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航——中共一大會議》何紅舟 黃發祥 作
作者充分運用了色彩的對比關系，表現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沉穩大氣的風格。畫面中，穿著藍色長衫的毛澤東肩上挎著一個布包，在船上舉目遠眺。天空的云和水面則采用了寫意的手法，有一種動蕩的既視感。壓頂的烏云和遠處的曙光形成了明顯對比——烏云意味著山雨欲來，同時暗喻了當時黑暗的社會環境；遠處的曙光與畫面中的人物融為一體，喻示著革命的前途。
人物的沉穩與環境的動蕩，傳遞給我們這樣一種信息：盡管當年的時局風起云涌，但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內心和意志是堅定沉穩的。
《北平解放》葉淺予 作
在《北平解放》中，葉淺予一反此前以寫意為主的藝術風格，采用中國工筆重彩畫的表現方式，創作了一件線條勾勒精細謹嚴，敷彩濃重紅艷的藝術作品。
作品描繪的是1949年，在廣大群眾的簇擁歡迎下，人民解放軍秩序井然的入城式場景。通過畫面，我們可以看到從前門經未建成的天安門廣場，再到天壇，在呈S形構圖的道路上，人民群眾歡欣鼓舞、鑼鼓喧天、旗幟飄揚，一片熱烈歡騰的景象——歷史從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1月25日，百集專題片《美術經典中的黨史》在央視播出。該片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聯合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央美術學院等隆重推出，國家博物館館藏的油畫《啟航——中共一大會議》作為第一集節目播出。
紅船啟航
何紅舟、黃發祥創作的《啟航——中共一大會議》，再現了中共一大在南湖召開的場景，畫面中參加會議的代表正舉步邁上畫舫。
兩位畫家在創作這幅作品時的初稿和我們現在看到的作品，中間是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的。何紅舟和黃發祥苦苦思考，怎樣既要符合歷史真實，又要把歷史的厚重與飽滿在這樣一個畫面上展示出來，打動人心。換句話說，就是怎樣用一幅橫截面來傳達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波瀾壯闊。兩位作者多次到浙江實地調研，繪制小稿，但是在場景表現的選擇上，曾一度陷入僵局：究竟是選取上船的場景，還是會議順利結束后大家相互告別的場景。
斟酌再三，為了體現“啟航”的主題，兩位作者選擇了上船的場景。于是，兩位畫家開始了廢寢忘食的創作，將個人體驗與民族記憶融合在一起，匯入作品之中。
如今，佇立在這幅畫前，我們回想起當年的歲月崢嶸，一種穿越歷史時空的莊嚴肅穆悄然而來。
“一大”召開于1921年，但是具體哪天召開的，因為當時情勢所致沒有留下明確記錄，這讓親歷者和后來的研究人員很費了一番周折。
比如，1936年，毛澤東曾經對斯諾說：“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這里所說的“5月”，還原到當初的歷史語境，應該指的是陰歷。
董必武、陳潭秋等則說是7月份，但是具體哪一天說法又不一。
到了1938年5月，越來越多的人向毛澤東和董必武咨詢黨的生日具體是哪天，因為在延安只有他們二位是參加“一大”的代表。毛澤東跟董必武商量決定：以7月1日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生日。
后來，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十七周年紀念日，這個日子又正當抗戰的一周年。”
后來，黨史專家邵維正通過訪問親歷者包惠僧、劉仁靜、王會悟等，查找俄文原始檔案、逐日翻閱舊報紙，反復考證，總算考證清楚“一大”召開的具體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1980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刊發了邵維正的這篇考證文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解決了長期未解決的疑難問題”。
通過這幅畫作，再回味背后的種種不凡，我們更能深刻體會到一句話——“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轉戰陜北
1947年春，國民黨不惜一切代價要占領延安。面對敵我懸殊的力量對比，毛澤東決定主動放棄延安，轉戰陜北371天，在山峁溝壑之間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為全國提前解放奠定了基礎。
