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紅色故事（上）

博古交權花房子

1935年2月5日，正值春節。地處滇東北烏蒙山腹地的威信縣，寒風呼嘯，雨雪紛飛。中央紅軍由四川瀘州市敘永縣石廂子艱難跋涉，進駐云南威信縣水田寨，總部駐扎在水田寨西邊約一公里的花房子一帶。

當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們在花房子召開會議。

花房子是一幢紅色的房子，是一位鄭姓鄉紳的住宅，建于清代末年，因其門、窗、板壁上雕刻有精美的花草動物圖案，為當地稀有，當地百姓就管它叫花房子。

傍晚，在鄭家堂屋的一張八仙桌周圍，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張聞天（洛甫）、周恩來、陳云、博古（秦邦憲）等領導圍桌而坐，堂屋內氣氛嚴肅。會議以口頭表決的形式，推選周恩來為會議臨時主持人。

周恩來坐在八仙桌的北面，長長的胡須讓他的臉龐顯得更加瘦削。他說：“目前，我軍面臨的情況大家都很清楚，原本要在川南渡過長江，但被蔣介石給逼到云南來了，紅軍究竟該打到哪里去，在哪兒落腳？另外，中央蘇區也接連發來急電，已經到了十分危急的時候，我們不能扔下他們就不管啊！但是怎么個管法，由誰出來管，這些問題，都必須立刻解決。鑒于這些情況，我們不得不在這里召開常委會議，完成遵義會議上提出的解決常委重新分工事宜。這段時間來，常委們相互通了一些氣，大家統一的意見是推選一位熟悉中國革命、紅軍公認的同志來領導黨和紅軍，這是目前形勢最需要的，也是全國革命最迫切的。毛澤東同志在遵義會議上被推舉為常委，在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指揮反‘圍剿’戰斗中，都充分顯示了他的軍事指揮才能，他是最合適的人選，請大家發表意見。”

坐在左面的張聞天第一個發言，他習慣性地托了托眼鏡，用堅定的語氣說：“廣大紅軍指戰員都親身經歷了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和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長征以來，‘左’傾錯誤路線把戰略轉移變成驚慌失措地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動，致使紅軍幾次瀕于絕境，人員大量減少，這是排斥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領導，貫徹執行錯誤的軍事指導方針的結果。盲目的、不顧實際的堡壘戰、大規模正面作戰，是‘左’傾冒險主義不知中國革命特點的蠻干，是不顧客觀規律的亂干。那個洋顧問固然有錯，但博古同志要負大的責任。我們也有責任，不能把民主集中制作為擺設。毛澤東同志擔任總書記我也完全贊成。”

陳云坐在博古身旁，正拿著筆在本子上記錄，聽了張聞天的發言，他接著說道：“博古同志對遵義會議上提出的對他的批評在思想上有抵觸，但也認識到自己的一些錯誤。在當前敵我態勢發生變化，主要任務是軍事行動的形勢下，再繼續領導下去會有困難，我支持恩來同志的提議和洛甫同志的意見，由毛澤東同志出來負總責。”

博古在會議開始后就一直低頭吸煙，地上已散落著七八個煙頭。就在開會前，周恩來同志已找他談了話。周恩來的話句句在理，讓他不得不直面這個終究要面對的問題。聽了陳云的發言，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鏡說：“遵義會議后我也進行了反思，撤出中央蘇區后中央紅軍一路受挫，損失慘重，我應負主要責任，但不是完全責任。按慣例，常委分工這樣的大事需報共產國際批準才行。但不管怎么樣，作為共產黨員，我服從集體意見，以后分配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周恩來又補充說：“中國革命有自己的實際，須由懂軍事、會打仗，熟悉中國革命特點的人來領導，這不僅僅是軍事問題、組織問題，也是政治問題、路線問題，這些問題需由我們自己解決。”

這時，大家都把目光轉向坐在右側的毛澤東，只見他此時正凝神靜思。過了一會兒，毛澤東意味深長地說道：“這副擔子不輕啊！還是洛甫同志更適合。洛甫同志能總攬全局、發揚民主、團結同志，又善于獨立思考，敢于系統地提出和堅持自己正確的政治見解與理論見解，難得啊!”

