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持續發力，曾經40多本臺賬文件夾壘起來近一人高，兩個多月處理455個文件等文山高如云的現象正在逐步消失。近年來，黨中央部署開展了文山等加重基層負擔問題整治工作。各地積極推動黨中央出臺的一系列減負舉措落地落實落細，成效不斷顯現。
發文數下降，動輒發文、層層發文的慣性被剎住。自上而下，從中央到地方，發文數量下降，困擾黨員干部的重重文山逐漸減少。成效最顯著的是源頭得到了治理。中央層面發揮示范帶動作用，嚴把發文關，定下規模硬杠杠，指導各地區各部門科學制定文件年度計劃并嚴格執行。數據是變化的真實寫照，2019年，各省區市、中央和國家機關發文數量同比降幅均超過30%；2020年，各省區市發文數量同比減少28%，中央和國家機關發文數量同比減少14%。其次，發文權限得到統籌。如云南嚴格控制向縣級以下發文的數量，又精簡基層向上級報文報表的數量，明確各級單位貫徹落實中央和上級文件，可結合實際拿出務實管用的舉措，除有明確規定外，不再層層制定貫徹落實配套文件，杜絕了“以文件貫徹文件”現象。再者，灰色地帶得到清理。如浙江玉環對本地行政規范性文件等進行全面梳理和評估，共廢止和宣布失效規范性文件、政策性文件53個，堅決壓縮了數量。
八股風漸消，開門見山、務實戒虛的氛圍已形成。從長篇大論到千篇千面、高效實用，文件提質增效，不再是文來文往空轉忙，重發文輕落實的現象得到扭轉。一大變化是篇幅愈加精練。長篇大論少了，言簡意賅的多了。如湖南明確發短文嚴格控制篇幅，限制文件字數，規定除中長期規劃等文件外，其他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綜合報告不超過5000字，專項工作報告不超過2000字。內容愈加務實是另一大變化。不講空話、虛話、套話，泛泛而談少了，聚焦問題的多了。如疫情期間，江蘇南京落實中央出臺的紓困惠企文件時，針對本地企業面臨的融資難、融資成本高、審批環節多等共性突出問題，從科技創新支持、產業發展引導、財政金融扶持、企業服務保障等4個方面細化政策，與企業共克時艱、共渡難關。三是語言愈加清新。切實改進文風，重推敲輕落實少了，簡單質樸的敘述多了。如甘肅某工作協調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出一份指導工作的文件，題目就叫《溫馨提示》。該《溫馨提示》全文不足千字，清楚明了，接地氣，讓讀者對近期的重點工作一目了然。
執行力提升，實時預警、動態糾治的機制已健全。各地各部門既抓好當下改，又聚焦長久治，著力把表現在基層、根子在上級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找出來、解決好。基層干部反映，糾偏正向更加及時。如四川成都通過設立基層減負監測點，實時掌握發文的動態情況，做細統計分析，倒查上級工作中是否存在層層加碼、文風不實等情況，為糾治把準脈、開好方。同時，發現問題更加便捷。如陜西等省不斷加快推進機關信息化建設，積極推廣電子公文和二維條碼應用，逐步實現文件和簡報資料網絡傳輸和網上辦理，以數據化成果形式儲存可查可閱資料，既杜絕了事后補臺賬、造臺賬等形式主義，又能形成預警、監督、問責、整改、治理的工作閉環。此外，通報曝光更加規范。各級紀檢監察機關靶向糾治發文方面文山高聳、改頭換面、明減實不減等問題。如2020年1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調整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數據統計指標，將“文山會海反彈回潮”等問題納入月報內容，糾治更加精準有效。
總的來看，文件數量和篇幅等都在逐步壓縮，各級特別是基層干部深有感觸，給予充分肯定。但大家也反映，基于多種因素，這個問題依然暗流涌動、存在反彈回潮隱患。比如紅頭變白頭，有的單位和部門為了減少發文數量，就通過不標注文號、加個便簽等形式變相下文，下發至基層的文件數量仍有不少。又比如材料變素材，有的單位和部門將“要材料”改稱所謂“提供工作素材”，但報送的內容要的又多又急，基層干部面臨的材料壓力仍然很大。治理文山這個痼疾頑癥，要像糾正享樂主義、奢靡之風問題一樣抓好“常”“長”，治標與治本相結合，打好持久戰。（郭妙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