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占比穩步走高 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創6月以來新高
從人民幣表現看中國經濟強勁韌性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柴雅欣
今年前10個月，我國出口總值同比增長32.3%，貿易順差超過5100億美元，順差規模為歷年來同期最高。圖為12月3日，在山東港口青島港前灣集裝箱碼頭，數艘貨輪在裝載出口貨物。（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12月1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發布的數據顯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3693，較前一交易日上調101個基點，創6月以來新高。同時，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占比創下2016年第四季度以來新高。
人民幣匯率強勢行情持續上演，推動因素有哪些？人民幣匯率韌性強，反映了經濟發展的何種態勢？記者采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許偉，中央財經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學院院長、中國貿促會專家委員會委員張曉濤。
匯率受經濟基本面、貿易競爭力、資產估值吸引力和預期等因素影響，經濟基本面是解釋匯率變動的基礎因素
記者：如何看待人民幣近期表現？背后有哪些原因？
許偉：匯率是兩國貨幣的比價，受兩國經濟基本面、貿易競爭力、資產估值吸引力和預期等因素影響。人民幣去年對美元升值較快，今年對美元保持在6.4的水平雙向波動。總體來看，2015年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經受住了國內股市和債市波動、中美貿易戰、新冠肺炎疫情等考驗，韌性較強，在均衡水平附近雙向波動的特征更加明顯。
張曉濤：人民幣匯率制度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與進出口貿易、通貨膨脹水平、國內貨幣政策、資本的輸出輸入、世界主要國家經濟貨幣政策等密切相連，這些因素的變化情況會通過外匯供求的變化作用到外匯匯率。總體來看，人民幣升值幅度還是相對溫和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總體保持穩定，在合理范圍內波動。
經濟基本面是解釋匯率變動的基礎因素，匯率長期趨勢主要由經濟基本面決定并受其支撐。今年前三季度，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經濟持續恢復發展，外貿進出口繼續保持較快增長，韌性較足、穩中提質。出口形勢良好，境外長期資金有序增持人民幣資產，人民幣匯率在市場供求推動下有所上升。這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市場供求對匯率形成發揮決定作用的應有之義。
今年以來，我國國際收支順差顯著，這是人民幣在全球非美元貨幣中表現較為強勢的堅實基礎。具體表現為貨物貿易順差擴大，服務貿易逆差縮小，直接投資呈現較大順差。可以說，即使在經貿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沖擊影響下，我國經濟表現出強大韌性，長期穩定增長趨勢不變，增強了外資在華投資信心，同時也是我國持續減少市場準入限制、擴大對外開放、改善營商環境的生動反映。
人民幣匯率走強有利于降低進口成本、增加居民消費、降低能源及部分依賴國際市場的原材料成本，并減緩輸入性通脹壓力
記者：人民幣匯率逆勢上升，將產生什么影響？
張曉濤：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不同產業部門影響存在差異，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綜合的，整體正面效應較大。
傳統觀點認為，貨幣貶值才有利于提高出口競爭力，拉動總需求，從而改善經濟增長。這一傳導機制對依賴出口拉動的經濟體較為顯著。但本輪貨幣升值對出口的抑制作用相對很小，必須放到當前的經濟發展背景，即疫情影響下全球供需、價值鏈供應鏈新特點中理解。從短期看，一些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的進口需求剛性強，中國出口短期內不太會受匯率的替代效應影響。當然，人民幣升值也必然對部分行業產生負面影響，尤其是市場競爭能力弱、產品單一、對價格極端敏感的行業。
當前，我國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人民幣匯率升值可以降低進口成本，有利于居民增加消費推動經濟，也有利于降低高企的能源及部分依賴國際市場的原材料成本，降低整個產業鏈成本從而提高效率。人民幣升值還有助于抵消正在不斷上升的通脹壓力。今年以來，各類大宗資源產品和基礎產品價格上漲，人民幣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進口型通脹，緩解整個通脹水平。
