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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披露武漢封城緊急響應效果：中國新冠感染減少了96％。
近日，《科學》（Science）雜志在線發表了來自中國、美國和英國的22位科學家聯合完成的研究成果——“中國COVID－19疫情暴發的最初50天內傳播控制措施的調查”。文章指出，武漢出行禁令將其他城市的疫情暴發時間平均推遲2.91天，讓中國新冠肺炎感染者的總病例數減少96％，對疫情的遏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沒有干預措施情況下，武漢外確診病例在疫情暴發第50天或累計超70萬。
《科學》雜志，是全世界最權威的學術期刊之一。文章發表需要經過嚴格的同行評議。此次相關成果的發表，意味著該項研究獲得了學術界的認可。
和西方一些政客動輒對病毒搞污名化不同，西方科學界的看法更加強調事實與嚴肅性。
醫學雜志《柳葉刀》（The Lancet）主編理查德·霍頓3月26日在BBC的節目上就指出：“在1月的最后一個星期，我們就知道疫情會到來，中國疫情所傳遞出的信息非常清楚，可是我們浪費了整個2月份。”《柳葉刀》在醫學界以獨立性、權威性著稱。疫情發生以來，該雜志多次發文評價中國抗疫舉措。早在3月6日就曾發表社論指出，“有證據表明中國政府的巨大公共衛生投入已成功挽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各國政要可以從中國的經驗中學習。”3月27日再發社論文章《新冠肺炎：學習經驗》，督促世界各國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時要迅速有效，并強調了學習中國經驗以及加強全球合作的重要性。
此外，3月17日，由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多國學者組成的國際研究團隊在《自然醫學》（Nature Medicine）發表文章稱，導致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是自然進化的產物。該文章采用的證據分析表明，新冠病毒“不是在實驗室中構建的，也不是有目的性的人為操控的病毒”。
防疫舉措成效怎么樣，要靠事實來檢驗；病毒來源于何處，要探尋科學證據。西方學術界認可中國抗疫舉措，背后反映了科學共同體的價值取向——秉持科學精神，堅守專業態度。
2月24日，世衛組織總干事高級顧問布魯斯·艾爾沃德在北京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展示圖表。新華社記者邢廣利 攝
尊重客觀事實。2月中旬，由25位來自流行病學、病毒學、臨床管理、公共衛生等領域的中外專家組成的中國—世界衛生組織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聯合專家考察組，赴北京、廣東、四川和湖北實地調研。考察組外方組長、世衛組織總干事高級顧問布魯斯·艾爾沃德在考察結束后，被問及“中國的病例是否真的在減少”“我們能相信中國的數據嗎”時，直言在中國進行了多方面調查，與醫院醫生、發熱門診的工作人員、藥物臨床試驗人員廣泛交談，證實了病例數量確實正在下降。“真的去實地學習和考察的時候，就會看到許許多多的事實，再一次不容置疑地向我們確認了這種真切的數據下降。”艾爾沃德表示，考察組得出的報告“都是基于事實，并沒有刻意為中國做宣傳。這份報告就是事實的客觀呈現”。美國著名免疫學研究專家克利福德·萊恩，也是專家組成員，同樣表示，“中國抗擊疫情的許多細節令人印象深刻。例如，中國各級相關機構抗疫信息高效共享，上報至國家層面的速度很快，為快速反應和決策創造了條件。”
科學理性分析問題。《科學》雜志論文結論來自北京師范大學、牛津大學、英國南安普頓大學、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哈佛醫學院等15家全球頂級研究機構的建模分析。研究團隊對從2019年12月31日到2020年2月19日，中國實施的旅行限制和傳播控制措施帶來的影響進行了定量分析。統計發現，所有城市都實施了學校停課、隔離疑似和確診患者，以及信息公開的措施。有200個城市（64.3％）禁止了公共集會和關閉娛樂場所，136個城市（39.7％）暫停市內公共交通，219個城市（64.0％）禁止城際出行。經過建模、數據比較分析，研究團隊估計，在1月23日啟動應急響應之前，基本傳染數（R0）是3.15。1月23日開始防控措施實施范圍擴大（第一階段），根據各自控制措施的實現速度，三組省份的R0（C1R0）分別下降至0.97、2.01、3.05。一旦干預措施在所有地方的實施完成了95％（第二階段），平均R0下降到0.04（C2R0），這也與發病率的快速下降相一致。基于模型與各省每日病例報告的擬合，研究團隊得出，如果沒有武漢出行禁令或國家應急響應，到2月19日，即疫情暴發的第50天，在武漢以外地區確診的COVID－19病例將達到74.4萬例（±15.6萬）。
模型顯示，沒有干預措施情況下，武漢外確診病例在疫情暴發第50天或累計超70萬。
以科學證據駁斥謬論。針對 “新冠病毒并非自然起源”的說法，《自然醫學》文章指出，研究人員重點研究了在入侵細胞過程中發揮作用的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兩個特征：一個是“受體結合域”，它如同一種可勾住宿主細胞的鉤子，另一個是切割位點，也就是使病毒打開并進入宿主細胞的分子“開瓶器”。他們發現，新冠病毒刺突蛋白與人體細胞的結合效率之高，通過基因工程無法達到，只有自然選擇才能實現。研究人員表示，“新冠病毒相關的特征，即刺突蛋白‘受體結合域’部分的變異以及病毒獨有的分子架構，都排除了它是實驗室合成的可能。”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也說，“SARS－CoV－2大概率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來進化出感染人類的能力，人類現有的水平造不出那么異于模型的刺突蛋白”。
當前，盡管科學家和科學活動越來越受社會活動、政治活動的影響，但是我們看到科學界在疫情面前仍保持著客觀判斷的精神，秉持著科學界的文化和精神氣質。正如著名社會學家默頓在《科學的規范結構》一文中所概括的，科學共同體內部有著自己的行為規范，包括強調科學內容和科學評價標準的客觀性、普遍性；強調科學知識是人類的共同財富；要求科學家不應以科學活動謀取私利；有條理的懷疑精神、批判精神等。
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鄭永年認為，“無論是對病毒本身和傳染性的判斷，還是如何有效地遏制病毒，幾乎所有環節都涉及非常專門的知識，這些知識是其他群體（包括政治人物）所不具備的。”越是大災大疫面前，越應該摒棄謠言、誤傳、臆測，放下意識形態偏見，促進科學的論證和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