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韓亞棟
3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北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時要求：“著力完善城市治理體系和城鄉基層治理體系，樹立‘全周期管理’意識，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新路子。”城市全周期管理，是在傳統規劃、建設、管理等偏硬件功能的基礎上，更加注重規劃、建設、管理活動和運行與服務、維護與優化、升級與更新等更長周期城市治理活動和過程的聯動，注重多元動態的治理結構對城市產生的綜合績效。作為城市治理者，如何把“全周期管理”意識貫穿工作始終？圍繞這一主題，我們專訪了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中國城市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波。
如此重大突發、未有先例的疫情沖擊，任何城市都很難有足夠準備
問：經過艱苦努力，我國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回顧此前，突如其來的疫情，短時間內爆發的資源擠兌，令平日穩健的城市服務器措手不及。作為城市治理專家，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在重大公共衛生事件、自然災害等突發情況下，城市應急管理應注意哪些要點？
張波：隨著疫情的全球蔓延，人們對它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如此重大、突發、未有先例的疫情沖擊，任何城市都很難說有足夠準備。新冠病毒傳染性強，其在較短時間感染的人群數量，是任何一個醫療體系都很難從容承擔的。民眾的緊張乃至恐慌，都是正常的應激反應和情緒流露，關鍵是如何疏導。
2月9日，湖北省黃岡市市場監管局宣布，每天向黃岡所屬10個縣（市、區）市場供應一次性醫用口罩7.19萬只，市民每人每天限購5只。
從城市應急管理的角度看，政府要加強信息透明度，敢于向公眾說明潛在風險，各種信息一定要清晰、及時、準確，這是減低恐慌的首要因素。其次是要加強各類供給保障。良好的生產動員能力和持續保障預期，充足的貨品，穩定的價格，重要物資（如本次的口罩）適時適度的臨時限制性購買保障政策，都是穩定輿情、穩定預期的關鍵要素。再者，治理體系必須高效，要有迅速的社會整合和社會動員能力，有良好的多方案預案體系和平時的認真演習操練打底子，遇事才會避免倉促應戰、掛一漏萬。
特大城市和都市圈、城市群這樣的發展模式是有效且高效的
問：有觀點稱，特大城市和都市圈、城市群的發展模式，客觀上容易導致疫情突發后更易擴散。您怎么看？
張波：疫情突發后更容易擴散的問題，要辯證來看。一些城市暴露了相關問題，但這并非都是因為“大”所直接導致。已有研究顯示，大都市內部的疫病傳播是非均勻、非線性的，少數重點地區會成為關鍵節點，少數超級擴散者會成為關鍵傳播者。例如學者對2013－2017年西非埃博拉病情傳播的研究發現，超級傳播者僅占整個感染群體的3％，但它導致的感染病例卻達61％；對2009年香港H1N1病毒傳播的研究發現，地理距離并不能很好地衡量時間序列的相關性，也就是傳播不一定是鄰域優先的。
天津市寶坻區百貨大樓外景
在傳播過程中，一些社區扮演了“超級傳播者”的角色。因此，城市“大”、人口“密”，只是疫情大范圍傳播的條件之一，但既不是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關鍵節點、重點人群聚落的組織管理，對傳播鏈條具有很大影響。在黃金時間識別潛在的超級擴散者和關鍵節點至關重要。比如天津市寶坻區在此次疫情中，及時識別并阻斷了“百貨大樓”疫情的蔓延。
特大城市和都市圈、城市群的發展模式，從經濟效率上肯定是有效且高效的。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實際上都是在肯定和推進規模化、協同化的發展。無論是中國城市化的實踐還是學術研究的結論，所得到的共識都是如此。當然，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集聚高效的副作用也存在，比如交通擁堵、人口過密、環境質量達標難度更高。這些問題需要在發展中解決，不能因噎廢食。
快速動員、全民出擊，是國家制度優勢所在
問：在抗疫過程中，又有哪些城市治理舉措讓您印象深刻？
疫情來襲，35歲的湖北省武漢市順豐速運快遞員汪勇，瞞著家人成為武漢金銀潭醫院戰疫一線醫護人員后勤保障的“帶頭大哥”，國家郵政局授予他“最美快遞員”稱號。
張波：有效的案例有很多。比如長三角、珠三角的返工直通車，武漢順豐小哥的“強勢”自組織，天津500個一對一醫療小組，很多城市基于網格化管控城市社區，等等。這些案例，有的是政府組織，有的是企業和個人發起，有的是官產民學多元聯動，媒體來放大加乘，都很好。
相比西方以“市場”力量放任重大事件自生演化的模式（如美國應對流感），我國“以人民為中心”、“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特點和快速動員、全民出擊的模式，正是國家制度優勢所在，也曾在對抗“非典”、汶川地震等災難事件中凸顯作用。這次疫情防控阻擊戰，又一次發揮了其優勢。