許偉：人民幣匯率是“自動調節器”，有利于緩解外部沖擊，促進內外平衡，增強貨幣政策自主性。與其他主要貨幣相比，人民幣表現相對強勢，有利于減緩輸入性通脹壓力。我國部分能源和原材料對外依存度較高，人民幣匯率走強，可降低進口成本，改善貿易條件，緩解供給沖擊。今年前三季度，我國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19.5%，拉動GDP增長1.9個百分點，處于歷史相對高位。人民幣匯率相對走強，也是促進內外需平衡發展的需要。
記者：近來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調整，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如何看待發達經濟體政策調整對我國的影響？我國貨幣政策穩字當頭有何意義？
張曉濤：美聯儲收縮貨幣政策，可能導致資金從發展中國家流出，流入到美國市場。這會對發展中國家帶來重大影響。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影響了美國各項經濟指標，進而影響其貨幣政策走向。
央行在近期發布的2021年第三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明確指出，“發達經濟體政策調整對我影響有限”。一是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體量擴大，韌性更強；二是我國堅持實施正常的貨幣政策；三是我國匯率市場化改革取得進展，對外部沖擊的吸收能力增強；四是我國金融體系自主性和穩定性更強，人民幣資產吸引力增強。
央行強調，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精準、合理適度，以我為主，穩字當頭，把握好政策力度和節奏，處理好經濟發展和防范風險的關系，做好跨周期調節，維護經濟大局總體平穩，增強經濟發展韌性。面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貨幣政策不應該追求短期刺激效應，需要穩健適度，引導市場形成合理預期，并注重貨幣政策與其他政策的搭配組合。
許偉：據觀察，明年主要經濟體的財政政策預計從危機救助轉向復蘇鞏固，財政赤字率陸續回歸常態水平，財政支出重點轉向復蘇鞏固和中長期優先事項。而貨幣政策則從大幅寬松轉向正常化嘗試。目前主要新興經濟體和部分發達經濟體已經啟動加息，美國稍后，歐元區和日本的政策調整更為滯后。我國經濟供需兩端承壓，在此背景下，宏觀政策做好跨周期設計和逆周期調節，貨幣政策穩字當頭，增強前瞻性，加強預調微調，既有助于防止內需下行與外部輸入性風險疊加，造成經濟增速過快下行，又避免刺激過度，積累過多金融風險。
一個主權國家貨幣成為國際貨幣是該國綜合實力發展的結果，人民幣在全球外儲中的占比穩步走高，說明人民幣國際接受度上升
記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人民幣外匯儲備總額由去年四季度的2694.9億美元升至2874.6億美元，連續9個季度增長。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占比升至2.45%，創下2016年第四季度IMF報告該數據以來新高。如何看待人民幣在全球外儲占比穩步走高？國際投資者持有人民幣意愿增強，說明了什么？
張曉濤：一國貨幣在國際上的接受程度會受到該國經濟體量與結構、介入全球和區域貿易深度、金融市場的廣度與深度、對外投資發展、國家政策與制度水平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
自2009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開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不斷推進，近幾年進入較快發展階段。從英鎊、美元等成為國際貨幣的歷史演進規律來看，一個主權國家貨幣成為國際貨幣是該國綜合實力發展的結果。經濟規模壯大并不必然能塑造出強大的貨幣，其被全球廣泛接受還需要該國構建完善的社會和經濟制度，并努力成為世界科技創新領跑者與人類文明進步推動者。只有如此，國際投資者才會信任該國貨幣并愿意持有，該國貨幣的廣泛使用所累積的國家信用最終使其成為國際貨幣。一國貨幣走向國際化的進程中，技術創新和制度完善是兩座必須要跨越的“高山”。
許偉：人民幣在全球外儲當中的占比穩步走高，說明人民幣國際接受度上升，人民幣國際化穩步推進。主權貨幣是國家信用的具體象征，其國際接受度最終取決于經濟實力、政策穩定性、資本市場水平等綜合因素。我國綜合國力穩步提升，發展趨勢持續向好，宏觀政策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為應對疫情挑戰，我國沒有實施所謂的“高壓經濟學”，宏觀杠桿率上升幅度低于全球平均，繼續堅持常態化貨幣政策，留足未來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的政策空間。