在國家博物館的展覽中，就有一幅表現這段既驚心動魄又令人鼓舞的歷史的經典之作——石魯《轉戰陜北》。
石魯原名馮亞珩，因崇拜清初大畫家石濤和現代革命家、文學家魯迅而改名“石魯”。1959年春，全國美協組織各地一批美術工作者進京，參加首都十大建筑中的美術創作活動，石魯就在此列。他接到的任務是創作大幅國畫毛澤東轉戰陜北題材，而且要趕在國慶十周年開館前完成。
石魯對陜北的戰斗生活是很熟悉的。一開始，他畫了很多草圖——有領袖人物，有戰士、警衛員、馬匹、擔架等，征求同行和同事的意見。因為情節太過具體，大家總體感覺不夠理想，石魯自己也很不滿意。當其他人忙于藝術創作時，石魯卻顯得有點“不務正業”，天天跑琉璃廠、故宮等地方看畫，似乎心思沒有放在創作上。突然有一天，他閉門不出，幾天后拿出了一幅令人眼前一亮的構圖。石魯說要通過下一盤棋的藝術效果來表現毛主席的“胸中自有雄兵百萬”的偉大主題。
有人問他：為什么不畫戰士？他的回答是，陜北的山溝里盡是戰士，不畫出來反而能表現“雄兵百萬”，直接畫出來能畫多少人呢？小，在某種情況下就是大，小中見大嘛！
石魯畫了大量的山頭局部畫稿，每天晚上回到住處都不斷地練筆，反復塑造每個山頭，經常畫到深夜，直至畫得非常純熟才正式在畫幅上落筆。
與他一同入京的馬改戶曾說：“他畫的雖然是歷史畫，但采用的是‘大寫’手法。要寫出意境來，不但要做到胸有成竹，而且藝術表現亦要得心應手，才能達到理想效果。整幅畫完成后，我曾幾次去看畫，但毛主席形象一直定在那里，遲遲不肯落筆。在這期間，他叫我替他借了一尊毛主席半身石膏像和一塊主席側面浮雕像（是張松鶴同志創作的，很像）。”
后來石魯還不滿意，干脆又讓馬改戶幫他塑了一件毛澤東背著雙手的小型全身像，他就對著石膏像反復臨摹和默寫，幾乎到了可以畫龍點睛的程度。
馬改戶回憶說：“當時已是暑天，他一連好多天晚上都睡在畫室里，但有一天他興沖沖地回到住處，對我說，昨晚我喝了很多酒，非常激動，半夜里爬起來一口氣只幾筆就畫上了毛主席形象，完成了我的任務。”
我們可以想見藝術家在得到神來之筆時的激動與興奮，正如石魯自己所說：“好幾次我拿起畫筆又放下了，昨天半夜里我已再無法按捺自己的心情了，已經有了十分的把握，我才落筆的。”
《轉戰陜北》奠定了石魯在美術界的地位，他“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的創作理念，至今依然是中國畫創作的鮮明導向。石魯一生筆耕不輟，“開創性地以全新角度去理解生活，用極富傳統文化精神卻又獨具創新手法的國畫作品震驚畫壇”，為我們留下了《轉戰陜北》《延河飲馬》《東渡》《山區修梯田》等諸多作品。
北平和平解放
崇高的藝術之美，不僅記錄下歷史的深邃畫面，也成為一代人的紅色記憶。
國家博物館的藏品中，與石魯《轉戰陜北》創作于同一年的，還有一幅紅色題材的經典之作——葉淺予《北平解放》。
72年前，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軍和平解放北平，并舉行了入城式，成為震動中外的偉大歷史事件，使馳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免于戰火完整地保存下來，為新中國定都北京奠定了基礎。
當時毛澤東要求人民軍隊一定要從東交民巷經過，因為“舊中國這里是帝國主義的天地，中國的軍警都不得進入。而今，北平解放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從這里昂首闊步通過，宣告那段恥辱的歷史結束了。”
解放軍和平進入北平的這一歷史時刻，就被后來成為美術宗師的葉淺予用畫筆定格下來，這就是國畫《北平解放》。
畫面上，數百個群眾形象清晰可辨，既顯示了各自不同的身份、職業，又展現了歡快而不雷同的動作神態，其藝術創作水平令人嘆為觀止。
“葉淺予曾經創作過新年畫，再加上10余年的漫畫創作，使他很容易把握群眾的審美心理，所以在創作《北平解放》時，藝術家還吸取了年畫等姊妹藝術的一些表現形式，使這件作品更容易被普通觀眾所接受、欣賞。”甚至，我們可以通過背景中的云氣，感覺到敦煌壁畫的影子，這正是葉淺予從敦煌繪畫中汲取了藝術營養。他的舞蹈人物畫，就慣于采用敦煌繪畫的重彩風格，這從《北平解放》喜慶熱烈的氣氛就可以明顯感受到，而且這種氣氛與作品的創作主題渾然統一。
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
我們通過經典美術作品的視覺形象，足可以管中窺豹，看到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一路走來的漫漫征程和百折不撓的精神印記，激勵著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而努力奮斗。（穆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