基層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礎，我們的治理體系一定要下沉
問：抗疫過程中，有地方對居民基礎信息底數不清，進一步導致社區防控、物資配送等環節出現問題，如愛心菜發放不精準等。對于提升基層治理能力，您有何建議？
武漢東湖新城社區志愿者給居民運送生活物資（3月10日攝）。
張波：基層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礎，我們的治理體系一定要下沉，注重依靠街道和社區，注重對志愿者和非盈利組織的引導和聯動，注重自上而下管理能力體系和民眾自發管理創新的有機融合，實現治理優化。
管理死角問題，不能在發生問題后再去探討，而應事先熟悉管理和服務對象，把工作做在日常，預先考慮和設想各種可能發生的情境，這樣才能治“未病”。當然，對于一些問題，上位的管理者也要給予一定的容錯空間，不能把基層工作壓得太死，要讓他們真正和老百姓融為一體，而不是陷于報表、時效的硬壓力。
城市發展建設有階段性，對城市品質的追求將會逐步突出
問：有觀點認為，一些城市管理者長期以來重視物質建設，而忽視了對軟環境的塑造，使得城市公共服務資源不足。您對此怎么看？
張波：城市發展建設也有階段性。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增長，正是面對這個領域的再認識和再完善。我國城鎮化水平從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9年的60．60％，41年時間，提高了大約43個百分點，這個速率是國際罕見的，規模是絕無僅有的。城鎮化水平提高到60％之后，城鎮化的速率會相對減低，但是對城市品質的追求將會逐步突出。城市公共服務資源的建設管理水平、服務水平必須提升，匹配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利用人工智能實現各類應急“場景”的高度模擬、預警預判、物資消耗評斷
問：有報道稱，在我國一些城市，智慧門禁系統能實時對比居民信息，輔助社區人員精準“掃樓”；系統生成的疑似疫情防控隱患清單，由轄區派出所及社區工作人員進行點對點二次走訪、精準核實；等等。這些是否可以看作創新城市治理手段的嘗試？完善城市治理體系，需要引進哪些關鍵技術？
張波：技術對于管理當然有協助，但一定要注意對民眾隱私的合法保護。借助科技力量參與城市應急救護可以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動員組織城市內部既有的各類高科技設備，如各類攝像頭、傳感器（如水電消耗、手機信令數據等）參與城市災情評估、研判重點區域和重點問題。要注意積極推進現代科技參與城市應急處理系統。就應急而言，建議依托北斗導航定位系統的不斷完善，加大推進無人機、旋翼機、直升機使用，將傷病人員運出和醫生、醫療物資運入相結合，構建立體化精準救援支持保障體系。加快AI城市模擬實驗室籌建運營工作，利用人工智能實現各類應急“場景”的高度模擬、預警預判、物資消耗評斷，等等。
同時，要積極推進災備研發儲備，推進應急產品的研發激勵。比如在一般性的應急管理中，如地震災害等，要注意推廣儲備液體創可貼（操作簡單，像膠水一樣，能高效延緩出血，為治療贏得時間）、新型防護服（可以分級，防塵、防水、防高溫、防病毒、防化學侵蝕等不同要求）、新一代骨水泥（骨折后救助，對50歲以上老年人非常實用，兩三日即可出院，可以快速周轉病房）、快速外支架固定器、生命探測儀、拼貼型新型帳篷（像積木一樣，可有效組合，有多重功能）等。
摒棄“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局部應對，積極推進“全周期管理”
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著力完善城市治理體系和城鄉基層治理體系，樹立“全周期管理”意識。如何理解“全周期管理”意識？它對我國城市治理的價值體現在哪里？
張波：“全周期管理”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這是從問題研判、資源動員、行動處置、監督反饋、應激處置、總結提升的全鏈條出發的，總的績效最高。一定要樹立系統思維，摒棄“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局部應對做法，更不能習慣性地依靠運動性手段，要未雨綢繆，算大賬。
“全周期管理”的意義在于，對各種負面沖擊事件樹立以“防”為主、事先化解的應對準則。就像所謂灰犀牛事件的研究表明，一個不好的事件發生之前，可能有數十次的小隱患爆發，如果能夠見微知著、破潤而雨，就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后面的大問題。“全周期管理”注重了管理過程的全流程，注重了戰略研判、前后銜接、部門對接、區域協同，縮減了管理縫隙和沖突，能夠有效減低相關工作的內耗和內部阻滯；注重對情景的預判和多元政策儲備，投入與判斷形成良性反饋，不會措手不及；注重了績效的總結和傳播，注重了投入的有效性、高效性，具有“綠色”投入、開放共享的屬性，對我國的城市治理實踐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