此外，我國資本市場發展和開放水平不斷提高，市場深度、廣度和流動性不斷改善，資金跨境有序流動的便利性增加，也增強了國際投資者持有人民幣的信心。
人民幣強韌性表現反映中國經濟具有強勁韌性和巨大潛力
記者：人民幣匯率強韌性背后，反映了我國經濟發展怎樣的態勢？
許偉：我國經濟發展態勢，可以通過人民幣強韌性表現背后的原因來理解。首先，我國經濟總體延續恢復勢頭，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去年我國經濟率先復蘇，是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預測今年中國GDP增長8%，體現出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看好，也說明中國經濟具有強勁韌性和巨大潛力。
我國疫情防控效果好，充分發揮產業鏈完整優勢，產能恢復快，出口形勢較好。按美元計價，今年前10個月，我國出口總值同比增長32.3%，貿易順差超過5100億美元，順差規模為歷年來同期最高。相應的，企業和個人外匯存款增長較快，結匯需求增加，銀行結售匯凈額為2013年最高。
市場主體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信心足，外商直接投資保持較快增長。2020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總額大幅下滑，但中國FDI逆勢增長，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外資投資目的地。今年，我國利用外資規模進一步擴大，前10個月實際利用外資超過1420億美元，創歷史同期最高。
境外投資看好人民幣資產。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相比，我國實施常態化貨幣政策，與主要經濟體保持一定利差水平。資本市場改革和開放取得成效，全球投資者對人民幣資產更為看好。
金融風險得到有效管控。經過一系列的降杠桿舉措，當前我國外債風險可控，總體償債能力較強。
記者：如何看待高水平對外開放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和世界經濟穩定的意義？
許偉：從中國經濟過去四十多年的發展經驗看，提升對外開放水平是拓展外循環、提升內循環的活力源泉。當前，我國經濟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改革開放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復雜性和艱巨性增加，必須進一步提升對外開放水平，才能實現更高水平的“雙循環”。只有消除各種制度性障礙，促進土地、勞動力、資金、技術和數據要素的優化配置，完善營商環境，激發超大規模內需市場潛力，不斷提高市場化、法治化和國際化程度，為中國企業參與全球競爭提供更好的制度環境，才能加深我國參與全球產業鏈的程度，提升在全球產業鏈上的地位。
近年來，全球經濟循環遇到“逆全球化”等阻力，部分商品、要素和人員流動受限，企業投資預期不確定性上升，疫情也對全球供應鏈造成較大干擾，但全球經濟向著更高水平提升的步伐沒有停止，服務貿易、中間品貿易、數字貿易、區域一體化規模和層次不斷拓展。中國國內統一大市場建設也在深入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繼續深化，要素流動障礙和企業進入門檻進一步降低，為暢通“雙循環”奠定了更好基礎。
張曉濤：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內外部經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中國推動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努力構建層次更加豐富、結構更加多樣、領域更加寬廣的高水平對外開放格局，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有重大意義。
中國市場正加快推進制度型開放，外商投資法為外商提供了透明、公平、可預期的法律保障，體現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堅定決心和制度自信。在全面落實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的同時，我們進一步縮減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與國際并軌的領域更多面更廣，改革措施落實效率更高。中國正在經歷由低要素成本和政策優惠型營商環境向降低制度型成本、全面優化營商環境方向轉變。
過去40多年，世人見證了一個原本處于全球貿易價值鏈邊緣地帶的最大發展中國家向國際貿易有實力參與者和體系建構者的角色轉變。站在新起點上，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必將在更加開放的條件下進行，中國也會始終是全球共同開放的重要推動者、世界經濟增長的穩定動力源和各國拓展商機活力的大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