毛澤東緩緩地站起來，接著說：“博古同志說的也有道理，我們不能不顧及共產國際那兒，洛甫同志曾留學蘇聯，共產國際那里也好有個交代。我個人可以協助恩來同志負責軍事。博古同志有理論水準，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傷病還未康復，建議博古同志擔任總政治部代理主任之職。”

毛澤東的提議得到大家贊同，特別是提出對博古同志的安排，讓博古內心震撼，解除了他半個月來心里的陰霾。他說道：“我現在思想上想通了，我不會背任何包袱，保證完成任務。”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通過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總的責任（習慣上也稱之為總書記），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博古任總政治部代理主任。會議還研究了中央紅軍目前的戰略行動方針及中央蘇區、閩浙贛蘇區的戰略方針等重大問題。隨后，中央書記處立即致電留守江西蘇區的中央分局，要求他們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游擊戰爭等。

2月6號，天剛微亮，博古隨即把象征中央權力的一副裝有中央委員會的印章、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印章和中央書記處條形章的鐵皮挑子交給了張聞天。張聞天接過挑子，掂了掂，百感交集地對大家說：“我張聞天挑不動的時候，大家一定要幫忙啊！”

毛澤東臉上露出了會心的微笑，他向陳昌奉要了一支煙，點燃后深深地吸了一口，大聲而爽朗地對張聞天說道：“要得，馬上向扎西開進!”此時，只聽見農民家里的雄雞振翅高鳴，沖破清晨四野的寧靜。毛澤東感慨道：“雄雞一唱天下白，好兆頭啊。” 隨后，中央紅軍從水田寨出發，沿壯龍山而下，來到石坎子、大河灘一線。

花房子會議從組織上肅清了“左”傾錯誤路線在黨和紅軍中的危害，第一代中央領導核心在扎西實際形成，張聞天的任職和周恩來作為軍事最高決策人，保證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事實上確立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這對中國革命的勝利至關重要，意義重大。

遵義會議撥航向，扎西會議正乾坤。扎西會議在思想、政治、組織、軍事上實現和鞏固了遵義會議的成果，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最后完成，與遵義會議相銜接，共同實現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偉大的轉折。從此，中國共產黨帶領紅軍一步步沖出危局、實現轉折、走向最后的勝利。

扎西縮編：十個連長一個班

炮聲隆隆，血雨腥風。

1934年10月，那是一個凄風苦雨的日子，敵人重兵云集，湘、粵、贛、桂和國民黨的軍隊50余萬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起進攻，包圍紅軍。中央紅軍浴血奮戰，舍身忘死，擊退敵軍一次次猖狂進攻，沖破敵軍三道封鎖線。當時擔任領導的博古、李德等人不顧紅軍重兵圍堵的事實，仍主張區湘西與紅二、六軍團匯合，致使中央紅軍被迫與裝備精良的國民黨30萬大軍在湘江展開血戰。在突破敵軍第四道防線，渡過湘江，中央紅軍主力從8.6萬多人銳減至3萬多人。

九天的湘江戰役，紅軍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但是，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領的中央紅軍終于撕開了敵人重兵設防的防線，粉碎了敵人圍殲紅軍于湘江的企圖。此后，中央紅軍轉向敵人相對較為薄弱的川、滇、黔地區，踏上戰略轉移的漫漫征程。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黨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同志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取消了三人團，集中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為中國革命指明了前進的方向。1935年2月5日至10日，中央紅軍進駐威信扎西后，在扎西鎮江西會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鑒于紅軍長征以來在湘江等戰役后減員十分嚴重，為丟掉“包袱”，輕裝上陣，機動靈活作戰，毛澤東提議，必須整編部隊，實行輕裝，精簡機構，充實連隊。2月10日，中革軍委頒布了《軍委關于各軍團縮編的命令》，命令指出：為適應目前作戰的需要，并充實各連隊的戰斗力，以便有力地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便于連續作戰，軍委特決定實行縮編各軍團的戰斗單位。將原30個團縮編為16個團加干部團，共17個團，從軍團直接到團，層層下放，充實戰斗人員，并把繁多輜重留下來，輕裝上陣，通過精簡縮編，提高了紅軍的戰斗力和靈活性。

