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改革開放、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都是在斗爭中誕生、在斗爭中發展、在斗爭中壯大的。”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共產黨領導的新生政權能不能站住腳，不僅表現在軍事上，而且越來越突出地表現在經濟上。
新生的人民政權在經濟上面臨嚴峻挑戰
1949年3月，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指出，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是中心任務。他提醒全黨：“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
當時，擺著新生政權面前的經濟挑戰十分嚴峻。國民黨統治時期惡性通貨膨脹的影響仍在延續，一大批不法投機商趁機興風作浪，致使黃金、銀元、外幣充斥市場，導致物價猛烈上漲，經濟秩序混亂。當時有一些處在觀望狀態的人認為共產黨能夠“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上海有些資本家說：“共產黨是軍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財經打零分。”他們要看共產黨的笑話。
物價的飛漲盡管在預料之中，但波動之大、范圍之廣，不能不令人深深擔憂。人民政權有沒有能力制止惡性的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把經濟形勢穩定下來，把生產恢復起來，從而在政治上站穩腳跟，這是廣大人民群眾所殷切期待的，也考驗著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
黨中央和人民政府將這場“經濟戰”的指揮權，交給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財委”）。時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的陳云說：“老百姓不僅在軍事上、政治上看我們，他們還透過經濟看我們，看物價能不能穩定，還餓死不餓死人。這些問題是老百姓關心的，也是對我們的考驗。”
1949年11月，中財委在北京舉行會議，分析物價猛漲的原因，討論收縮通貨、拋售物資、加強市場管理的辦法，決定采取有力的經濟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在新解放城市進行了打擊不法經濟行為的斗爭。
打響“銀元之戰”，打擊非法金融投機活動
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初期，首先從貨幣問題入手，發布了以人民幣為唯一合法貨幣的法令，要求限期收兌國民黨政府發行的金圓券，明令禁止金條、銀元、外幣在市場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銀行掛牌收兌。
然而，不法投機商人卻對這些法令充耳不聞，他們依靠囤積的大量銀元，利用市民們解放前飽嘗通貨膨脹之苦而對外幣、銀元存在的盲目依賴心理，乘人民幣在市場上立足維穩、尚未建立信譽之機，大肆炒賣銀元、外幣，導致銀元價格輪番暴漲、物價指數成倍增加。
當時，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上，到處可見銀元販子在叫賣。不法金融投機勢力控制上海金融證券大樓，用各種通訊工具指揮各據點炒買炒賣大宗銀元、外幣，破壞金融秩序。上海11月中旬的物價，比7月底平均上漲兩倍，米、面、油、煤的價格上漲了兩到三倍。不法金融投機勢力狂妄叫囂道：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
對于不法金融投機勢力的囂張行徑，陳云意識到，我們“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敵人，已不是軟弱的金圓券，而是強硬的銀元”。他在取得毛澤東同意的基礎上，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打擊銀元使人民幣占領陣地的指示》。在中共中央的統一領導下,一場與投機資本作堅決斗爭的“銀元之戰”打響了。
1949年6月8日，上海軍管會通過報紙、電臺進行喊話，敦促投機勢力停止對銀元的炒賣，要求商家接受人民幣。10日上午，上海市警備司令部司令員宋時輪帶領全副武裝的軍警，分五路包圍了設在漢口路422號的上海證券大樓。200多名便衣警察按預定部署進入大樓，控制了各活動場所和所有進出通道。他們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員立刻停止交易活動，就地接受檢查。經過檢查，當場扣押234人，移送人民法院審判。
這一雷霆行動，收到良好效果，銀元價格應聲下跌，物價隨之回落，人民幣迅速進入市場流通。人民政府還采取有力措施，規范私營銀行、錢莊的運營活動，取締專放高利貸的地下錢莊，普遍開展工商業登記，嚴格監管市場交易，禁止囤積居奇的投機行為。這些措施，在很短的時間里，終于使物價平穩下來。
精心部署集中調運物資、適時拋售的“經濟戰”
新中國成立初期，物價波動的根源在于貨幣與物資供應的不平衡，僅僅依靠行政手段，難以從根本上解決物價上漲的問題。
為此，中財委召開會議，確定了全力支持解放戰爭徹底勝利以及維持新解放區首先是大城市人民生活兩大方針。會議還就如何更有效地控制市場物價等問題提出了措施和步驟。陳云指出，國家掌握足夠的糧食和紗布，是穩定市場、控制物價的主要手段；掌握糧食以穩住城市，掌握紗布以穩住農村，從而遏制投機資本家興風作浪。
然而，會后不久，不法資本家又乘機囤積糧食，哄抬糧價，搶購紗布、五金、煤炭、化工原料，引發又一輪持續40余天的全國物價暴漲風潮。有國民黨特務囂張地宣稱：只要控制了兩白（米、棉）一黑（煤），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為解決這一問題，黨和政府開始精心部署一場集中調運物資、適時拋售的“經濟戰”。為保證對物價影響最大的糧食的供應，陳云要求東北老解放區有關人員，“每日運一千萬至一千二百萬斤糧食進關”。他還要求，由北京市在天壇打席囤存糧，必須每天增加存糧席囤，要給糧販子看到，國家手上真有糧食，糧價不能漲，使奸商無隙可乘。
1949年11月，穩定物價的戰斗正式打響后，陳云要求各地必須隨時報告各種物價信息，并依據中財委等部門的信息來拋售物資、確定本地的合理價格。面對復雜多變的經濟局勢，他沉著指揮貿易、銀行、財政三方協同作戰，統一指揮各地一致行動。11月25日之前，各地將糧食、紗布、煤炭等主要物資調集于重要地點，設法緊縮通貨、抓緊稅收。11月25日，全國各主要城市一齊大量拋售糧食、紗布，“幾天之內，就將這次波及地區最廣、持續時間最長、物價漲幅最大的漲價風潮平息下去了”。
這一“戰”，黨和政府不僅穩住了物價、穩住了市場，而且穩住了民心，使得投機資本損失慘重，“無論是物價總指數，還是主要商品的價格，都平息在預計的水平上”。至1950年底，隨著公債的發行、稅收的增加、財政赤字的縮小、貨幣回籠的加快，全國物價基本趨于穩定。
通過這場經濟戰線上的斗爭，黨和政府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有能力運用經濟手段做好經濟工作、打擊投機行為，也完全有能力平穩物價、穩住民生，在城市站穩腳跟。（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徐嘉 ||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王小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