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陜西考察時，將延安精神的主要內容概括為“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延安時期是我們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事業從低潮走向高潮、實現歷史性轉折的時期。這一時期，黨領導的大生產運動，生動詮釋了中國共產黨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
克服財經困難，發起大生產運動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后，原陜甘寧革命根據地改稱陜甘寧邊區。陜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政治指導中心，是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裝的戰略總后方。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加緊對陜甘寧邊區等抗日根據地進行經濟、軍事封鎖，揚言“不讓一粒糧、一尺布進入邊區”。在這樣的環境下，陜甘寧邊區和敵后各抗日根據地在財政經濟上陷入困難的境地。毛澤東在《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一文中說：“最大的一次困難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國民黨的兩次反共摩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但是我們渡過了困難。”
為了扭轉不利局面，克服經濟上的嚴重困難，1939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生產動員大會，毛澤東在會上發出“自己動手”的號召。1941年中共中央再次強調走生產自救的道路。各抗日根據地的黨政軍學人員和人民群眾紛紛響應，掀起大規模的生產運動。
為了更好地領導大生產運動，中共中央制定了“發展生產、保障供給”的總方針和五條具體方針。這五條具體方針分別是：在各項生產事業中實行農業、畜牧、工業、手工業、運輸業和商業全面發展，而以農業為主；在公私關系上，實行“公私兼顧”“軍民兼顧”；在上下級關系上，實行統一領導，分散經營；在生產和消費關系上，實行努力生產，厲行節約；組織起來。
這一時期，朱德從華北抗日前線回到延安，在協助毛澤東指揮抗日軍事斗爭的同時，還參與領導了陜甘寧邊區的財政經濟工作。經過調查研究，朱德提出兩條關于緩解財政困難的建議，一是投資發展鹽業，二是發展羊毛紡織業。據時任邊區政府副秘書長的李維漢回憶：“軍隊實行屯田是朱德倡導的。他從前線回延安后，非常關心部隊的生產，主張以部隊強壯眾多的勞動力，投入到生產運動中去，以減輕人民的負擔，密切軍民關系，同時幫助邊區的建設，也改善部隊本身的生活。”
一把镢頭一支槍，生產建設保衛黨中央
1941年3月，根據中共中央的命令，八路軍第三五九旅在王震的率領下，高唱著“一把镢頭一支槍，生產建設保衛黨中央”的戰歌，浩浩蕩蕩開進南泥灣。
部隊初到南泥灣時，首先遇到的困難便是沒有房子住。為了不誤農時，抓緊時間開荒，戰士們先用砍來的樹枝搭起草棚作臨時住所。在開荒的同時，抽出一部分人員突擊打窯洞，解決了住的問題。在勞動中，第三五九旅人人爭先恐后，從旅長王震到隨軍家屬都參加勞動，涌現出許多感人的事跡。
準備的干糧不夠，旅、團各首長就帶頭冒著風雪嚴寒，到百里以外的延長等地去背糧。第七一八團政委左齊在戰爭中失去了一只手，開荒時無法拿工具，便主動來到基層部隊給戰士們做飯，再挑去勞動一線給大家吃。在艱苦的環境中，大家不僅不叫苦，還掀起開荒競賽熱潮。某班班長李位，在競賽中平均每分鐘揮舞镢頭48次，經過11個小時的激烈“戰斗”，創造了一天內開荒三畝六分七的勞動記錄，被大家稱為“氣死牛”的勞動英雄。
據統計，第三五九旅一整年共開荒地11200畝，收獲糧食1200石，收獲蔬菜164.8萬斤，打窯洞1000多孔，蓋房子600余間。南泥灣出現了荒山變良田的景象，以往的荒地成了陜北“好江南”，成為大生產運動的模范。
1943年，毛澤東為南泥灣題詞：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南泥灣精神的宣傳推廣，極大激發了抗日軍民的生產熱情，陜甘寧邊區出現五谷豐登、六畜興旺、百業繁榮的可喜景象。陜甘寧邊區各部隊的經費自給率逐年增加，中共中央各機關和邊區機關生產收入也逐漸提高。1943年11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指出：“邊區的軍隊，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個戰士平均種地十八畝，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襪，住的窯洞、房屋，開會的大小禮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紙張筆墨，燒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辦。我們用自己動手的方法，達到了豐衣足食的目的。”“我們的機關學校，今年也大進了一步，向政府領款只占經費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產解決的占了絕大部分；去年還只自給蔬菜百分之五十，今年就自給了百分之一百；喂豬養羊大大增加了肉食；又開設了許多作坊生產日用品。”
各抗日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也廣泛開展起來，取得了顯著成績。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山東、華中、華南等地的抗日軍民，在“勞動與武力結合”“戰斗與生產結合”等口號的鼓舞下，一面戰斗，一面生產。各根據地政府采取發放貸款、糧食、種子，支援牲畜，代制農具等辦法，幫助群眾發展生產，農業生產等都得到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
全民參與，投入到大生產的熱潮當中
在大生產運動中，延安的數萬名黨政軍學各方面人員，都投入到大生產的熱潮當中。
毛澤東既是大生產運動的領導者，也是積極參與者。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不忘開荒生產解決糧食問題。他在自己居住的窯洞附近，開墾了一塊荒地，種上蔬菜，播種、施肥、除草、澆水、摘菜等等農活，均為親力親為。身邊的工作人員認為毛澤東工作太過辛苦，便提出要為他代耕。毛澤東說：“我還能自己動手，堅決不要人代耕。”在毛澤東的言傳身教之下，中央機關所在的楊家嶺掀起了開荒種地的熱潮，大小不一的窯洞外，都是整齊的、綠油油的菜地。
年過五旬的朱德同身邊的勤務員組成了生產小組，在王家坪開墾了三畝荒地栽種蔬菜。朱德不但自己種菜，還教他人耕種。他說：“生產任務可以自己完成，生產雖然要花費勞動力，也是一件最快樂的事，這對整個革命，對自己的身體都有好處。按照生產計劃，生產任務的完成是完全有保證的。”朱德在生產中的這種模范作用，感動了所有看見他生產的人，成了推動生產運動、建立革命家務的重要力量，鼓舞著大家去創造奇跡。
大生產運動中，為解決人民群眾穿衣的問題，中共中央號召干部群眾紡線。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在繁忙的工作間隙，也堅持積極紡線。周恩來在抗戰中右手負傷，活動不便，仍堅持搖紡車，鉆研紡線技術，提高紡織效率。他還和任弼時等共同運用物理學的原理等，改進紡織設備，取得明顯成效。1943年，在中央直屬機關和中央警衛團的紡線比賽里，大家按照每名參賽者紡線的數量和質量，分別評出“英雄”“突擊手”和“能手”三等。周恩來和任弼時不僅被評為紡線英雄，而且他們紡的頭等細線送交邊區政府，在邊區農工業生產成績展覽會上展出。
大生產運動實現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既定目標，為鞏固抗日民主政權，支持敵后長期戰爭，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大生產運動還發揚了黨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光榮傳統，積累了一些經濟建設的經驗，培養了一些經濟工作干部。1945年4月，毛澤東在總結抗戰時期的歷史時，對大生產運動給予高度評價：“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兩年先后開始的帶普遍性的整風運動和生產運動，曾經分別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質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兩個環子，如果不在適當的時機抓住它們，我們就無法抓住整個的革命鏈條，而我們的斗爭也就不能繼續前進。”（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徐嘉 ||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王小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