中央紅軍縮編后一個團約2000多人，相當于縮編前的一個師。各級干部層層下放，師長、師政委下放當團長、團政委，團長、團政委下放任營長、教導員，營、連干部下放到連、排。在基層，甚至出現了連長下放當戰士的情況。據3軍團4師10團9連連長黃榮賢回憶，他們團在長征中損失很大，連隊大量減員，在整編過程中許多連隊被撤銷。當團政委楊勇告訴他9連解散，把他調到團部新組建的通訊班當班長時，他想不通，連長怎么一下就降格成班長了？4師政委黃克誠也對他說：“拆散9連，你想不通，不干了，那撤銷4師，我想不通，也不干了，紅軍還能打勝仗嗎？”黃克誠還指著楊勇風趣地說：“我也下到你們團當政委來，楊政委只好當團政治處主任嘍！”黃政委的話讓黃榮賢更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站起來，看了看黃政委，又看了看楊政委，像不認識兩人似的。

師政委怎么就變成了團政委？黃榮賢想不通。

黃克誠政委走過去，拍了拍黃榮賢的肩膀，習慣性地背起手在屋子里來回走著繼續做他的工作，說黃榮賢啊，在來扎西之前，由于長征中減員嚴重，中央紅軍各軍團番號雖然存在，但有的軍團實際兵力不及以前的一個師，有的師實際兵力不如以前的一個團，有的連隊甚至只有干部沒有戰士，成了光桿司令。官多兵少，機關人員臃腫，戰斗部隊人員缺乏，作戰能力下降，形成了‘頭重腳輕’的局面，嚴重影響了部隊的機動性。黃政委停下腳步，眼神里有些憂郁也有憤怒。憂郁的是想到了犧牲的英烈們，心情十分沉重，敵軍處處圍堵，出路堪憂；憤怒的是有些同志不理解中央縮編部隊的重大決策，思想有顧慮，要怎樣才能解除同志們思想包袱。

為戰場而生，為民族而死。聽著黃克誠同志的話，黃榮賢連長的眼前又浮現出湘江戰役的慘烈場面，為了掩護兄弟部隊過江，自己帶著兄弟們喋血湘江，視死如歸，鏖戰了幾天幾夜，很多戰士血染沙場，但由于過江部隊行動緩慢，疲憊之師不得不作最后的拼殺，用血肉之軀筑起屏障，直到大部分戰友都在他面前倒下了……

那真是肝腸寸斷萬箭穿心的一幕啊！

滿身血污的黃榮賢來到團部報到時，團管理員吳繼章調侃他道：“10個連長1個班，成了連長班了”。到了通訊班后，心懷疑問的黃榮賢才明白他的意思，原來通訊班的9位戰士，都當過連長，加上他這個連長，通訊班剛好10位連長，是個名副其實的“連長班”啊。盡管還有失去戰友的悲痛，但畢竟暫時擺脫了敵人的追蹤，大家的情緒高漲，風趣幽默的侯連長張口就來一個順口溜：“精簡大整編，連長下到班。班長黃榮賢，率領一個團。”意思是說黃榮賢領導10個連長，像一個團長，引得大家捧腹大笑。

沒有苦難，何來輝煌；沒有縮編，何來輕裝。中央紅軍丟掉了“包袱”，把若干人才能搬動的笨重器材和軍用物品扔了，“壇壇罐罐”丟了，“消了腫”，大搬家式的長蛇陣隊伍不見了，部隊輕裝上陣，大踏步戰略轉移，運動戰得心應手，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部隊精簡縮變成功了。毛澤東很形象地指出：“它改變了叫化子打狗，邊打邊走的局面”。

