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韓亞棟
在向西方講述中國抗疫故事的學者中，出生于加拿大的政治理論家貝淡寧（Daniel A. Bell）格外引人注目。
早在上世紀90年代，憑借一篇以柏拉圖風格的對話體寫就的博士論文《社群主義及其批評者》，剛剛從牛津大學畢業的貝淡寧在西方學界一舉成名。此后，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貝淡寧開始學習中文，愛上中國文化，并在中國安家。2004年，貝淡寧接受邀請加入清華大學哲學系，講授倫理學與政治學。2017年，貝淡寧擁有了一個新身份：山東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
游走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間，貝淡寧有著與其他學者截然不同的學術視野。近年來，他先后寫下《中國新儒家》《東方遭遇西方》《賢能政治》《正義層秩論》等著作，對中國的政治體制、發展模式、文化傳統，形成了別具一格的理解和認識。他說：“大部分的西方人都會用西方的民主來判斷中國的政治制度。我說不，我們應該用中國自己的有很強歷史的政治制度，或者政治理想來判斷什么好什么不好。”
就全球坐標下中國抗疫的思考，貝淡寧日前接受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的采訪。
我公開了這件事，弗格森被迫承認沒有證據支持他關于中國向境外“輸出病毒”的不實言論
問：最近有英國學者在媒體上傳播有關中國向境外“輸出病毒”的不實言論，您在博客上予以反駁。您的出發點是什么？
貝淡寧：一個月前，英國學者尼爾·弗格森在英媒撰文稱，中國在此前只是關閉了武漢飛往中國其他地區的航班，卻仍然開放武漢直飛歐美各大城市的航班。言下之意是：中國有意向境外“輸出病毒”。我驚訝于他竟然寫了這樣一篇文章。在最近的講話中，美國總統特朗普也重復了這一毫無根據的指控。從我2月初在中國旅行的親身經歷中，我知道我們必須填寫表格，澄清是否接觸過來自武漢或湖北的人。因此，1月23日武漢封城后，中國允許從武漢起飛的航班飛往世界其他地方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我要求弗格森拿出證據。他寄給我一些報紙上的文章和飛行記錄，他聲稱這些都支持他的指控。經過我對他所給出的證據的核查，事實上沒有證據支持他的說法。在我們的郵件往來中，他沒有承認錯誤。不幸的是，他的文章在世界各地廣泛傳播。所以我在博客上公開了這件事，最后弗格森被迫承認，沒有證據支持這樣的說法，即中國在切斷與中國其他地區的聯系后還允許航班從武漢飛往世界其他地區。我知道這會破壞我和弗格森的關系，但有時候真相比和諧更重要。
問：疫情暴發以來，您經歷了怎樣一種狀態切換？
貝淡寧：人是群居動物。住在社區，與家人、朋友、同事在一起交流和互動，這對于人們的幸福感至關重要。所以隔離在心理上總是令人難以接受的。好在現在我們不再需要隔離了。在中國，生活幾乎恢復了正常。當世界其他地方處于“封鎖隔離”（lockdown）狀態時，我在上海的狀態當然值得慶幸，但我也為世界上其他正在遭受疫情折磨的人感到擔心。我的家鄉蒙特利爾受到了疫情的嚴重沖擊，目前還不清楚我的家人朋友何時才能恢復正常。
中國抗疫進展到現在特別不容易
問：從全球坐標出發，您怎么看待中國的抗疫？
當地時間5月4日，國際頂級學術期刊《自然》網站發布了一項英中美多國科研團隊的研究。研究通過建模發現，中國使用的三大非藥物干預措施不僅遏制了新冠疫情在中國的發展，也為全球贏得了時間窗口。
貝淡寧：總的來說，中國抗疫進展到現在特別不容易。與許多國家比，中國的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更少些。這樣的成效是面對未知病毒的突然襲擊、在沒有任何先例可以遵循的情況下迅速行動起來取得的。其他國家應該向中國學習，學習中國在哪些方面做得好。中國也應該分享經驗，幫助其他國家，盡最大努力確保疫情在未來得到控制。中國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越南和韓國等國家在某些方面也做得很棒。中國文化善于疏導，而不是制造更多的對立。當然，對于那些公然妖魔化中國的錯誤言論，也要加以揭露。
疫情發生后，中國人民認可和遵守中央政府的要求
問：您說過：“對于世界其他國家來說，要像中國一樣把全民動員起來是很困難的。讓幾百萬、幾千萬的人為了公共健康的利益或多或少地遵守中央政府的要求，是很難辦到的。”中國人為何能表現出“疫情就是命令”的響應力？
