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柴雅欣
美國田納西州孟菲斯市非裔男子泰爾·尼科爾斯被當地警察暴力毆打致死。圖為當地時間2023年1月29日，孟菲斯市政廳外開始聚集抗議者，為尼科爾斯伸張正義。（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近期，美國接連發生傷亡慘重的大規模槍擊事件。據美國“槍支暴力檔案”網站統計，今年1月，美國共發生52起大規模槍擊事件，致87人死亡，創下該機構2014年開始統計此類數據以來的同期最高紀錄。分析人士指出，美國政治極化、利益集團作祟等因素，導致控槍分歧難以彌合。同樣在年初，歷經4天15輪投票后，凱文·麥卡錫終于當選新一屆眾議院議長，此次選舉也成為美國自南北戰爭以來上百年時間里最漫長的議長選舉。
政治極化是當代美國政治發展的顯著特征，也是民主亂象的關鍵癥結。狹義上看，政治極化專指美國政黨政治的兩極分化，集中表現為黨爭白熱化、陣營化；廣義上看，則涉及群體極化、文化極化、經濟極化等，體現為社會群體裂痕擴大、貧富階層分化加劇、政治觀念對立沖突等。政治極化如何導致亂象發生？這反映了“美式民主”哪些深層次困境？記者采訪了浙江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劉國柱、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孫興杰。
美國歷史上存在極化的深層根源，經濟不平等、種族問題激化等加速了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
記者：從近期槍支暴力事件頻發、眾議長選舉之困、警察暴力執法等事件看，美國的政治和社會現狀如何？有什么突出表現？
孫興杰：從社會層面看，美國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愈發顯著。這并非偶然，美國歷史上存在極化的深層根源，而日益嚴重的國家認同危機和經濟不平等，加速了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
首先，美國社會經濟不平等不斷加劇，社會貧富差距持續擴大，階層固化日趨嚴重，高收入與低收入兩大階層的裂痕愈發明顯，富人與窮人間的對立愈發嚴重。這催化了美國國內政治極化的滋生蔓延。
第二，階級矛盾激化，“溫和派”越來越少，且清晰表現在政治地域分布上。由于產業地理分布及其造成的整個就業結構的變化，共和黨支持者愈發集中在紅色州，民主黨支持者則聚集在藍色州，由此帶來更加嚴重的“站隊”，雙方的“緩沖區”界限越來越窄。
第三，種族問題嚴重，美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種族主義由來已久。最近，美國再現警察暴力執法事件，而2020年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跪壓頸部后死亡，引發“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非我族類”的對立與博弈持續撕裂美國社會。
第四，美國的國家認同面臨挑戰。比如，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但美國近年來對待移民的態度凸顯矛盾之處，引發不同身份群體的對立，加劇社會民眾極化。
劉國柱：美國總在國際上高呼民主、自由、人權，甚至以此為借口干涉別國內政，但自身“民主”形象卻呈現傾倒之勢。
民主本該是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占上風，但美國政治正變成“少數人的統治”。以總統選舉為例，美國總統大選采取的是間接選舉的選舉人團制度，即第一輪選民投票選舉出各州的選舉人團，第二輪由選舉人團投票選舉總統。美國絕大多數州的選舉制度是“贏者通吃”，即獲勝者得全票的計票方法，理論上一個候選人贏得了一個州50%+1的選民票，即可獲得該州所有的選舉人票，這會造成選舉中出現“少數票總統”，即贏得選舉人票但輸了選民票。在近幾屆選舉中，“少數票總統”越來越頻繁出現，本身就與對多數人民主原則相違背，也使得贏的一方缺乏選民基礎，而輸的一方心存不滿，加劇政黨惡斗。此外，美國大州與小州、兩黨勢力相當的州與勢力懸殊的州，在美國選舉中的地位是不一樣的。兩黨勢力相當的州即所謂的搖擺州，無論是在總統選舉還是國會議員選舉中，往往備受兩黨重視。
