
2010年12月，浙江省物價局根據群眾舉報，對虞關榮及其團伙壟斷濱江混凝土價格問題介入調查。接到濱江區政府談話的通知后，為了給政府施壓，虞關榮迅速召集了四五十號人，開著面包車、混凝土車，到濱江區政府門口圍堵鬧事，并對政府工作人員進行惡意謾罵。
面對這種嚴重挑釁政府、影響社會秩序的惡性事件，時任區公安分局局長的朱偉靜在聽取匯報后，未作出任何指示，事后也未對此事進行立案調查處理。這件事能夠如此云淡風輕地解決，令虞關榮及其團伙的氣焰更為囂張。
2011年9月，央企某隧道集團承建了彩虹快速路一標段工程。此時，虞關榮的“老朋友”趙榮良已調任杭州市濱江區城建指揮部，擔任總指揮。虞關榮想借此機會在濱江土石方市場確立強勢地位，他不僅要承包彩虹快速路一標段土石方工程，而且要高價承包。當時的市場價是65元每立方米，虞關榮把價格提高至120元每立方米，如果不同意價格，他不進場，其他人也無法進場。如果有人進場，他便以圍堵、威脅、恐嚇等方式阻止施工。
面對這一情況，作為業主單位的趙榮良非但未履行職責予以制止，反倒以城建指揮部的名義采用罰款、約談的方式給項目部施壓，催促工程施工進度，最終逼迫該集團向虞關榮繳納1100萬元“保護費”以平息風波。
此后，虞關榮稱霸了濱江工程項目。從土方、市政綠化到土建工程，無一不有虞關榮的身影。
除在黨政機關編織“保護網”外，虞關榮也在公安系統編織從上至下的“保護網”。杭州市公安局原黨委副書記朱偉靜就是虞關榮在公安系統的頭號“保護傘”。
在濱江公安系統，形成了以朱偉靜為中心的“小圈子”，他們長期接受虞關榮的吃請。調查發現，朱偉靜與虞關榮的交往近15年，先后接受虞關榮宴請100多次，并收受錢物價值154萬元。
通過金錢鋪路，虞關榮及其團伙的“保護傘”幾乎散布在黨政機關和公安、檢察、法院、監獄等各部門。這些“保護傘”不僅幫助虞關榮逃脫法律追究，而且還公開為其撐腰站臺，充當“扛旗人”。2012年，虞關榮父親去世，當地公安系統不少領導干部竟穿著警服，參加虞關榮父親的葬禮。
“公開站臺行為，讓外人都知道虞關榮后臺很硬，黑白通吃，誰都不敢得罪他，在很多事情上也就一路開綠燈了。”專案組相關負責人說。
有腐必懲寸步不讓
有黑必有傘，有傘必拔之。專案組突破諸多難點，全面掌握了“保護傘”問題的相關證據。針對“保護傘”在移送司法過程中如何做好紀法銜接，浙江省紀委監委多次召開協調會。
“這次案件規模如此之大，在取證上我們也花了很大的力氣。”據專案組同志透露，為逃避審查調查，涉案人員企圖銷毀證據。案發前，時任濱江區政法委書記的王慎非在家中將虞關榮等人所送的商場消費卡用碎紙機碎掉，因為量太大，碎紙機都冒煙了；倒入抽水馬桶中，又把馬桶堵塞了。時任濱江區浦沿街道黨工委書記的田少華則將收受的手表、犀牛角等藏匿于家中廚柜底下的擋板內、客廳的音響中。
“很后悔，非常不應該，愧對黨組織多年的培養教育，愧對廣大人民群眾對我的信任和支持，也愧對我的家人親人，更愧對我曾經工作的神圣的公安事業。”朱偉靜在懺悔書中寫道。
田少華懺悔道：“組織上把一個街道的工作全部交給我，而且剛好是這個街道發展的一個重要關頭，而我反而大肆受賄，做出這些包庇縱容的事。”
遺憾的是，世間沒有后悔藥。這些人本應是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保護神”，卻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充當起黑惡勢力的“保護傘”，不僅嚴重違反黨紀國法，嚴重損害黨和政府形象，更嚴重破壞了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刀鋒所指是黑惡勢力背后的政治生態，是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的另一個重要戰場。浙江省紀委監委要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凡是公安機關移交的涉黑涉惡問題線索必須優先辦理，凡是涉黑涉惡案件已經定性的人員必須進場提審，凡是審查調查中發現涉黑涉惡的問題必須深挖細查，凡是巡視巡察、日常監督發現的涉黑涉惡案件必須堅決打擊。
浙江省紀委監委還出臺意見，要求建立清單化動態管理、提級管轄、聯點報案、查否報告、周報告等五項制度，攻堅克難，進一步加大懲腐打傘力度。
“下一步，我們將繼續按照黨中央的決策部署，繼續緊盯重點領域不放，掃黑除惡，拔傘破網，不管涉及到誰，都要一查到底，不斷推動專項斗爭向縱深發展。”浙江省紀委監委有關負責人表示。
短評：打準七寸堅決鏟除黑惡勢力
2019年12月30日，杭州虞關榮等66人黑社會性質組織案，及其背后“保護傘”共26名公職人員一審公開宣判。涉黑組織和涉黑“保護傘”一天內先后公開宣判，金華市9家基層人民法院同時開庭，審理規模之大，涉案人數之多，查處力度之大，充分彰顯了黨紀國法的震懾力。
以虞關榮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案件，是浙江近年來組織規模最大、涉案人數最多、暴力犯罪和非法控制特征最明顯的黑社會組織案件；也是近20年來，浙江涉及“保護傘”規模最大、時間跨度最長、調查難度最大、涉及面最廣的案件。該案的成功查處，充分體現了黨中央掃黑除惡、懲腐拔傘的堅定決心。
黑惡勢力是民生福祉的毒瘤，必須堅決鏟除。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有黑必有傘，沒有“保護傘”的包庇縱容，黑惡勢力不可能發展壯大、稱霸一方。只有從源頭上拔掉涉黑涉惡的“保護傘”，黑惡勢力才不會死灰復燃。近年來，浙江省紀委監委與公安機關密切配合，堅決貫徹中央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精神和省委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部署安排，堅決查處以虞關榮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案件背后的腐敗和“保護傘”問題，打了一場硬仗。
“打蛇要打七寸”，黑惡勢力的“命門”，就是充當“保護傘”的腐敗分子。從此次通報的情況來看，涉案的大部分都是政法系統的干部。他們有的與黑惡勢力稱兄道弟，為其出謀劃策，跑風漏氣；有的在執法過程中“網開一面”，權錢交易；有的甚至為黑惡勢力公開站臺，搖旗吶喊……這些人本應是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保護神”，卻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充當起黑惡勢力的“保護傘”，嚴重違反了黨紀國法，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形象，嚴重破壞了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群眾對身邊的腐敗深惡痛絕。而涉黑腐敗，無疑是最“黑”最“惡”的腐敗之一。唯有懲腐拔傘，除惡務盡，才能從根本上防止黑惡勢力卷土重來，才能進一步贏得民心。（顏新文 杜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