中央紅軍縮編，加強了部隊機動性、靈活性，提高了戰斗力，紅軍隨后取得婁山關大捷，重占遵義城，取得了紅軍長征以來的第一次勝利，鼓舞了士氣，為四渡赤水出奇兵，巧渡金江斗敵頑，強渡大渡河逞英雄，跳出敵人的包圍圈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為此，陸定一、賈拓夫合作，為扎西會議上的精簡縮編決策編寫了一首紅軍歌：“二月里來到扎西，部隊改整編好整齊；發展川南游擊隊，擴大紅軍三千幾。”

這首紅軍歌，仿佛把我們帶到了80年前扎西那個烽火連天、紅軍整編擴紅、與數倍敵人浴血鏖戰的艱苦歲月。唱起這首歌，一股昂揚正氣在紅軍和老百姓中間擴散，擴大了紅軍隊伍宣傳和政治影響，鼓舞了紅軍戰士的革命斗志，汲取了堅持武裝斗爭的精神動力。

威信陳子君：苦娃當紅軍

1935年2月，中央紅軍經過云南昭通威信縣，播下了革命的火種，紅軍離開威信扎西時，3000多名威信兒女加入了紅軍隊伍，苦娃子陳子君，就是其中一名典型代表。

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決定由黔北地域經川南渡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后，實行總的反攻。由于貴州土城戰役未能殲滅追敵，過江計劃受到川敵所阻。為迅速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圍攻追擊，2月3日，中革軍委決定分6路以分水嶺、水潦、水田寨、扎西為總的行動目標，并指令“三軍團明4日派兩個得力團分別扼守站底、兩河以北，五軍團扼守摩泥以北要隘，阻止永寧之敵南進，直至明晚，以便掩護我右路縱隊通過摩泥之線向川滇黔交界之扎西地域集中。”

1935年2月中旬，中央紅軍紅一軍團長征來到威信縣三桃春天坪。當時，由于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宣傳，不了解紅軍的當地老百姓幾乎都跑到深山老林里躲藏起來了。

被國民黨反動派蠱惑下的春天坪人去房空，春寒襲人，面對空房子，一群紅軍宣傳戰士專注地在墻垣上書寫著宣傳標語，一位紅軍宣傳戰士看到路旁很顯眼的川龍殿，就一手提著一個裝滿石灰漿子的小桶，一手拿一把小刷子快步走上前，熟練地在墻壁上工整地書寫了“打土豪，分田地”幾個大字。當他正準備轉身離開時，他看見川龍殿后不遠處的懸崖邊蜷縮著一個人，他小心的走近卷縮著的人身邊，才看清這是個十七八歲的男青年，他破衣爛衫，面黃肌瘦，腳上套著一雙掉耳的爛草鞋，赤裸的雙腳到處都是凍瘡，血水直流，他雙手插進袖籠里抱成一團直哆嗦。見有人過來，年輕人似乎有些害怕，身子縮得更緊了。紅軍戰士和藹地說道：“老鄉，不要害怕，我們是紅軍，是專門打土豪地主分田地給窮人的紅軍。”

這個蜷縮在懸崖邊的年輕人，幾天來一直悄悄地尾隨這群紅軍戰士，看到紅軍戰士不走進空房子，不侵犯老百姓，他們一個個面帶微笑，對老百姓秋毫不犯，他心里對紅軍戰士有了一種莫名的信任。當紅軍戰士走進他時，聽到紅軍是為窮人打土豪分田地的隊伍，他目不轉睛地看著這位戰士，沒有感到一點點害怕，蜷縮的身子稍稍放松了些。

紅軍戰士親人般的坐到地上，肩并肩和他坐著，問他為什么這么冷的天獨自一人躲藏在這里。

紅軍戰士關心的詢問，可親的語氣，一下子觸碰著年輕人的悲傷，他哭了，淚如雨下，泣不成聲，他告訴紅軍宣傳員，他叫陳子君，從小母親就生病去世了，后來父親陳澤三給他找了個繼母。繼母很刁橫，對他常常不是罵就是打，專叫他干重活，還不給吃飽。父親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討個媳婦也不容易，也不敢對這個討進來的媳婦怎么樣。

