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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賓：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創始院長連玉明
·全國人大代表、陜西師范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方蘭
·全國政協委員、觀瀾湖集團主席朱鼎健
京津冀協同發展進入第九年，三地經濟總量突破10萬億元，研究這一戰略多年的連玉明看到了“數字京津冀”的新未來；黃河保護法的出臺為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法治支撐，見證立法全過程的方蘭期待這部法律全面提升我國流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加速推進，扎根內地多年的香港人朱鼎健樂此不疲扮演著“超級聯系人”的角色，希望以自己的經歷吸引更多香港年輕人來內地圓夢……
區域協調發展是一盤立足全局、著眼長遠，縱橫聯動四方，統籌聯通內外的發展大棋局。本期兩會連線，邀請三位關注、參與、受益于區域發展戰略的代表委員，共話開局之年如何下好區域協調發展這盤大棋。
以新舉措、新成就激發區域協調發展新活力
記者：近年來，我國重大區域戰略穩步推進，取得了歷史性成就，您認為有哪些值得借鑒的經驗？
方蘭：拿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來說，上升為國家戰略后，無論是流域內水資源的節約集約利用、林草覆蓋率等生態保護方面的指標，還是經濟發展指標等，都有非常大的提升，特別是黃河保護法的出臺，將整個流域的開發、利用和保護納入一個完整的法治的頂層設計框架中，對于加強黃河流域生態環境保護、促進水資源合理高效利用、保障生態安全、促進黃河流域文化保護傳承弘揚、建設黃河文化旅游帶意義重大。與國際上流域立法的實踐相比，黃河保護法的立法精神、價值取向和篇章內容方面有很多獨到之處，尤其是在生態文明實踐以及流域高質量發展、文化傳承方面有著鮮明特色，創新了流域立法的內涵和外延，也提升了我國在流域乃至水資源生態環境保護領域的國際話語權。
朱鼎健：今年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頒布實施4周年。4年來，無論是基礎設施的“硬聯通”，還是規則機制的“軟聯通”，民眾互動、彼此交流的“心聯通”日益加深，這背后離不開中央出臺的一系列支持政策。特別是在前海方案、橫琴方案等最新政策支持下，大灣區城市間的規則機制聯通更加深入，如建筑師、稅務師等18類港澳專業人士在前海執業僅需備案即可，越來越多的港澳青年選擇在內地城市創業工作。依托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香港特區政府推出“大灣區就業計劃”，號召香港青年進入內地城市就業。我所在的企業也積極響應，先后招收了50名香港青年畢業生來深圳工作，并組織他們多次探訪內地城市，增進他們對內地發展的了解和認同感。隨著大灣區建設深入推進，人才流動的便利程度將不斷提升。
更好統籌發展與安全、依靠創新驅動，體現高質量發展成色
記者：隨著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您認為區域協調發展如何體現高質量發展成色？
連玉明：自2014年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實施以來，京津冀協同發展不斷走向深入，交通一體化、生態環境保護和產業升級轉移等三大領域率先突破。同時，京津冀進入縱深發展階段所面臨的任務、難題和挑戰日趨復雜多元，需要從多維度推動城市經濟向更高發展階段邁進。我建議加強對京津冀數字經濟發展的全面統籌，通過打造“數字京津冀”，明確三地數字產業定位和區域重點數字產業的產業鏈各環節分工，加快推進產業鏈與創新鏈深度融合，把京津冀打造成為基于創新資源、產業優勢和實際需求的數字經濟協同創新共同體。在已有空港群、海港群、陸港群的基礎上，拓展推進京津冀數字貿易港建設，加速資金、技術、人才、知識、數據、服務等要素在京津冀地區乃至環渤海區域便捷高效、自主有序流動，提升發展動力，進一步帶動輻射內陸腹地發展。
方蘭：黃河流域是我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和能源基地，保障能源和糧食安全，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就是水，當前黃河流域面臨著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爭水”的問題。推進高質量發展，要統籌考慮整個黃河流域水、能源、糧食、生態之間的安全和發展關系，要加快構建黃河流域“水-能源-糧食-生態”四維的安全發展體系，建立以水資源高效利用為核心的“水-能源-糧食-生態”安全框架。在確保生態安全，保護好生態屏障的前提下，落實“四水四定”原則，形成合理的黃河流域糧食生產、能源開發與有限水資源的協調機制，促進黃河流域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
朱鼎健：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要依靠創新驅動促進產業升級，這就需要大灣區城市群進行更深入的科創和人才交流，促成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轉化。具體來說，大灣區可承擔更多基礎性、前沿性研究，集合灣區企業、高校等多方資源，展開科技攻關，同時開展教育創新，對兩地學生進行交叉式專業訓練，培養有科研能力和產業意識的科學家。在此基礎上，再利用大灣區完善的工業體系，促進產學研成果轉化。
找準在新發展格局中的定位和比較優勢，因地制宜、優勢互補，推進高水平互聯互通
記者：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您認為應如何通過區域協調發展助力國家構建“雙循環”新格局？
方蘭：東部的長三角一體化、北部的京津冀、南部的粵港澳大灣區以及西部以成渝為主體的大型城市群撐起了我國區域發展的四梁八柱，長江經濟帶和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又構建起橫向發展的大動脈，因此區域之間的協同與互補就顯得非常重要。比如長江流域水資源豐富，經濟發展以科技創新為特征，是中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大動脈；黃河流域承載著我國的糧食和能源安全，是中國經濟的基本盤，這兩大流域的發展必須要協同起來。構建新發展格局是在全國統一大市場基礎上的大循環，各地區要找準自己在新發展格局中的定位和比較優勢，因地制宜、優勢互補，更好發揮中心區域的輻射帶動作用，促進各地區的優質資源得到最大程度利用，在發展中形成相對平衡。
朱鼎健：我除了扎根大灣區多年，也很早就跨過瓊州海峽，在海南投資發展。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背景下，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與相鄰的海南自貿港等地區具有很大的互動協作空間，可以進一步加深自貿港和大灣區的旅游產業消費聯動。海南自貿港以發展旅游業、現代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為主，而香港的現代服務業居于全球領先水平，在香港390萬就業人群中，服務業從業者占據340萬。現代服務業正是“海南所需”和“香港所長”的最佳匹配領域。海南和香港還有地緣優勢，未來兩地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立足自身資源稟賦，吸引全球優質資源要素，加強在現代服務業領域的合作，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服務新發展格局。
連玉明：數字經濟突破了傳統價值鏈的強地域限制和高聯通成本屬性，正在改變和重塑全球生產分工模式。對于包括京津冀在內的區域協同發展而言，要搶占全球數字經濟產業鏈，爭取數字產業領域的領先地位，通過多領域聯系合作、全方位互聯互通，實現共同利益最大化。因此，在推進京津冀高水平互聯互通，打造開放包容合作模式的基礎上，進一步構建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四大城市群數字合作機制。通過數字化創造更多利益契合點、合作增長點、共贏新亮點，推動形成區域數字合作格局，再借助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推動“數字絲路”和“絲路電商”加快發展，打通物流堵點，暢通經濟循環，從更寬領域和更深層次上開創數字合作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