貝淡寧：疫情期間，中國人民認可和遵守中央政府的要求，因為他們有抗擊SARS的最近經驗；因為他們很自然地意識到：當社會秩序遭受重大而直接的威脅時，需要強大的、集中的、有效的政府提供秩序；當然也因為儒家思想的遺產：他們認為自己有義務服務于家庭和社會。擁有不同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國家，即便在危急時刻，也可能會優先考慮個人自由和隱私，他們會發現這樣行事會讓抗疫更加困難。
98歲高齡的胡漢英患者從武漢雷神山醫院治愈出院。（陳亮 攝）
中國的成功還有其他因素，其他國家可能無法借鑒。比如儒家講的孝道，即尊老敬老。這種疾病對老年人來說特別危險，但中國人尊敬老人，所以人們普遍認為我們需要控制這種疾病。相比之下，有些國家提出“群體免疫”之類的想法，暗示許多老年人會為了社會其他人而死。這樣的想法在重視孝道的國家是行不通的。同樣，問候的方式也很重要。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等國家，人們通過親吻和觸摸來互相問候。在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東亞國家，人們更強調鞠躬、拱手等“遠距離”問候的方式，這也有助于抑制疫情的蔓延。
中央政府在應對疫情上的有力行動增加了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問：您一直主張中國人跳出西方的思考框架，用中國人自己的具有很強歷史文化傳統的方式來認識中國的政治制度，可否結合這次疫情以及您最近的研究談一談？
貝淡寧：大部分的西方人都會用西方的民主來判斷中國的政治制度。我說不，我們應該用中國自己的有很強歷史的政治制度，或者政治理想來判斷什么好什么不好。我此前寫作的《賢能政治》一書，就是希望可以讓西方人跳出民主VS專制這類教條的思考框架，同時也鼓勵中國人用自己的標準評價自己。在我與合著者汪沛的最新著作《正義層秩論》中，我們試圖去解釋為什么社會層級（Social Hierarchy）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很重要。
5月6日，新加坡獨立民調機構Blackbox Research發布了一項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民眾對政府抗疫滿意度的調查報告。報告結果顯示，在全球23個經濟體中，中國大陸民眾對政府抗疫的滿意度最高，而西方國家民眾對政府的疫情應對普遍感到不滿。
《論語》中有這樣一段：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如果政治制度得到了人民的信任，那么它就有一定的合理性。以這次抗疫為例。中國的中央政府從1月下旬開始實施了艱難而必要的措施，最終控制住了疫情。我確實認為，中央政府在應對疫情方面的有力行動增加了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當然，也有必要進一步提高官員的能力和美德，給有責任心的專業人士更大空間。
選舉民主制的一個內在缺點是：相較于反躬自省和解決問題，妖魔化對手和制造敵人往往更容易獲得支持
問：中國發揮體制優勢，打贏疫情防控總體戰、人民戰、阻擊戰，使一些西方有識之士開始反思：固執地以意識形態劃分制度、政府甚至整個國家的優劣已經多么不符合現實。作為政治理論家，您對此怎么看？
貝淡寧：選舉民主制的一個內在缺點是：相較于反躬自省和解決問題，通過妖魔化對手和制造敵人，往往更容易獲得選民的支持。這種缺陷在大選期間尤為明顯。在美國，為了獲得選票，“抨擊中國”幾乎不可避免。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希望政治領導人在當選后變得更加理性。與此同時，我們——中國——不應該玩他們的骯臟游戲。我們應該保持謙遜，并致力于與理性和有才能的人合作，解決全球性問題，如應對全球性流行疾病和氣候變化等等，為別的國家樹立好的榜樣。
問：您說過，選舉民主制有一個缺點：選舉出來的政治領導人傾向于關注選民的短期利益，而大國政治領導人的決策會影響世界。您如何評價一些國家在這次抗疫中的表現？
貝淡寧：確實。對于美國這樣的選舉民主制國家來說，要促進全球合作、造福世界要困難得多，因為它們需要不斷滿足其選民群體的短期利益。但中國可以做得更好。作為一個在中國有著深厚家庭、社群和工作關系的永久中國居民，我為我們的國家采取措施幫助世界其他地區抗擊疫情而感到自豪。這是贏得世界信任的重要途徑。未來，中國還可以在應對氣候變化、規范人工智能等方面更好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