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是中國革命的搖籃。井岡山是革命的山、戰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榮的山。習近平總書記在赴江西考察時曾深刻指出：“井岡山斗爭的偉大實踐，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抉擇、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成長具有關鍵意義。”
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為挽救革命、尋找革命新道路開始了新的奮斗歷程。10月，毛澤東率領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工農革命軍，開始為創建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農村革命根據地而斗爭。在這一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中國共產黨人，經過創建、發展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實踐，逐步找到了一條推動中國革命走向復興、走向新的勝利的道路。這就是井岡山斗爭的“關鍵意義”所在。
井岡山見證尋求新路的探索勇氣
實事求是、敢闖新路，是井岡山精神的核心。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同志立足于中國革命現實，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緊密結合，提出了以農村為中心的革命道路思想，提出和發展了思想建黨、黨指揮槍、支部建在連上、官兵平等等建黨建軍思想，在武裝斗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成功實踐。
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后，年幼的黨在最開始選擇了“以俄為師”“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道路。經過1927年至1928年的一系列起義斗爭，越來越多的革命者開始認識到：“以城市為中心”并不適合現階段的中國國情，只有到農村去，特別是到那些受過大革命風暴影響的農村中去，才會有革命發展的廣闊天地。1927年9月，三灣改編后，毛澤東在率領部隊南下的過程中，經過調查研究，敏銳地發現湘贛邊界的羅霄山脈中段即井岡山地區是十分合適的部隊立足點。毛澤東認為，井岡山地區有以下有利條件：黨的群眾基礎較好；袁文才、王佐領導的農民武裝愿意同工農革命軍結合；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有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部隊易于籌款籌糧；地處湘贛邊界，遠離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城市，同時湘贛兩省軍閥存在矛盾。
1927年10月初，部隊到達江西寧岡古城后迅速召開會議，研究建立根據地和對井岡山地區的農民武裝袁文才、王佐采取團結改造方針的問題。會后，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領導井岡山軍民，利用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發生戰爭、井岡山地區敵人兵力空虛的有利時機，采取積極發展的方針，逐步開創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面。
工農革命軍首先在井岡山地區各縣進行打倒土豪劣紳、發動群眾的游擊暴動，建立縣、區、鄉各級工農民主政權。11月，工農革命軍占領茶陵縣城，湘贛邊界第一個紅色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府正式成立。1928年1月，工農革命軍攻占遂川縣城；2月上旬，打破江西方面國民黨軍隊的第一次“進剿”。至此，奠定了井岡山根據地的基礎。關于這一探索，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相關論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沒有現成經驗，黨內“左”傾路線和教條主義不斷干擾打壓，殊為不易。
井岡山見證無比堅定的必勝信念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是井岡山精神的靈魂，也是共產黨人立身、處世、干事的精神支柱。”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斗爭進入最艱苦的年代，革命形勢轉入低潮。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許多優秀干部，群眾運動的杰出領袖，成千上萬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共青團員，革命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以及黨外革命人士紛紛倒在血泊中，黨的活動被迫轉入地下。在極其險惡的環境中，黨的隊伍中的一些人缺乏對時局的正確認識，存在著錯誤的估量，因而對黨與紅軍所處的形勢與環境產生悲觀的念頭，陷入思想上的混亂。他們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甚至不贊成在軍事上先爭取勝利，也不贊成用紅色政權的鞏固與擴大去逐漸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到來。
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等領導的井岡山斗爭沖破反革命的高壓，在黑暗中高舉起革命的光輝旗幟。他們中的許多人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捍衛了共產主義的信念。他們用井岡山上的紅旗，明白地昭示國人：英勇的中國共產黨人不會被國民黨的屠殺政策所嚇倒，只會擦干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體，高舉革命大旗，重新揚起理想的風帆，堅定信念，投入到新的戰斗中去。
在井岡山堅持斗爭一年多后，跟隨毛澤東上井岡山的人當中，開始對紅軍能不能站住腳持懷疑態度，提出了“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紅色政權能否長期存在并得到發展？針對這個問題，毛澤東在總結井岡山斗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及時地給出了回答。他在為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起草的《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的決議中，在代表紅四軍前委于1928年11月25日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根據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特點，論證了紅色政權能夠長期存在并發展的主客觀條件，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
