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左翰嫡 焦翊丹
2020年1月19日，孫楊在2020FINA冠軍游泳系列賽北京站400米自由泳比賽中奪冠。（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2019年11月15日，孫楊出席在瑞士舉行的藥檢聽證會。（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禁賽8年”仲裁裁決過去300天后，孫楊事件迎來最新進展。
12月24日，瑞士聯邦最高法院官宣，認定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一位相關仲裁員有偏見，支持中國游泳選手孫楊“要求發回重審”的訴請，即把案件發回CAS重新審理。這意味著，在新一輪仲裁裁決出爐之前，孫楊將被允許參與地方和國家隊的正常訓練，并恢復全球范圍內的參賽資格。
孫楊案件將回到國際體育仲裁法庭，由新的小組主席帶領的仲裁小組進行審理
媒體報道稱，CAS的裁決之所以會被撤銷，是由于瑞士聯邦最高法院認定“仲裁員的指定或仲裁庭的組成不合規則”。
資料顯示，裁定孫楊禁賽的仲裁團由三名法官組成，其中擔任主席的是意大利前外交部長弗蘭科·弗拉蒂尼，2014年后，他一直是意大利體育系統最高法院的成員。孫楊方律師此前遞交的一份證據表明，弗拉蒂尼曾多次在社交媒體上抨擊中國，并發表關于種族歧視的言論。
2018年8月，弗拉蒂尼曾就玉林狗肉節發文稱“那些殺狗的野蠻殘忍的中國人都應該永遠下地獄”。而在2019年，他在轉發相關視頻時用“yellow face Chinese monster（黃臉怪物）”一詞指代視頻中的中國人，并稱“中國真可恥，假裝超級大國，卻忍受這些恐怖行為！”
事實上，在此之前，仲裁團的人員構成就曾引發過討論。據了解，CAS有一份封閉的仲裁員名冊，只有該名冊上的人才能夠在CAS的仲裁程序中被任命為仲裁員，目前該名單上共有10位中國籍的仲裁員，包括3名反興奮劑庭的仲裁員，均可以熟練運用中文進行交流，但卻無人入選孫楊案的裁決三人組。而此前CAS曾有仲裁員與運動員同國籍的先例，因而不存在“國籍回避”之說。
國際體育仲裁院仲裁員、從業律師白顯月表示，本案涉及的事實證人、專家證人較多，仲裁庭拒絕了運動員一方個別證人出庭作證的機會，在采信雙方的專家證人意見時有所區別，還有由于開庭當日的翻譯出現特殊情況，造成混亂，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推薦了自己的工作人員臨時上場，得到了仲裁庭認可，“這從程序公正以及利益沖突角度看，存在很大的問題。”
WADA副主席楊揚表示，下一步該案件會回到CAS，由新的小組主席帶領的仲裁小組進行審理，“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目前只是收到了一個簡短的信息，還沒有看到整個判決的詳情，等有了更多的詳情會進一步溝通。”
瑞士高院撤銷此前的仲裁結果，CAS須在更改其仲裁員構成后再次仲裁。至于重組后的“仲裁員構成”，有可能是只替換有偏見的那位主席，迎來一位新主席，保留原來的兩位仲裁員；也有可能更換全部三位仲裁員以示公正公平。對此，業內律師介紹，雙方當事人有權利選擇和更換仲裁員，但需要獲得雙方一致同意、協調仲裁員時間安排等，不是由單方面決定的。
一份通用授權書適用于所有檢查人員？規則解讀引爭議
風波的源頭，要追溯到兩年前的一次賽外興奮劑檢查。
2018年9月4日晚，國際興奮劑檢查管理公司（IDTM）的三名興奮劑檢查官來到孫楊住宅，對其進行興奮劑的血樣和尿樣取樣。檢查過程中，孫楊認為血檢官和尿檢官的行為舉止不符合規范，要求三人出示證件，此后，主檢查官出示了國際泳聯簽發的2018年年度通用取樣授權書及自己的IDTM工作證，血檢官與尿檢官未出示相關授權。由于對檢查人員的資質心存疑惑，孫楊拒絕讓工作人員帶走他的血液和尿液樣本。
