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地掛證逃監管、安排就業作酬謝、中介搭橋掩耳目
警惕違規兼職取酬新動向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陳瑤
近日，中國建設銀行青海省分行原黨委書記、行長郭繼莊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百萬元。此前的“雙開”通報提到，郭繼莊“違規在建行客戶企業投資參股、兼職取酬”。
近年來，在相關通報中可以看到，少數黨員干部和公職人員一邊領著國家發放的工資，一邊又通過兼職從企業獲取優厚的酬勞。“類似‘掛證’取酬、任上兼職取酬、離退后任職‘兩頭占’等‘兩棲’行為，催生權錢交易和利益輸送，成為權力尋租或變現的‘過墻梯’，導致正常市場主體間的不平等競爭。”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紀委監委黨風政風監督室主任藍振武說。
當官發財當兩道，無論是黨紀還是國法，都對黨員干部和公職人員違規兼職取酬行為作出嚴格限定。針對違規兼職取酬問題，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擦亮監督探頭，加大執紀審查力度，嚴肅黨紀紅線，重拳整治違規兼職取酬問題，規范黨員干部履職行為。
嚴懲違規兼職取酬，首要在發現問題線索。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違規兼職取酬仍時有發生，甚至紛紛披上了“隱身衣”，加大了相關問題線索的發現難度。對此，浙江省杭州市的紀檢監察干部感觸深刻。
“公職人員兼職取酬主要有協會兼職型、退休返聘型、利用職務影響掛名型、收取勞務費型等，表面看似利用空閑時間‘發揮余熱’在‘以勞取酬’，實則是赤裸裸的利益往來。”拱墅區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主任徐天鴻說。
臨安區紀委監委黨風政風監督室副主任林型斌注意到兼職取酬的一些新變化、新表現。如，兼職對象從本人變為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直接聯系人，甚至是關系較遠的親屬；取酬方式從吃空餉轉變為安排就業。更有個別黨員領導干部，在離退后選擇異地兼職，以此規避領導干部相關任職限制。
河南省襄城縣紀委監委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在該縣查處的案例中發現了更為隱蔽的“掛證”取酬方式。掛證人員與掛靠公司互不見面，而是通過中介機構聯系。而掛證薪酬還可選擇郵寄、電子支付等方式，從而加大取酬證據的查詢難度。
違規兼職取酬形式日漸隱蔽，為監管、查處帶來挑戰。接受采訪的紀檢監察干部表示，當前大數據監督已成為精準發現兼職取酬問題線索的一個重要手段。
四川省瀘州市納溪區水庫管理站的工作人員趙某某，自2019年起便陸續領取當地某建筑公司向其發放的掛證報酬共計1.5萬元。該問題線索是通過匯總公職人員信息和四川省建筑市場監管公共服務平臺信息，開展數據比對分析而獲得。
異地掛證主要是利用證件主管部門數據各省不交互的漏洞為自己謀取個人利益。江蘇省常熟市監委委員尹偉介紹，該市利用大數據建模等方式對疑似掛證名單進行排查和篩選。在此基礎上，再依托室組地凝聚監督合力，通過談話、取證等方式，更有針對性地對涉嫌違規“掛證”對象的掛證類型、主觀認識、取酬費用進行核查，從而加強對異地掛證問題的監管。
針對上述情況，桂林市紀委監委建立與住建、市場監管、人社等多個職能部門信息溝通機制，通過定期篩查比對工資、養老、工商等信息數據，排查兼職取酬疑似問題。
為進一步加大違規兼職取酬發現和整治力度，北京市紀委監委在全面開展離職公職人員違法亂紀問題專項整治基礎上，將黨委(黨組)管理監督離職公職人員情況納入全面從嚴治黨(黨建)工作考核檢查范圍，從嚴管理辭職或退(離)休黨政領導干部到企業兼職(任職)行為，細化完善公職人員離職審批程序，建立健全離職公職人員從業行為限制清單。
云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聚焦未經批準或不符合條件兼職取酬，瞞報、漏報兼職等情況開展清理，按照個人填報、匯總審核、整改規范、查處問責和完善制度等環節，深入開展領導干部違規兼職專項清理整治行動。為堵塞制度漏洞，該州針對清理過程發現的問題，及時制定了《文山州州管干部在社會組織兼職審批備案流程》，加強干部日常監督管理，防止違規兼職行為發生。
多名紀檢監察干部告訴記者，違規兼職取酬問題之所以屢屢發生，與黨員干部和公職人員廉潔自律意識不強、紀法意識淡薄有很大關系。記者發現，離退休黨員領導干部違規兼職取酬問題占比較高。
有關專家認為，離退休人員違規兼職取酬多發，除了心懷“離職即脫離紀法約束”的僥幸心理外，黨員領導干部離職后其原有職權或地位還會在一定范圍、時期內產生影響。
二十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對全面加強黨的紀律建設作出部署，要求強化經常性紀律教育，融入日常管理監督，促進黨員干部增強紀律意識，把黨的紀律規矩刻印在心。不論在職與否，紀律約束沒有完成時，對離職黨員領導干部的紀律教育和監督不能放松。對此，重慶市九龍坡區紀委監委分階段、抓重點，嚴把“出口關”。離職前，通過離任經濟審計、問題線索起底等方式排查是否有未發現未查處的違紀違法問題，不留隱患。離職時，開展廉潔提醒談話，發放《應知應守口袋書》，將黨紀法規中相關禁止性規定逐一講透、逐條列明。離職后，定期與離職干部談心談話，定期收集個人有關事項特別是從業經商情況，不斷完善信息庫建設，使人人有本“明白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