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提要
公元429年，裴松之《三國志注》成書。陳壽《三國志》敘事頗為簡略。裴松之的注博引典籍，廣增異聞，補充眾多重要史事，大大豐富了后世對三國歷史的認識。同時，裴注還開創了新的注釋體例，保存了大量魏晉時期的歷史著作，反映了中國古代史學發展壯大的過程。其學術貢獻，在史學注釋作品中是獨一無二的。
公元420年代的最后一年，也即南朝劉宋元嘉六年，裴松之完成宋文帝指定的為陳壽《三國志》作注的任務，《三國志注》正式成書。宋文帝覽讀之后，稱贊說：“此為不朽矣。”誠如此言，裴松之《三國志注》開創新的注釋體例，博引典籍，廣增異聞，補充眾多《三國志》失載的重要史事，使人們能夠對三國歷史有更為詳盡的了解，確實是一部傳世經典。同時，隋唐以后，大量魏晉時期的歷史著作散佚，而這些著作因《三國志注》的注引才得以保存流傳。今天借此方能探知魏晉史學的大體風貌，理解中國古代史學發展壯大的軌跡。裴注的功績因此就顯得更不可磨滅了。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
陳壽《三國志》成書于西晉太康年間（公元280—289年）。漢晉之際的學風，崇尚清簡。《三國志》受此影響，敘事上追求簡約精審。全書分《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和《吳書》二十卷，計三十六萬多字，敘述魏、蜀、吳三國歷史及其復雜互動歷程，簡潔凝練，毫無冗雜之感。故問世之后，深受時人贊譽和推重：“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但經過一百多年，到晉宋之際，學術風氣發生變化。人們更重視知識的豐富與詳備。有學者甚至用“知識至上”來概括南朝學風的特點。學風轉變，劉宋時人對《三國志》的評價就不同了，簡約反而成為缺點，認為此書“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加之《三國志》成書后，又有不少反映三國歷史的著作涌現，陳壽《三國志》遂不能滿足劉宋時人詳盡掌握三國歷史的要求。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宋文帝于元嘉五年（公元428年）下詔裴松之，讓他為《三國志》作注。
裴松之（公元372—451年），字世期，祖籍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他出身高門，二十歲就做了東晉的殿中將軍。劉宋建立，他歷任清要官。文帝時為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裴松之用了一年左右的時間，即高效完成“奉旨尋詳”的工作。據統計，裴注引書“經部二十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二十三家，集部二十三家，凡二百一十家”，注文多達三十二萬字，僅比《三國志》正文少四萬余字。可謂取材宏富，用功甚勤。裴注的內容，按照裴松之自己的說法，主要分為補闕、備異、懲妄和論辨四類。
裴松之注《三國志·武帝紀》
所謂補闕，就是補充《三國志》記載簡略或遺漏的人和事。具體說來，就是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言：“傳（即《三國志》）所有之事，詳其委曲；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這類注文最多，構成裴注的主體，對于深入了解三國歷史，是極為重要的。如曹魏屯田，是曹魏解決軍需困境和經濟問題的關鍵制度。陳壽記載頗為簡略，分別在《魏書·武帝紀》和《任峻傳》，總計用五十四字敘述。而裴注引用王沈《魏書》，補充一百四十七字，全面記錄曹魏屯田的背景、過程和效果。又如曹操的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07年）八月令，是曹操不拘品行以招攬人才的重要舉措。《三國志》并未記載，而裴注引王沈《魏書》作了補充。再如曹丕《與吳質書》，是建安文學名篇。《三國志》所錄不過二百字，而裴注詳引魚豢《魏略》，所載多達八百余字。再如王弼是正始玄學的代表，《三國志》僅以二十三字記之。裴注引何邵《王弼傳》補其生平與學說，引張華《博物志》介紹家世，引孫盛《魏氏春秋》反映時人評價，為后世研究魏晉玄學，提供了重要史料。紀傳體史書，人是靈魂。裴注還補充了四十二個《三國志》未曾提及的人物，這其中就有著名的發明家馬鈞。正是從裴注中，我們得知他發明了織綾機，制造過指南車。
所謂備異，就是保存不同記載。所謂懲妄，就是考辨其訛誤之處。裴松之一般是在《三國志》所敘史事下，補引其他史籍的異說，再以“裴松之案”的形式，考辨陳壽或其他史家的訛誤，以求明確歷史真相。如諸葛亮與劉備初次相見之事，《三國志》所載為劉備“詣（諸葛）亮，凡三往，乃見”。但魚豢《魏略》、司馬彪《九州春秋》所敘不同，言其為諸葛亮主動拜訪劉備。裴氏將《魏略》記載列入注中，此為備異。裴氏進而對此說加以辨析，據諸葛亮《出師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指明“非亮先詣備”，此為懲妄。顯然，備異與補闕性質相同，屬于史料的搜集整理。而懲妄則是史實的考證與研究。
