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吳晶 韓亞棟
當地時間3月30日，槍支管控活動人士在美國田納西州舉行抗議示威，抗議者聚集在田納西州議會大廈內，呼吁結束槍支暴力，支持更嚴格的槍支管控法律。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當地時間3月30日，美國在線上舉辦的第二屆“領導人民主峰會”在質疑聲中落幕。3月3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指出，美國舉辦所謂第二屆“領導人民主峰會”，其實質是按照美國標準給各國劃線分類，根據美國利益對各國干預干涉，反映的是美國一貫的傲慢、偏執、自私、霸道，也是對民主這一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背離和踐踏。
“69%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民主面臨‘崩潰風險’，86%的美國選民表示美國民主面臨‘非常嚴重的威脅’，人們對美式民主普遍感到絕望”——近日國務院新聞辦發表的《2022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引述有關數據并指出：“美式選舉民主日益空心化”“美式民主正在失去民意基礎”。
在其自身民主狀況岌岌可危情況下，美國為何再次策動“民主峰會”？為何說華盛頓“日漸喪失了回應普通民眾基本訴求、捍衛普通公民基本權利的主觀意愿與客觀能力”？記者采訪了浙江大學教授、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劉國柱，南開大學教授、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常健，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文史教研部世界史教研室副主任邵聲。
所謂“民主峰會”與民主無關，它只是重塑冷戰的一種方式，是為了主宰全球
問：一位巴基斯坦學者批評說，這次“民主峰會”不是為了團結世界，而是為了分裂世界，民主被美國當作服務自身的工具?？煞裾務勀愕姆治觯?/p>
劉國柱：拜登在競選總統時就提出了“民主峰會”倡議，2021年12月舉辦了第一屆“全球民主峰會”，今年是第二屆。與第一屆不同的是，這次增加了主辦方，但峰會不變的宗旨是服務于美國的外交戰略、尤其是對華的大國競爭戰略。如本屆峰會，美國邀請了以色列和印度這兩個被指“嚴重民主倒退”的國家，它們一個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鐵桿盟友，一個是美國印太戰略下需要積極拉攏的國家。此外，不少亞非拉國家在美國國務院采納的“自由之家”標準中，屬“部分自由”甚至“不自由”國家，美國邀請這些美國標準下的“非民主國家”參加“民主峰會”，明顯是出于美國對外戰略的需要。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學者勞拉·桑頓評論：“美國政府好像是‘民主夜總會’的保安，決定誰可以進去，誰可以出去。”美國政治分析人士加蘭·尼克松稱：“所謂‘民主峰會’與民主無關，它只是重塑冷戰的一種方式，是為了主宰全球。”
美國主導的“民主峰會”不僅在意識形態領域服務于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將新興技術特別是數字技術“泛意識形態化”，在推進“技術民主”旗號下，打壓中國數字技術和數字技術企業。拜登政府第一屆“民主峰會”唯一“務實”成果就是與澳大利亞、丹麥、挪威發表的“出口管制和人權”倡議，提出“使用出口管制工具來防止用于造成嚴重侵犯人權的軟件和其他技術的擴散”。英國、加拿大、法國、荷蘭也對該倡議表示了支持。其實質就是借所謂“人權”問題，加大對中國數字產品的出口控制。
問：研究顯示，2022年美國中期選舉的競選花費總計近170億美元，成為史上最昂貴的選舉。美式選舉緣何會淪為富人游戲？
劉國柱：美國政治就是金錢政治，這幾乎成了美國婦孺皆知的道理。無論是宣傳材料、助選開銷，還是電視辯論等，無一不是靠金錢來支撐。一個候選人背后如果沒有足夠的金錢支撐，是很難選下去的。據美國“自由之家”研究報告，2020年大選，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僅從227位億萬富翁捐助者那里就獲得了約6.45億美元；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從132位億萬富翁捐助者那里收到了超過3.36億美元資金。2021-2022年的政治獻金捐助者，集中了索羅斯基金、黑石集團、彭博社、甲骨文公司等各領域大鱷。