美國三大權力機構與主流民意日益脫節。“少數票總統”本身就不是主流民意的體現；在美國立法機構中，少數立法者可以阻止槍支管制、氣候變化行動和競選資金的透明度以及其他反映主流民意的法律；最高法院往往保守派占多數，他們最近在墮胎、槍支管制和其他一些重要問題上與主流民意背道而馳。
政治極化既是美國黨派政治尤其是選舉政治的反映，也是美國分裂政治文化的產物
記者：政治極化現象的產生背景和原因是什么？
劉國柱：政治極化是美國政治生活中一個非常復雜的現象，它既是美國黨派政治尤其是選舉政治的反映，也是美國分裂的政治文化的產物。在這一過程中，美國政治精英和媒體推波助瀾。此外，美國政治人物、公眾對涉及國家重大問題認知的差異，導致美國政界在眾多問題上出現不同的政見和政策，黨派政治走向對立和對抗。
黨派政治是導致美國政治極化的重要因素，與黨派政治相關聯的是選舉政治。選舉行動推動美國黨派政治逐步走向極化，而政治極化又推動選舉競選變得更加激烈，幾乎從選舉結果公布的那一刻起，下一個周期的權力爭奪就開始了，形成了惡性循環，推動美國黨派政治進一步極化。這使得美國國內信任赤字不斷擴大，不僅對對方候選人充斥著偏見，對其勝利同樣持懷疑態度。由于一些美國選民難以接受對本方不利的選舉結果，再加上一些政客的蠱惑，近年來美國政治暴力威脅也在不斷加劇。
美國長期以來形成的二元化政治文化傳統，是美國政治極化的文化基礎。自美國獨立戰爭開始，美國社會就形成了二元化的政治文化傳統：獨立戰爭時期，當時的政壇主要有親英分子組成的“效忠派”，以及反英人士組成的“獨立派”；獨立后，圍繞批準憲法的斗爭，美國政壇分裂為支持聯邦憲法的“聯邦黨人”，和反對聯邦憲法、主張維護個人權利和州權、要求對憲法草案進行修改的“反聯邦黨人”；在美國，還長期存在著本土美國人與外來移民、東部與西部、南部與北部、大州與小州、黑人與白人、天主教與新教、進步主義與保守主義等一系列二元化政治對立。
美國媒體同樣呈現出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二元化特征，往往會營造對與之價值觀念相同的政治人物有利的氛圍，對價值觀念相悖的政治人物采取嘲弄、攻擊甚至抹黑的態度。精英人物也會參與塑造美國政治極化輿論的活動，而美國社會對涉及國家重大問題的認知變化也與政黨認同密切相關。
民主政治變為選票政治，選票政治異化為金錢政治、利益集團政治
記者：美國新一屆國會開幕正值國會山騷亂兩周年。近期，美國黨派矛盾日益激烈，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劉國柱：最近美國政壇紛爭不斷，一系列現象并非偶然發生，而是美國政治制度背景下無法避免的現象。
以眾議院議長選舉出現“難產”為例，這說明美國政治極化不僅僅體現在兩黨間的水火不容，也同樣存在于兩黨內部。在此次眾議院議長選舉中，一方面體現鮮明的黨派色彩，凱文·麥卡錫自始至終沒有得到一票來自民主黨人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共和黨在眾議院只是微弱多數，民粹派勢力成為關鍵少數，這就構成了“少數人暴政”的基礎，迫使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利益作出重大讓步，才最終妥協完成選舉。這場選舉讓外界看到，在眾議院的美國兩黨議員眼里，黨派利益、地區利益高于一切。
孫興杰：繼1923年的議長選舉經過了九輪投票才選出眾議院議長之后，此次選舉成為美國100年來最漫長的議長選舉。在勢均力敵、互不相讓的政治博弈之中，看似偶然的“黑天鵝”事件幾乎是必然的結果。短短兩年，國會山兩次表現不同的“亂”，是美國政治周期性的輪回。
美國極化政治流行，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界限分明。民主政治變為選票政治，選票政治異化為金錢政治、利益集團政治，為了拿到選票，選區劃分、選民意識操控都到了非常精細的地步。選舉人團制度之下的“贏家通吃”，大選的結果幾乎是由10多萬張選票來決定，相比于一億多選票來說，這顯然代表不了主流民意。
否決政治成了通行規則，共識更加難以達成。選票政治所扮演的是極限競爭之下的裂變和沖突，而不是政治的整合，階級、種族、性別、移民等所有身份標簽都被選舉政治動員起來，形成了更加激烈和緊張的對峙，由此導致“為反對而反對”的極化政治、否決政治。
記者：從控槍到墮胎權，美國兩黨在幾乎所有國內議題上針鋒相對。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加劇，給美國社會帶來了怎樣的負面沖擊？是否對國際社會也產生影響？