毛澤東認為，這些主客觀條件是：中國是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國家。半封建的地方性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對中國實行劃分勢力范圍的政策，使反動統治階級內部繼續不斷地發生分裂和戰爭。這種分裂和戰爭既然總是繼續不斷，小塊區域的紅色政權就能夠利用這種矛盾而發生并長期堅持下來。紅色政權之所以在小塊地區發生，是和大革命運動的影響有密切關系的。這樣的政權首先發生和能夠長期存在的地方，就是在大革命過程中工農群眾曾經發動起來的地方。小塊紅色區域能否長期存在，還取決于全國革命形勢是否向前發展。中國革命形勢是跟著國內買辦豪紳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的繼續分裂和戰爭而必然繼續向前發展的，所以紅色政權不但能夠長期存在，而且還會繼續發展。有相當數量的正式紅軍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更是一個要緊的條件。此外，還需要有便利于作戰的地勢和能提供足夠給養的經濟力等。
在革命處于低潮時，如果只看表面現象，就會把暫時的困難和挫折看成希望和前途的喪失，而忽視了中國社會的階級力量對比正發生變化。毛澤東提醒道：“有些同志在困難和危急的時候，往往懷疑這樣的紅色政權的存在，而發生悲觀的情緒。這是沒有找出這種紅色政權所以發生和存在的正確的解釋的緣故。我們只須知道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不斷的，則紅色政權的發生、存在并且日益發展，便是無疑的了。”在毛澤東等的正確領導下，井岡山的斗爭既逐漸同那種懷疑紅色政權能夠存在的右傾悲觀思想劃清了界限，也同那種認為可以無條件地在農村發動武裝暴動的“左”傾盲動錯誤劃清了界限，根據地軍民不斷激發出頑強拼搏、勇于斗爭、敢于勝利的精神力量。
井岡山見證迎難而上的奮斗精神
艱苦奮斗是我們黨的政治本色和優良傳統，也是井岡山精神的基石。
井岡山的斗爭主要是軍事斗爭。除了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工農革命軍，袁文才、王佐的地方農民武裝，井岡山還在1928年4月迎來了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軍余部、湘南起義農軍共萬余人。其后，毛澤東和朱德所率部隊合編，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后改成紅軍第四軍）。7月22日，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等領導了湖南平江起義，不久，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紅五軍最終于12月上旬到達井岡山新城鎮。
在井岡山的紅軍隊伍不斷壯大的同時，由于南方各省國民黨新軍閥統治處于暫時穩定時期，國民黨軍隊繼續向井岡山根據發動“進剿”。為了擊退敵人、保衛井岡山，毛澤東等領導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堅決地和敵人作斗爭，反對逃跑主義；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創造群眾割據局面布置長期斗爭；集中兵力，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波浪式推進以擴大割據地區，反對冒進，等等。在此期間，紅軍在毛澤東、朱德的率領下，積極貫徹“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進”的游擊戰十六字決，以不足四個團的兵力，擊敗國民黨軍隊的十幾個團，打破了敵人的第二、第三、第四次“進剿”，使得割據地區日益擴大。1928年6月的龍源口戰斗后，井岡山根據地達到全盛。
面對敵人的反復進攻，共產黨員和紅軍戰士們表現出視死如歸、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每次出征前，他們都會在自己的脖子上系上一根紅絲帶。他們將其稱之為“犧牲帶”，以此表達隨時準備為革命付出生命的決心。戰斗打響前，大家一般只說兩句話，一句是請戰斗后活著的人告訴自己的母親，孩子何時何地犧牲了；一句是請在勝利后，將自己的名字寫在烈士紀念冊上。艱苦的戰斗中，先后有近五萬革命烈士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他們有的留下了自己的姓名，有的永遠成為了無名英雄。
在井岡山軍事斗爭的背后，由于敵軍嚴密封鎖，根據地軍民的生存條件也日益艱難。井岡山根據地創建時，“經濟本來是一個小農經濟區域，自耕農甚多，日常生活程度頗低……因為地處邊陲的原因，受資本經濟的侵蝕頗遲，洋貨業在市場不甚發達，有些地方的交易還是‘日中而市’的逢圩辦法。”紅軍財政的唯一來源，全靠打土豪，財政十分拮據。后來，為了“進剿”紅軍，國民黨反動派對根據地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致使貨物、金融流通不暢。同時，部隊“軍用日用必需品和現金的缺乏，成了極大的問題。”寒冬季節，“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穿草鞋，睡地鋪，條件極為艱苦。
更困難的是醫療衛生條件的落后，藥品、器械、醫生奇缺。“作戰一次，就有一批傷兵。由于營養不足、受凍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在此情況下，“傷病員的痛苦是難以言喻的”。紅軍主力撤離井岡山后，在井岡山小井醫院的130多名重傷病員和醫務人員未能及時轉移，被敵人包圍。他們忍受著傷病，用最簡單的“武器”——拐杖、凳子、木棍同敵人殊死搏斗，最終力竭被俘。敵人對他們進行嚴刑拷打。他們沒有絲毫恐懼，沒有一個人泄露紅軍的秘密，最終一起犧牲在敵人的槍口下。
不懼兇惡的敵人和艱苦的環境，井岡山的軍民以堅強的革命意志和堅定的奮斗精神，經受住了炮火、寒冷、饑餓和傷病等各種考驗，“使割據地區一天一天擴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眾政權一天一天推廣，紅軍和赤衛隊一天天壯大”。從井岡山出發，他們一路高舉火炬前行，堅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毅然決然團結戰斗在井岡山的紅旗下。他們的英雄壯舉，使井岡山精神永放光芒。（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徐嘉 ||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王小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