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檐涌滴不絕,寒意入衾綢。哀彼茅屋人,相向雙涕流。玉桂悲粒薪,寧思身上襲?門無丁壯兒,逐役何時休!”李元陽以一首《苦雨嘆》,道盡人民之苦。憂百姓之憂,樂百姓之樂,自古文人之所求,范文正公之所向。李元陽以詩明志,足以見其為官之道與為人之品。
李元陽(1497—1580年),字仁甫,號中溪,別號逸民,明代大理府太和縣人,自幼沉默寡言,但聰明過人,勤讀詩書,尤其對文學歷史類書籍涉及更多。明嘉靖元年(1522年)考取壬午科云貴鄉試第二名,嘉靖五年(1526年)丙戌科殿試中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他在探究理學方面造詣極深,被后世人稱為滇中“理學巨儒”。作為本土著名學者,李元陽以其學識和威望,竭力倡導并親自編撰方志,主要編撰萬歷《云南通志》、嘉靖《大理府志》,為云南歷史的記載和發掘貢獻了重要力量。
李元陽為官十多年間,任過縣令、府守等親理民政的地方官,有濃厚的“經世”思想和豐富的社會實踐經驗。他在擔任江蘇江陰知縣期間,興修水利,去除積弊,體貼民苦,并以廉潔著稱,當地百姓曾為之立碑建祠,載其種種善舉。在荊州府任上時,因為荊襄百里之間沒有水井,他帶頭捐俸為百姓打了幾十眼井,并讓轄區內各縣在規定時間內修復河堤池塘,使沿江州縣不受水災,當地人民將這些水利設施以“李公井”“李公堤”命名,以感激紀念他的仁政。
李元陽的剛直可謂明代標桿,其弟子張居正以李元陽為榜樣,用一生踐行了清正剛直的為官準則。李元陽任戶部主事后不久,改任監察御史,負責彈劾官吏、整肅政紀。他曾直言嘉靖皇帝:“陛下之始即位,以爵祿得君子,近年來以爵祿畜小人。”被同僚稱為“真御史”。直言不諱讓他在官場上屢屢碰壁,但是并沒有改變他的堅持與信念。
李元陽交游甚廣,曾與陽明學派的分支,如浙中學派、江右學派、泰州學派、南中學派的學者王畿、羅洪先、羅汝芳、唐順之等交流切磋,并對儒學經典進行悉心研究,吸收了先賢哲人的理論,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論。他提出性、心、意、情四種命題,并將“性”放在首要位置,認為無論圣人、凡人都有本性,但圣人能“復性”,凡人則因外物產生了心、意、情,容易迷失本性。李元陽對事物的中與和、知與識,以及儒學、道統的傳承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譬如,他認為“中”是世界的本原,“中率無喜無怒,故為天地萬物之大本”,是“道之體也”。“中”是人人具有的“良知”,而且“性”就是“天命”“良知”,是先天就有的。因而,他在政治上主張要以“愛民為主”,治理國家要“節用愛人,己任其勞,處民以佚”。要“以治家之心治其國,以愛身之道愛其民”,如此天下就“無難處之事,亦無難化之人”。
李元陽的人品學識為時人推崇,他的道德文章為后人景仰,李元陽之后的明、清云南省志和大理地區府縣志,多為之立傳,表彰其事跡。在民間至今還流傳著許多有關李元陽的故事,與其同時代的“嘉靖八才子”之一任忠齋,曾評價他:“中溪晚年之學,如霜清歲晏,萬象森嚴,長松在壑,剝落英華,收斂神氣,復歸乎其根也。”(黃海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