IDTM官網顯示，其總部設在瑞典斯德哥爾摩，提供“賽外興奮劑檢查服務”是該公司的業務之一。孫楊稱，自己曾要求興奮劑檢查機構更換有資質的檢查人員，并表示不管多晚都可以等待和配合，但這一要求遭到了拒絕。
2019年1月3日，國際泳聯反興奮劑委員會做出初審裁決：IDTM此次執行的興奮劑檢查無效，孫楊沒有興奮劑違規行為。隨后，WADA就孫楊抗檢一事上訴至CAS。
對運動員進行興奮劑檢查究竟需要履行怎樣的程序？WADA的《國際檢查和調查標準》（ISTI）中規定，取樣人員應具有取樣機構提供的官方文件，例如來自檢查機構的授權書，以證明其有權從運動員那里取樣。在接觸時，主檢查官/陪同人員應使用前述文件向運動員證明自己的身份。
從初審審判結果來看，對于是否每一位檢查成員均需出具授權文件一事，國際泳聯與WADA之間出現了分歧。國際泳聯專家組認為，在授權和認證方面，ISTI分別規定了主檢查官、血檢助理、陪同人員的定義，其職責各不相同，因此各人需要分別的授權和認證。本案的三名檢查官中只有主檢官具備資質，尿檢官在未經孫楊同意的情況下對其拍照錄像，違反了檢查程序。因此，本次興奮劑檢查中獲取的孫楊的血樣并非合格樣本。
而在CAS的聽證會上，當被問及血檢官和尿檢官是否需要出示相關文件證明他們與IDTM的關系時，參與編纂ISTI的工作人員、WADA標準統一處副處長斯圖爾特·肯普表示，他們僅需要一份通用授權書即可，這一文件將適用于所有興奮劑檢查人員。最終，CAS接受了這一解釋。
在從業律師童飛虎看來，WADA作為本案原告，申請其官員作為專家證人，對本案最重要的爭議焦點——ISTI的規定應當如何解釋作出說明，有“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之嫌:“作為WADA官員，他的理解自然是對WADA有利而對孫楊不利的。”
孫楊6年接受180次血樣檢查，興奮劑檢查官的權力誰來監督
中國男子游泳第一位奧運冠軍，歷史上唯一一位男子200米、400米、1500米自由泳奧運會世錦賽大滿貫冠軍得主，繼菲爾普斯之后歷史上第二位蟬聯世錦賽MVP的男子游泳運動員……孫楊的異軍突起，讓男子自由泳項目風云突變。
與這些成績相伴的，是高頻次的興奮劑檢查。2012-2018年間，孫楊總共接受了180次血液樣本檢查，63次是在賽事期間，117次是在賽事之外，其中，IDTM一共采集了60份賽事外樣本，“有時候甚至是一天兩次”。
在此次事件發生前不久的雅加達亞運會上，6天的比賽時間里，孫楊有5天都接受了藥檢，回到杭州后的第二天又接受了藥檢。
“作為世界排名前五十的運動員，要接受國際泳聯和WADA隨時隨地的檢查。”中國女子游泳運動員傅園慧說。
業內人士指出，嚴格的興奮劑檢查制度，是保證比賽公平的必要手段，多數運動員能夠理解和配合。然而，在對運動員施加嚴苛責任的同時，檢查官的檢查權力卻沒有得到應有的監督，面對大量的興奮劑檢查官在授權方面的漏洞，WADA似乎并沒有彌補之意，但其又可以在CAS作為控方來指控運動員違規。
事發當晚的監控錄像顯示，三名檢查人員與孫楊簽署一份協議，配文寫道——檢查人員承認測試“不完整”，并同意不帶走游泳者的樣本，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授權和證書。視頻還顯示，主檢官和血檢官多次離開檢查室，將血樣置于無人看管的環境之下。
美國記者里克·斯特林在著名反興奮劑網站上撰文指出，作為職業運動員，孫楊有足夠的理由要求測試團隊都經過適當的培訓和認證，“在國際體育運動涉及大量金錢的時代，需要嚴防測試的私人承包商存在腐敗和瀆職的可能性。”
“希望世界反興奮劑機構、體育組織、興奮劑檢查代理機構改進、完善規則，嚴格執行規則包括興奮劑檢查人員資證要求，不能忽視運動員個人合法權利，不能讓任何人都可以去從事與運動員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興奮劑檢查工作。”CAS做出裁決當天，中國游泳協會發表聲明寫道。
記者注意到，CAS在裁決中表示，孫楊在裁決之前的所有比賽成績仍然有效，“沒有證據表明孫楊在2018年9月4日抗檢前有任何服用興奮劑行為。”
“拿干凈金牌”、打造“干凈國家隊”，是中國體育管理部門的嚴格要求