敦煌寫本《三國志·步騭傳》
所謂論辨，主要指裴松之個人的史事議論、人物評價和史學批評。裴松之作注，除增廣事實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目的：“總括前蹤，貽訓后世”，也就是汲取歷史經驗教訓。裴氏經常通過自評或引用他人評論來發表對史事人物的看法。如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攻取荊州后，欲東下消滅孫吳。謀臣賈詡另有主張，認為不如安撫荊州百姓，使之安土樂業，則無需征戰而孫吳自服。陳壽敘事說：“太祖不從，軍遂無利。”表明陳氏是贊同賈詡的。裴松之卻不以為然。他批評說：“臣松之以為詡之此謀，未合當時之宜。”接著全面分析當時的割據形勢，指出此時為實現統一之良機，曹操南下滅孫吳的行動，“非失算也。（賈）詡之此規，為無當矣。”今天看來，裴注中此類對人物史事的議論，頗多保守迂腐之見。但裴松之對于魏晉史學著作的批評，卻是很有道理的。
裴松之對魏晉時期的大多史著都不滿意，都有批判。他特別強調史書應“直書實錄”。根據這一準則，裴氏批評魚豢《魏略》有“妄說”，謝承《后漢書》有“妄記”，王隱《晉書》有“虛說”，干寶《晉紀》有“疏謬”，張騭《文士傳》“虛偽妄作”。對于樂資《山陽公載記》和袁暐《獻帝春秋》，裴氏的批判尤為尖銳，說他們“輕弄翰墨，妄生異端”，是“史籍之罪人”。對于陳壽《三國志》，裴氏也并不手軟，批評他撰述類傳之時，沒有堅持“以事類相從”的原則，導致“夜光”（月光）與“蒸燭”（火炬）同傳，“失其類矣”。裴松之通過此類注文，表達了他對史書撰述原則和撰述體例的獨到見解。
總體來看，裴注不僅增補歷史記載，而且考證歷史真相，討論史著得失。這種注釋取向，是此前沒有過的。
我國自東漢時期起，逐漸有對歷史著作的注釋。體例上，史書注釋一直受經書注釋影響，內容主要局限于音義解釋、名物訓詁。不論是徐廣注《史記》，還是服虔、應劭、韋昭、晉灼、蔡謨注《漢書》，都是如此。而裴注將注釋重點轉至歷史事實的增補和考訂上，這等于擺脫經注范式，開創了新的注釋體例。同時，其意義還不止于此。由于注經與注史不同，注經是為闡釋義理，名物訓詁即可達到目的。注史則是為探明歷史真相，僅有名物訓詁是遠遠不夠的。因此，裴注以增廣事實為注釋取向，這實際上意味著史學脫離經學而獲得獨立。
今天我們提及古代典籍的分類方法，最熟悉者莫過于“經、史、子、集”四部。這個分類中，“史”居第二，非常顯眼。但史部取得這個位置，有著一個后來居上的發展過程。西漢時期，劉向劉歆父子校訂皇家圖書，編訂總目錄，稱為《七略》。其中有《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等，卻根本沒有史書的獨立位置。《戰國策》《史記》等都被列入《六藝》之“《春秋》”家，處于經書的卵翼之下。到了西晉，秘書監荀勖編《中經新簿》，他將群書分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丙部有史記、舊事等。史學才擺脫經學附庸的地位，開始獨立成為一個門類。東晉時著作郎李充厘定四部，調整荀勖次序：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史書升格，成為“乙部之學”。這種調整被《隋書·經籍志》繼承，并用“經、史、子、集”取代“甲、乙、丙、丁”，一直沿襲至清。史學何以在兩晉時期獨立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魏晉時期出現了大量的史學著作。也正是依靠這些史著，裴松之才能實現注釋體例的突破。史學的獨立與史注的獨立，步調是相一致的。今天，我們閱讀裴松之《三國志注》和它所保存的魏晉史著，還能感受到這種步調。
（本欄目總撰稿為卜憲群，本期作者為山東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連雯）
大事記
公元420年
六月，晉恭帝禪位于宋王劉裕，劉裕稱帝，建立劉宋，改元永初，改《泰始歷》為《永初歷》。
公元421年
北涼國主沮渠蒙遜進攻敦煌，西涼國主李恂自殺，西涼亡。西域諸國皆稱臣朝賀于蒙遜。
宋武帝劉裕殺晉恭帝。
公元422年
宋武帝劉裕崩，以檀道濟、徐羨之、傅亮、謝晦為顧命大臣，太子義符繼位，是為宋少帝。
北魏南侵，克滑臺（今河南滑縣附近），陷青、兗諸郡（今山東西部、河南北部一帶），進逼虎牢（今河南滎陽西南部）。
公元423年
北魏陷洛陽（今河南洛陽），克虎牢，據司、兗、豫諸郡（今河南東南，山東西南一帶），夷許昌（今河南許昌）而還。
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崩，子拓跋燾繼位，是為太武帝。
公元425年
北魏遣使于宋，兩朝通好。
大夏國主赫連勃勃死，太子昌繼位，改元承光。
北魏五路并進伐柔然，柔然部落大驚，絕跡北走。
公元429年
北魏太武帝詔崔浩等續修國史，敘成《國書》三十卷。
宋文帝命裴松之注《三國志》，七月，書成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