面對生活的不易，父子兩人常常背地里抹淚，相互安慰，父親的溫暖支撐著陳子君強忍苦難，艱難生活。天有不測風云，相依為命的父親因病無錢醫治，病逝了。因家里太窮，買不起棺木為父親下葬，陳子君只得將自己賣給當地團總陳作人家當仆人做長工，換來一口棺材錢，父親得以入土為安。

陳子君到陳家后，陳作人對他像奴隸一樣的使喚，稍不如意不是打就是罵，陳子君受盡百般欺凌。幾天前的大年三十，陳作人家里朱門酒肉，歡天喜地，推杯助盞，張燈結彩，他卻只能孤獨地蹲在牛圈里，聽著牛笨重的喘息，餓得奄奄一息，人都快昏過去了。看到陳子君病懨懨的樣子，陳作人家怕染上晦氣，趕他回家，叫他初三回來做工。

被趕出陳作人家，走在山村凸凹不平的路上。陳子君想到牛旁還可以相互取暖，牛圈還可以遮風避雨，父親去世了，繼母又容不得自己，哪里還有家啊！此時，陳子君悲傷不已，只有孤寂的走在冷涼的山間，在寒風中，到村里流浪乞討。

春天坪的空中時不時有爆竹鳴響，空中還有清脆的槍聲，土豪地主反動派散布著紅軍要來了的反動謠言，鄰里鄉里都跑到深山老林躲藏起來了。

陳作人一家驚慌失措，把糧食全部藏了起來，跑得無影無蹤。陳家逃跑時，一再叮囑陳子君看好他家的房子，喂好他家的牛。

紅軍宣傳戰士含著眼淚聽完陳子君的不幸故事，內心充滿了同情和憎恨，趕緊從已經干癟的干糧袋里抖出一些炒面，拿給陳子君吃，陳子君大口地吃著炒面，目不轉睛地看著紅軍戰士，紅軍戰士深情而又堅定地對陳子君說：“不要難過，苦難的日子就要結束了，將來你一定會有好日子過的！”吃著炒面，聽著戰士激情的話語，陳子君有了些神氣，再沒有卷縮著身子，他用一雙明亮的眼睛看著紅軍戰士，眼睛雖還有淡淡的憂傷，但清澈見底，充滿希望和憧憬。紅軍宣傳員繼續說：“走，跟我們當紅軍去，紅軍是咱窮苦人的隊伍，專為窮人打天下的。跟著紅軍有飯吃、有衣穿，官兵一致，互相幫助，以后就再也沒有人欺負你了！”

聽著紅軍戰士溫暖的話語，陳子君感受著從來沒有過的甜蜜。他看著眼前這個人年齡和他差不多，當了紅軍，精神抖擻的，還會寫字唱歌，想到自己孤苦伶仃，十七八歲了，還當放牛娃。觸情生情，突然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在心中涌動，他想：與其自己一個人在家受苦，還不如當紅軍有飯吃有衣穿。陳子君猛地一下子擦干眼淚，站起來挺直身子對紅軍宣傳員說：“我要跟你們走，我要參加紅軍！請你答應我一件事，教我讀書認字，我也要像你一樣，能在墻壁上寫出大大的字。”紅軍宣傳員看到陳子君堅定的態度，憨厚的表情，聽著他純潔的語氣，笑著說：“參加了紅軍，我們就是一家人了，你放心，我教你。”

紅軍隊伍就要離開春天坪，離開威信了，陳子君經過組織考察成為了一名光榮的紅軍戰士，離開了威信，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從此以后再也沒有回來。

中央紅軍長征在威信期間，革命足跡遍及全縣60多個村，紅軍每到一處，張貼布告，書寫標語，召開貧民大會，演出文藝節目，教唱革命歌曲，熱情宣傳黨的政策和主張，以星星之火燎原之勢，播撒著革命的火種，許多青年走出深山老林，踴躍參加紅軍。陳子君只是在威信的3000多優秀兒女中的一員，這3000多紅軍戰士，絕大多數犧牲在長征路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調查統計，有名有姓的查到300余人，更多的連名字都未留下來。這些無名的英雄，是昭通人民、威信人民的驕傲。他們雖然犧牲了，但他們留下了敢于斗爭、敢于犧牲、敢于勝利的精神！