反對和禁止在體育運動中使用興奮劑，根本意義是為了保護體育運動參加者的身心健康，維護體育競賽的公平競爭。一直以來，“拿干凈金牌”、打造“干凈國家隊”，是中國體育管理部門的嚴格要求，也是中國體育運動員的底線標準。
1989年，中國開始對興奮劑問題實行“嚴令禁止、嚴格檢查、嚴肅處理”的“三嚴方針”；隨后，《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反興奮劑條例》相繼頒布，明確規定在體育運動中嚴禁使用禁用的藥物和方法；200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定的《反對在體育運動中使用興奮劑國際公約》正式生效，中國成為亞洲第一個批準執行該公約的締約國。
“在國家層面，我們俗稱有‘兩庫’，即興奮劑注冊檢查庫和檢查庫。其中注冊檢查庫中的運動員包含我國最優秀的一些運動員、取得奧運會資格的運動員、公眾熟知的明星運動員等，這個庫是最優先被檢查的，也就是說，是被檢查次數最多的。”浙江省體育局競賽處副處長鄭丹丹告訴記者，針對“兩庫”的檢查，均遵循“事先無通知的檢查”原則，即興奮劑檢查計劃不會事先通知或泄露給運動員及其輔助人員。
據悉，列入“兩庫”的運動員必須使用反興奮劑運行管理系統（ADAMS），每季度上報自己的行蹤信息，如有變更，需及時更新。行蹤申報必須準確，如地點需精準到具體門牌號，否則就有可能填報失敗。注冊檢查庫運動員還需申報每天一小時的建議檢查時間，若檢查官根據建議檢查時間檢查時，發現運動員未在申報地點，則被判定為錯過檢查。當注冊檢查庫運動員12個月內連續3次錯過檢查或填報失敗，將被視為興奮劑違規，會被處以禁賽、取消比賽成績等處罰。
構建全方位、網絡化工作機制，形成一套“拿干凈金牌”的反興奮劑長效治理體系
中國的反興奮劑之路，步履未停。
國家體育總局辦公廳2019年印發的《反興奮劑工作發展規劃（2018-2022）》指出，中國正通過全面加強和完善反興奮劑理論、法規、組織、預防、查處、誠信、外事、人才和評估體系的建設，構建打擊興奮劑的全方位、網絡化的工作機制，形成一套“拿干凈金牌”的反興奮劑長效治理體系，讓運動員及其輔助人員“不敢用、不能用、不想用”興奮劑。
2020年7月2日，反興奮劑中心于中心官方網站發布2019年度年報。年報顯示，2019年我國共實施興奮劑檢查20314例。而同年全球的檢查量為33萬例左右，我國占有相當大的比例。
作為《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簽約方，我國不僅嚴格遵守條例相關規定，對違規運動員進行查處，同時，還依據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對負有管理及連帶責任的運動員輔助人員，如教練員、領隊、隊醫、科研人員等相關責任人進行查處，防止運動員輔助人員對運動員進行教唆、誘導。
WADA前主席克雷格·里迪曾高度贊揚中國在反興奮劑領域取得的成績。他表示，通過20多年的努力，中國的反興奮劑工作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和較好的成果。同時，他對中國形式多樣的反興奮劑教育活動，尤其是獨創的反興奮劑教育參賽準入制度提出了肯定。
2018年平昌冬奧會，中國體育代表團全面實施反興奮劑教育參賽準入制度，據代表團相關負責人介紹，只有按照要求進行反興奮劑基礎知識學習，考試合格，并簽署反興奮劑承諾書的運動員，才有資格進入代表團。
人類在發展體育的過程中，孕育了更高、更快、更強，拼搏與團結，和平與公平的體育精神。中國堅決推進反興奮劑斗爭，強化拿道德的金牌、風格的金牌、干凈的金牌意識，堅決做到興奮劑問題“零出現”、“零容忍”，同時加強與相關機構的合作，推動世界反興奮劑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效，讓公平正義的體育精神得以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