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6月，黨的三大經過熱烈討論，接受了共產國際關于同國民黨合作的指示，決定采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大會還規定了保持黨在政治上的獨立性的一些原則。遺憾的是，大會沒有提出工人階級爭取對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問題。直到1925年1月，黨的四大召開時，這個問題才得到解決。
黨對民主革命領導權問題進行不斷探索
受共產國際的影響，黨的三大對國共兩黨及其所代表的階級力量作了片面的估計，認為中國工人階級尚未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勢力”，“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
三大結束后一個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傳到中國，強調：“領導權應當歸于工人階級的政黨”，“加強共產黨，使其成為群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在工會中聚集工人階級的力量，這就是共產黨人的首要任務”。指示還提出：“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在中國進行國民革命和建立反帝戰線之際，必須同時進行反對封建主義殘余的農民土地革命”，同時，“應當力求實現工農聯盟”。
共產國際的指示，對于中國共產黨克服三大的不足，對于黨進一步認識民主革命領導權問題，有一定積極意義。然而，問題的真正解決，依靠的是中國共產黨自身的不斷努力。四大召開前，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鄧中夏等，先后撰寫《中國農民問題》《外力，中流階級與國民黨》《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論工人運動》等文章，對民主革命領導權問題進行探討，為后來黨的四大解決這一問題，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國共合作的具體實踐要求黨“取得領導的地位”
1924年1月，國共合作正式建立以后，以廣州為中心，革命力量從四面八方匯聚而來，形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在共產黨的幫助下，國民黨在全國范圍內得到空前大發展，基本成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但是，仍有一些地主買辦分子、官僚政客和南方軍閥留在國民黨內，并占有一定的地位，構成國民黨右派的主要基礎。
1924年6月起，國民黨右派相繼提出《彈劾共產黨案》及所謂《護黨宣言》，攻擊污蔑共產黨。國民黨右派的活動，使共產黨人意識到，必須堅決反擊痛斥其反動行為，同時，還必須從理論上回答和解決民主革命領導權問題。于是，在1925年召開的黨的四大上，代表們就這一問題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深入探討。
無產階級必須取得革命的領導權
經過探討，四大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關于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大會指出：中國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廣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它既“是一個資產階級性的德謨克拉西（英語“民主”的音譯）革命”，又“含有社會革命的種子”。因此，“無產階級的政黨應該知道無產階級參加民族運動，不是附屬資產階級而參加，乃以自己階級獨立的地位與目的而參加”。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并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
關于工農聯盟問題，大會強調，“中國民族德謨克拉西運動之發展，當與工人農民及城市中小資產階級普遍的參加為正比例”，其中農民是“重要成分”，“天然是工人階級之同盟者”，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如果不發動農民起來斗爭，不解決農民問題，“我們希望中國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運動中取得領導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對于國共合作問題，大會總結一年來國共合作的經驗教訓后指出：無產階級在民族運動中既要反對“左”的傾向，也要反對右的傾向，而右的傾向是黨內主要危險。共產黨要做到：在國民黨內和黨外堅持徹底的民主革命綱領；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在思想上、組織上和民眾宣傳上擴大左派，爭取中派，反對右派；既幫助國民黨在實際運動和組織上發展，又加緊同國民黨內的妥協傾向作斗爭。
四大解決了民主革命領導權問題，統一了全黨認識。四大以后，以工農為主體的革命群眾運動進一步發展，促使以五卅運動為標志的全國反帝運動爆發，掀起了中國大革命的高潮。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黨的四大對于如何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特別是如何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過程中的復雜問題，缺乏必要的研究，也沒有作出明確的、具體的回答。同時，四大也沒有認識到國共合作中既團結又斗爭的辯證關系，沒有認識到無產階級掌握武裝對于爭奪領導權的重要意義。這些，都為大革命的失敗埋下伏筆。（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徐嘉 ||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王小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