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困在于早慮 不窮在于早豫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郝思斯
“不困在于早慮，不窮在于早豫”，出自西漢劉向《說苑·談叢》，意思是說要想不陷入困境，就須提前謀劃，要想不至于絕境，就須事先預防，體現了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和事預則立的經驗智慧。
五千年文明賦予了中華民族獨特而超凡的生存智慧，憂患意識是其中的重要元素。翻開中華傳統典籍，《詩經》中“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等句，反復提醒人們心存戒懼、謹慎從事。《周易》中亦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君子整天剛健奮勉，振作不已，到了夜晚仍心懷憂懼，如同危險就在身邊，不敢懈怠，從而得以免遭災禍。這種憂患意識，為后世之哲人所繼承和發揚。孔子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老子言“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孟子更是發出“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深切告誡，都是提醒人們要時刻心存敬畏、見微知著、防患未然。
憂患意識從何而來？這種意識很大程度源于遠古時期人們對自然的認知。農耕文明中，人們生活很大程度取決于自然，可謂“靠天收成”。因此，憂患意識、居安思危很早就已廣泛融入百姓日常生活，節約簡樸、省吃儉用是傳統農民的生活常態，豐年要想到荒年的日子該如何過，提前做好準備工作，才不致挨餓受凍、忍受疾苦。很多我們耳熟能詳的成語和民間諺語，像曲突徙薪、未雨綢繆、“晴帶雨傘，飽帶饑糧”等，都蘊含勞動人民樸素的憂患意識，成為人們日用而不覺的思維習慣和行為方式。中國古代的“積谷防饑”思想就是這一意識的直接反映，《禮記》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兇旱水溢，民無菜色。”從漢代以后，各個朝代都相繼建立了常平倉、惠民倉、豐儲倉、義倉等制度，以備災荒。
深刻的憂患意識，不僅基于對自然社會的深刻洞察，更是源自對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對國家民族的深沉摯愛，內含一種自覺的壓力和動力，孕育著清醒、警覺、奮進和堅韌，體現的是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西漢初期，賈誼心系國運，給漢文帝上書《治安策》。當時西漢政權日趨穩定，經濟有所恢復發展。然而，賈誼卻根據自己的觀察和分析，在上書中指出當時的問題，并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法。此外，“備豫不虞，為國常道”“于安思危，于治憂亂”“圖之于未萌，慮之于未有”等古語，都是將憂患意識與治國理政相聯系，提醒執政者應居安思危。
欲知大道，史可為鑒。中國共產黨既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又掌握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在實踐中鍛造出極強的戰略眼光和深遠的憂患意識。
革命戰爭年代，盧溝橋事變第二天，黨中央就發出“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的時代強音，凝聚起救亡圖存的磅礴力量。黨的七大上，毛澤東鄭重提醒全黨“準備吃虧”、“準備困難”，強調“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新中國成立前夕，大家對以《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表示贊成，但有人建議對歌詞“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做適當修改，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致認為，還是留下這句話，繼續保持警惕好。新中國成立后，在建設、改革的歷史時期，我們黨所處的歷史環境和肩負的中心任務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始終保持憂患意識和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不斷經受新的考驗，堅定不移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清醒認識到國內外環境發生新的重大變化，面臨的風險挑戰明顯增多，把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作為治國理政必須堅持的重大原則，統籌發展和安全，把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擺在更加突出位置，掌握了應對風險挑戰的戰略主動，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
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越是接近實現民族復興的目標，遇到的壓力阻力就越大。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既常懷遠慮、居安思危，又自信自強、敢于斗爭。越是錯綜復雜，越是凝神靜氣，越是艱難險阻，越是從容堅定，既對所堅持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充滿自信，又對問題、風險高度警覺；既看到成績和機遇，更看到短板和不足；既有防范風險的先手，也有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的高招；既打好防范和抵御風險的有準備之戰，也打好化險為夷、轉危為機的戰略主動戰——未來很遠，我們的眼光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