劉國柱：愈演愈烈的極化政治對美國的經濟、立法司法、政策制定等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政治極化導致的美國民主不斷弱化，首先沖擊的就是美國經濟。財富與權力勾結，裙帶資本主義近年來在美國政壇屢見不鮮。企業發展需要完善的民主體制，如果沒有一個能夠制定游戲規則以保持市場真正自由和公平的有能力、負責任的政府支持，自由市場就無法生存。
在動蕩不安的環境中很難為未來進行規劃和投資，美國政壇的動蕩不安也影響其國內投資環境。隨著海外公司和國家開始擔心美國法律和制度的穩定性，他們在投資美國時會三思而后行，互惠互利的國際伙伴關系將更難談判。
政治極化也對美國的政策制定等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兩黨之間差異分歧拉大，兩黨內部同質化加強，在重要議題上以黨派劃線投票的情況越來越突出，導致美國國內政治議程難以推進。而國內政治的極化也必然會反映到美國外交政策中，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可靠性和連續性。比如，政治極化影響美國政府利用外交手段與其他國家建立有約束力條約的能力。根據憲法，美國政府與其他國家簽署的條約要在參議院獲得2/3的多數批準。由于一個政黨在參議院獲得2/3以上的席位較為罕見，條約獲批就需要一些反對黨議員的同意。美國政黨政治的兩極分化趨勢不僅大大增加了條約批準的時間，條約獲得參議院批準的難度也在上升。
在此情況下，美國的一些政客故意向外轉移矛盾，通過制造“外部威脅”“假想敵”，在兩黨之間實現所謂“共識合作”，在國際上挑起對抗。這給國際社會帶來更多不確定性，需要格外警惕。
美國政治制度固有弊端是亂象背后的根源，美式民主不是人類政治秩序的“標準答案”
記者：不斷極化的黨爭和政治撕裂已經使美國制度陷入“死循環”，這反映了“美式民主”哪些深層次困境？
劉國柱：近兩年發生在美國的政治亂象，是美國政治制度弊端發展到一定程度的集中體現，是美國政治固有弊端決定的。忽視這些固有弊端，就難以理解今天的美國社會現象。從根本上來看，被美國政客自詡的所謂“山巔之城”“世界自由與民主燈塔”的美國政治制度，其實存在著很大的問題，而這正是造成今天美國政治亂象的根源。
美國開國元勛制定以三權分立為基礎的1787年憲法，出發點是避免權力過于集中于單一部門造成濫權甚至獨裁。但三大權力部門之間的分權制衡發展到現在，已不僅僅是相互監督制約，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政黨惡斗的工具，尤其是在行政部門與立法機構分別由不同政黨執掌的情況下，兩大部門之間的惡斗更是造成了美國政治的混亂。
上述現象是由美國現有的憲政體制所決定的，而美國的開國元勛又為修改憲法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除非在美國社會形成高度共識，否則修改憲法只能停留在社會討論的階段。在美國政治極化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這樣的高度共識是難以想象的。
孫興杰：美國建國后，民主并非其優先的政治追求，自由、個體權利，特別是富人的權利才是美國政治制度的核心。種種亂象顯示，美國政治制度出現了嚴重的衰敗，改革和修復自己的制度才是美國的當務之急。
早先系統性論述美國民主的是法國人托克維爾，而托克維爾筆下的美國民主，是農業時代小共同體社會結構之下的產物。如今，在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多重沖擊下，這一套美國民主的設計所依賴的社會、經濟、族群結構和基礎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在一戰之后實現普選，民主政治演變為選票政治，選舉變成了民主唯一的標準、民主政治唯一的“正義”。在2020年的大選中，美國的選舉制度經歷了一次全方位的極限施壓，最終的結果就是選舉結果是在國民警衛隊的子彈見證之下確認的。子彈與選票橫飛，這恰是美國民主異化的極端象征。
當下是一個世界多極化時代，人類萬年來政治歷史積累的經驗皆有其合理性，每個國家都需要探索符合自身國情和時代潮流的治理方式。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各國的當務之急是在相互尊重、平等相處的前提下，共同商討全球化、城市化、工業化、信息化之下的國家治理之道，衰敗中的美式民主不是人類政治秩序的“標準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