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瞿芃
（制圖：李蕓）
十九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在部署今年工作時提出，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深化運用“四種形態”，做到“三個區分開來”。
日前公布的2020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監督檢查審查調查“年報”，以扎實的數據反映出一年來紀檢監察機關依規依紀依法用好“四種形態”的生動實踐，傳遞出堅持實事求是，精準把握政策策略，實現紀法情理貫通融合，推動新時代紀檢監察工作高質量發展的強烈信號。
總人次再創新高：“四種形態”從監督執紀向監察執法拓展，運用更加成熟
“年報”顯示，2020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運用“四種形態”批評教育幫助和處理共195.4萬人次。在2018年173.7萬人次、2019年184.9萬人次基礎上，總人次再創新高。
數據的逐年遞增，反映出全面從嚴治黨不斷走向深入，“四種形態”運用更加成熟。
黨的十九大以來，“四種形態”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政策策略，被寫入黨章和新修訂的黨紀處分條例，內涵不斷發展，作用日益凸顯。
十九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強調實事求是運用“四種形態”，精準把握政策策略，嚴格規范工作程序，依規依紀依法行使職權，對在新的起點上深化運用“四種形態”提出明確要求。
隨著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持續深化，“四種形態”從監督執紀向監察執法拓展，成為紀檢監察機關實踐中的自覺遵循。
以浙江省桐廬縣為例，2020年該縣紀檢監察機關運用“四種形態”批評教育幫助和處理613人次，其中非黨員監察對象60人次，占比9.8%；非黨員監察對象受到第二、三、四種形態處理18人，同比增加50%。
蒲某曾是桐廬縣第一人民醫院信息科副科長，因利用職務便利，應藥劑科采購員要求，向其提供醫院“統方”信息，再由其將信息提供給藥品銷售人員，從中非法收受好處費，被該縣監委立案調查。
“2020年5月，縣監委綜合考慮蒲某在本案中所起作用和主觀惡性較小，在疫情期間積極投入抗疫工作，在初核前能夠主動投案并退繳全部贓款，給予其降級處分。”桐廬縣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主任王純清說，蒲某雖不是黨員，仍對其運用“四種形態”處理，體現了實事求是、寬嚴相濟的原則。
沿用“批評教育幫助和處理”表述：把講政治擺在首位，精準把握政策策略
2020年“年報”在披露“四種形態”總人次時，沿用了上一年度“批評教育幫助和處理”的表述。
從“處理”到“批評教育幫助和處理”，表述之變反映出紀檢監察機關堅守政治機關定位，堅持從政治上看全面從嚴治黨，既講依規依紀依法，又講思想政治工作，統籌運用黨性教育、政策感召、紀法威懾，在思想教育中釋紀釋法，在執紀執法中傳道傳情，真正做到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紀法情理貫通融合。
“郭檢羅同志，在組織決定對你開除黨籍之前，你還是黨組織的一員。今天我們來跟你過一次組織生活會，希望喚起你的初心。”2020年11月，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采取留置措施的湖南省長沙縣住建局原黨組成員、副局長郭檢羅，參加了開除黨籍前的最后一次組織生活會。通過與辦案人員交流，有著26年黨齡的他從內心深處反思悔過。
“四種形態”作為全面從嚴治黨政策，強調的是依規依紀依法，將“嚴”的主基調長期堅持下去，一以貫之全面從嚴；作為策略，強調的是分類施治、分層施策，精準把握適用形態，實現政治效果、紀法效果、社會效果相統一。
以湖北為例，2020年該省紀檢監察機關運用“四種形態”批評教育幫助和處理74401人次，各形態占比依次為61.1%、31.1%、4.1%、3.7%。占比的“層次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依規依紀依法、分類施治，注重“三個區分開來”的工作要求。
“我們在疫情防控初期、最吃緊的時候，制定‘嚴五條’，對黨員干部涉疫違規違紀問題快查嚴處，亮明紀律利劍；在疫情緩解、形勢好轉后，因應時勢變化，制定‘寬六條’，激勵保護基層干部積極性，最大限度凝聚抗疫合力，社會反響良好。”湖北省紀委監委有關負責人舉例說。
第一種形態占比進一步提升：把監督融入日常做在經常，更加注重抓早抓小
“年報”顯示，2020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運用第一種形態批評教育幫助133萬人次，占總人次的68.1%。與2018年110.4萬人次、63.6%，2019年124.6萬人次、67.4%相比，第一種形態人次和占比均有進一步提升。
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是做到高質量監督。運用“四種形態”，首先要強化日常監督，用好第一種形態。一年來，紀檢監察機關抓住紅臉出汗這個關鍵，看見苗頭就提醒、聽到反映就過問、存在問題就處理，切實把監督挺在前面。
談話函詢是嚴格日常監督、用好第一種形態的重要方法。“年報”顯示，2020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談話函詢36.4萬件次。從各地實踐來看，通過嚴把研判關、審核關、處理關，談話函詢“辣味”更足、效果更好。
云南機場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周凱，面對組織談話函詢，抱著“過關”心態，多次放棄組織給予如實說明情況、說清問題的機會……2020年11月25日至28日，云南省紀委監委連續發布10起漠視紀律規矩敷衍應付談話函詢典型案例，釋放出談話函詢絕非“一談了之”“一函了之”的明確信號。
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在重視日常咬耳扯袖、談心談話監督的同時，更加注重利用信息化手段、依托大數據精準科學監督，加強常態化管理和政治生態研判，持續推動監督下沉、監督落地、監督于問題未發之時，第一種形態得到更加充分有效運用。
后兩種形態保持相應水平：形成強大震懾，確保底線常在、“后墻”堅固
“年報”顯示，2020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運用第三種形態處理7.1萬人次，占總人次的3.6%；運用第四種形態處理6.8萬人次，占總人次的3.5%。
與往年數據相比，第三和第四種形態仍保持相應水平，體現出紀檢監察機關把懲治腐敗作為有效監督的強大后盾，始終保持高壓態勢，確保底線常在、“后墻”堅固。
黨的十八大后不收斂不收手，特別是十九大后仍不知止、膽大妄為的兩面人、兩面派；影響國計民生的金融、國企、能源資源、安全生產等領域腐敗；發生在群眾身邊、群眾反映強烈的扶貧民生領域腐敗、涉黑涉惡腐敗和“保護傘”……一年來，紀檢監察機關以動搖黨的執政根基、侵害群眾利益的人和事為重點，扭住不放、持續懲治，彰顯出把“嚴”的主基調長期堅持下去的堅決態度。
“要通過查辦案件保持懲治腐敗高壓態勢，以嚴格的執紀執法增強制度剛性，形成強大震懾，讓有問題的干部相信組織、依靠組織。”江西省紀委監委有關負責人介紹，2020年該省共有351名干部主動向組織投案，其中縣處級以上干部34人，“反映出‘四種形態’的巨大效能和作用”。
當前，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面對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傳統腐敗和新型腐敗交織、腐敗問題和不正之風交織等情況，只有確保“后墻”堅固，才能有效化解存量、遏制增量，使“四種形態”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紀法效果和社會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