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出自“云南文庫·大家文叢”《李元陽文集》
劍川石寶山石窟中的李元陽詩石刻 耿嘉 攝
“檐涌滴不絕，寒意入衾綢。哀彼茅屋人，相向雙涕流。玉桂悲粒薪，寧思身上襲？門無丁壯兒，逐役何時休！”李元陽以一首《苦雨嘆》，道盡人民之苦。憂百姓之憂，樂百姓之樂，自古文人之所求，范文正公之所向。李元陽以詩明志，足以見其為官之道與為人之品。
李元陽（1497—1580年），字仁甫，號中溪，別號逸民，明代大理府太和縣人，自幼沉默寡言，但聰明過人，勤讀詩書，尤其對文學歷史類書籍涉及更多。明嘉靖元年（1522年）考取壬午科云貴鄉試第二名，嘉靖五年（1526年）丙戌科殿試中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他在探究理學方面造詣極深，被后世人稱為滇中“理學巨儒”。作為本土著名學者，李元陽以其學識和威望，竭力倡導并親自編撰方志，主要編撰萬歷《云南通志》、嘉靖《大理府志》，為云南歷史的記載和發掘貢獻了重要力量。
李元陽為官十多年間，任過縣令、府守等親理民政的地方官，有濃厚的“經世”思想和豐富的社會實踐經驗。他在擔任江蘇江陰知縣期間，興修水利，去除積弊，體貼民苦，并以廉潔著稱，當地百姓曾為之立碑建祠，載其種種善舉。在荊州府任上時，因為荊襄百里之間沒有水井，他帶頭捐俸為百姓打了幾十眼井，并讓轄區內各縣在規定時間內修復河堤池塘，使沿江州縣不受水災，當地人民將這些水利設施以“李公井”“李公堤”命名，以感激紀念他的仁政。
李元陽的剛直可謂明代標桿，其弟子張居正以李元陽為榜樣，用一生踐行了清正剛直的為官準則。李元陽任戶部主事后不久，改任監察御史，負責彈劾官吏、整肅政紀。他曾直言嘉靖皇帝：“陛下之始即位，以爵祿得君子，近年來以爵祿畜小人。”被同僚稱為“真御史”。直言不諱讓他在官場上屢屢碰壁，但是并沒有改變他的堅持與信念。
李元陽交游甚廣，曾與陽明學派的分支，如浙中學派、江右學派、泰州學派、南中學派的學者王畿、羅洪先、羅汝芳、唐順之等交流切磋，并對儒學經典進行悉心研究，吸收了先賢哲人的理論，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論。他提出性、心、意、情四種命題，并將“性”放在首要位置，認為無論圣人、凡人都有本性，但圣人能“復性”，凡人則因外物產生了心、意、情，容易迷失本性。李元陽對事物的中與和、知與識，以及儒學、道統的傳承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譬如，他認為“中”是世界的本原，“中率無喜無怒，故為天地萬物之大本”，是“道之體也”。“中”是人人具有的“良知”，而且“性”就是“天命”“良知”，是先天就有的。因而，他在政治上主張要以“愛民為主”，治理國家要“節用愛人，己任其勞，處民以佚”。要“以治家之心治其國，以愛身之道愛其民”，如此天下就“無難處之事，亦無難化之人”。
李元陽的人品學識為時人推崇，他的道德文章為后人景仰，李元陽之后的明、清云南省志和大理地區府縣志，多為之立傳，表彰其事跡。在民間至今還流傳著許多有關李元陽的故事，與其同時代的“嘉靖八才子”之一任忠齋，曾評價他：“中溪晚年之學，如霜清歲晏，萬象森嚴，長松在壑，剝落英華，收斂神氣，復歸乎其根也。”（黃海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