美式選舉之所以會淪為富人游戲，首先是美國憲政體制提供的制度保證。2010年最高法院在一項司法判決中，取消了對競選支出的關鍵限制。捐助者可以通過實質上無限制的政治捐贈，打造自己理想的候選人，并游說其資助的候選人支持有利于該利益集團的政策。美國前總統卡特曾指出：“金錢政治對美國政治體系構成不可逆轉的損害，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屬于少數人的寡頭政治。”
此外，美國還有很多灰色空間，給特殊利益集團提供了影響美國選舉的空間。比如通過非盈利組織捐贈，根據美國稅法，這些團體可以不透露他們的捐助者，但可以花錢支持和反對候選人，其用以影響選舉的秘密支出有時被稱為“暗錢”。再如通過“稻草捐助計劃”，富有的個人或特殊利益集團通過有限責任公司或信托等中介實體，將資金轉移給該實體，然后指示該實體以自己的名義進行政治捐助。
富豪以金錢開路，操控選舉結果，美式選舉越來越背離民主的本質。美通社2022年11月4日報道，中期選舉前的一項無黨派民意調查顯示，86%的選民表示美國民主面臨“非常嚴重的威脅”。72%的選民認為美國民主不健康，64%的選民認為太多金錢介入政治。
2022年是美國人權狀況標志性倒退的一年，美國人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被進一步架空
問：過去一年，發生了哪些顯示“美國人權狀況標志性倒退”的重大事件？美國國內對其人權狀況有何評述？
邵聲：2022年美國國內人權倒退最具標志性的事件無疑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裁決，終結了近50年來受憲法保護的墮胎權。該案不僅在美國引發大規?？棺h示威活動，更在國際社會上引起廣泛關注。據有關機構對美國民眾所做的調查顯示，59%的受訪者表示反對該裁決，52%的受訪者稱該裁決是美國的“倒退”。美國總統拜登也對此發表專門講話，稱這一裁決“讓美國倒退了150年”。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等人均對此予以譴責，稱這是美國婦女人權保障的倒退。
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裁決之所以受到如此廣泛的關注，主要有兩方面原因。首先，墮胎問題一直是美國人權中的核心法律議題，如果該權利得不到保護，勢必引發美國人權坍塌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其次，該裁決也標志著保守主義在美國政治、經濟、社會領域實現全面復歸，意味著種族主義、槍支控制、政治民主、貧富差距、司法公正等問題將更加惡化，美國的文化沖突、政治極化和社會分化也會進一步加劇。
劉國柱：按照被美國國務院采納的“自由之家”世界自由度標準，包括美國在內的60多個所謂民主國家在最近十年民主自由呈現不斷下滑趨勢。美國的民主得分由2010年的94分下降到2020年的83分，十年下降了十一分。
美國的人權狀況同樣在不斷倒退。以選舉權為例，“自由之家”研究報告指出，不同群體如民族、種族、宗教、性別和其他相關群體，在美國未能享受平等的選舉權利和選舉機會。如在去年的美國中期選舉中，美國白人和男性在國會、州立法機構和高級決策職位中的代表人數仍然過高。
問：美國田納西州日前發生槍擊事件，造成包括3名兒童在內的6人遇害，槍手被警察擊斃。該起事件是2023年迄今為止全美發生的第129起大規模槍擊事件。槍支暴力為何成為一種“美國疾病”？
常健：美國人口僅占全球人口4%，卻擁有全世界46%的民用槍支。民間槍支保有量超過4億支，約合每百人120支槍，高于排名其后9個國家的數量總和。美國是槍支暴力最嚴重的國家。在所有富裕國家中，美國槍支謀殺率和自殺率均居首位。槍支泛濫加劇暴力犯罪，犯罪率上升又迫使民眾感覺更有必要擁槍自保，由此形成惡性循環。
美國兒童和青少年死于槍擊的概率，是其他31個高收入國家總和的15倍。《華盛頓郵報》2022年6月發布的數據顯示，1999年科羅拉多州哥倫拜恩高中槍擊事件后，美國已有超過31.1萬名兒童親身經歷校園槍支暴力事件，至少554名兒童和學校教職員工在校內遭槍擊身亡或受傷。2022年5月24日，在美國得克薩斯州小城尤瓦爾迪，剛滿18歲的拉莫斯先后“合法購買了”兩支AR15步槍和375發子彈，然后到羅布小學瘋狂射擊，導致19名學生和2名教師死亡。同年6月，全美多地舉行超過450場反槍支暴力示威活動，上萬人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美國國家廣場聚集，高呼“受夠了！”盡管民眾呼聲高漲，但控槍努力卻頻頻受阻。2022年，美國聯邦參議員黛安娜·范斯坦提出了一項聯邦法案，提議將購買攻擊性武器的最低年齡從18歲提高到21歲。然而該法案在議會遭到巨大政治阻力。
美國的槍支制造和交易已形成巨大產業鏈，這個龐大的利益集團深刻影響著美國政策和社會輿論。美國學者賴特·米爾斯在其著作《權力精英》中指出，美國本質上是個軍工復合體，如果軍工精英們一再守護自己的利益，那么禁槍就永遠無法實現。美國全國步槍協會便是軍工精英的代言人。美國全國步槍協會擁有超過500萬會員和大量資金，擁有強大影響力。美國歷史上，有8名總統曾是該協會會員。由于其在總統選舉、議會選舉、法律政策制定中的巨大影響，而被稱為“美國權力第四極”。美國作家羅克珊·蓋伊曾在《紐約時報》刊文稱：“美國最大的恥辱是，再多的憤怒都無法改變美國與槍支的關系。”
美國政治被資本綁架，存在穩定的“金錢-回報”關系，政治不信任，選舉制度失靈
問：《2022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評論：“美國是擁有眾多頂級富豪的貧困社會。”巨大的貧富鴻溝及其導致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在近年來有哪些集中表現？
邵聲：美國近幾年貧富鴻溝進一步加大。由于資本回報率遠高于勞動回報率以及平均的實際經濟增長率，致使大部分新增財富都流入了金字塔尖1%的富人手中，并通過繼承、精英教育、校友網絡、家族庇護等方式進行延續和跨代再現。而更多美國底層民眾則陷入失業、貧窮、酗酒、吸毒、犯罪、自殺等困境。這種情況因為新冠疫情的沖擊而進一步加劇。據美聯儲的統計數據顯示，2021年第四季度末，美國1%人口的總財富達到創紀錄的45.9萬億美元，他們的財富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增加了12萬億美元以上，增幅超過三分之一。印第安納大學科科莫分校教授厄爾·懷松等人合著的《新階級社會：美國夢的終結？（第四版）》，通過對美國社會的深入分析研究指出，美國社會中存在大范圍的以階級、性別和種族為基礎的不平等形式。富裕而穩固的“特權階級”（20%的人口）和越來越多貧困而不穩固的“新工人階級”（80%的人口）構成了兩極化的雙鉆石型的新階級體系。
經濟上的不平等也導致美國公民在政治權利上更加不平等，美國民主道德民意基礎進一步削弱。隨著2010年和2014年兩次捐款限制的松綁，美國選舉費用一再飆升，以致候選人更加聽命于金主，從而使政治權力進一步從政黨轉移到企業寡頭身上。美國學者托馬斯·戴伊等人在《民主的反諷：美國精英政治是如何運作的》一書指出：“現在美國民眾基本上不再相信政府是為大眾利益服務的，大部分人都認為美國政治制度由少數大型利益集團操控，且往往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把大眾拋在腦后。”
問：為何說華盛頓“日漸喪失了回應普通民眾基本訴求、捍衛普通公民基本權利的主觀意愿與客觀能力”？
劉國柱：美國公共政策被特殊利益集團所綁架，致使美國民主不斷衰退。特朗普政府極其生動地體現了特殊利益集團對華盛頓的影響。特朗普就任總統期間，任命了許多在其官方決策結果中具有特殊經濟利益的個人，并推動資源充足的特殊利益集團更加深入地參與決策。在個人層面上，特朗普任職期間拒絕放棄其龐大的房地產業務所有權，不斷訪問其商業地產并舉辦活動，推高其企業知名度和收入，他在華盛頓的酒店更是成為尋求或兜售總統影響力的國內外游說者的活動中心。
《2022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一針見血指出：“美國政治被資本綁架，存在穩定的‘金錢-回報’關系，‘民有、民治、民享’變成了‘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這樣的民主顯然無法解決99%人群的需求問題。不少研究表明，美國民眾無論對國會還是對行政部門的影響力持續下降，而當權者回應普通民眾的愿望也日漸喪失。與普通民眾日常生活關系更為密切的問題，如槍支泛濫、槍擊案頻發、對有色人種的不平等待遇，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政治不信任和政治冷漠成為普遍問題，選舉制度失靈和政治精英失職隨處可見。美國稅收公平組織執行董事弗蘭克·克萊門特表示，億萬富翁的財富一直在“淹沒我們的民主”。美國人民與所謂“民主”制度共舞了200多年，如今他們發出了疑問：自己真的是這個國家的主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