X光機的歌謠

X光機，X光機

一柜鐵疙瘩

卻有神奇術

看人的肉，看人的骨

更能看見敵人射進戰友身體的子彈頭

X光機，X光機

革命戰斗到扎西

形勢急，戰斗緊

我們已經擔不動你

藏在老鄉家，你要守紀律

X光機，X光機

彈片滿天飛

倒下的戰友在呻吟

戰地醫院的帳篷里

白晝黑夜我好想念你

1935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云南省威信縣召開了“扎西會議”。會議總結了自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原本是戰略突圍，卻變成了驚慌失措的搬家運動，“扎西會議”后中央紅軍進行精簡縮編，要求對影響部隊行軍作戰的笨重裝備進行精簡，凡兩人抬不動的大宗物資全部就地寄存或掩埋，這難壞了衛生部長賀誠。衛生部隊有一臺宋慶齡從美國購買回來，地下黨同志歷盡艱辛，費盡周折轉運到蘇區的德國產X光機。X光機十分笨重，但卻十分珍貴，因為有了它，戰地醫務人員能準確地確定戰友身上的子彈和彈片位置，從而減少醫療失敗，醫治傷員。中央紅軍戰略轉移從江西瑞金出發時，僅醫療器械每天就需要近百人輪班背抬，特別是那臺X光機，每天需要多人輪換背抬，爬山涉水從中央蘇區抬到貴州，又從貴州抬到云南扎西，現在已屬于“精簡”裝備。

自接到通知后，賀誠就忐忑難安，幾經思量，還是決定從石坎楊家寨來到扎西，當面向毛澤東請示關于衛生部輕裝的問題。

他說：“因為醫療器械，衛生部是部隊拖累最大的一個單位，要留這批器械，不行，要丟掉，太可惜，帶走，又違反了命令。”

坐在一張舊木桌前看書的毛澤東，被這個部長的話逗樂了，彈了一下指間的煙灰，然后抬頭笑著問賀誠：“我們一個部長，怎么變得小氣起來了？不就是一臺機器嗎？”

“不是，它是我的穿山眼。”

“怎么個穿山法？”

“毛委員，你不知，沒有它，我們很難找準戰友身上的彈頭和彈片。”

“你說的我知道，但你也要曉得這機器非常時期治病的同時，也是我們的拖累嘛！你幾個人抬著它，我們是行軍打仗呢？還是當機器的保衛？”

“唉！我是真舍不得！”

毛澤東發現賀誠還是舍不得，便接著說：“部隊一路從中央蘇區來到這里，犧牲了那么多的同志，我們就是吃了搬家式大轉移的虧啊！如今，我們精簡非戰斗物資和武器，目的就是為了部隊的機動靈活，有效地消滅敵人，跳出敵人的包圍圈。這臺機器的確珍貴，但再珍貴也沒有紅軍的生命珍貴嘛！這樣吧，我們也不把它丟掉、埋掉，就把它寄放在老鄉家里，請他保護好，以后我們又來找老鄉要回去，你看行不行？”

毛澤東繼續說：“將來革命勝利了，什么都有了，還愁沒有一臺X光機嗎？”最后拍拍賀誠的肩膀，風趣地說：“賀誠同志，將來革命勝利了，派你把全國的X光機都接管過來，當個名正言順的‘穿山眼’部長，怎么樣？”

“嘿嘿，”賀誠笑了起來：“好，就按毛委員說的辦。”

當晚回到楊家寨的賀誠部長，找到寄存大小17箱醫療器械的房主楊保和，將五枚大洋放到楊保和手里，誠懇地說：“老鄉，這些醫療器械我們帶不走了，要請你代為保管，這五元酬謝費算紅軍的一點心意。”

他最后反復交待：要保守秘密啊！不要讓國民黨知道，我們以后還要來取的。說完，看著17箱寶貝，扭過頭，眼眶濕潤了起來。

隨后，兩人把大小17箱醫療器械搬上楊保和家閣樓，用破草席把一切蓋得嚴嚴實實，上面再放滿雜物，偽裝嚴嚴實實，直到威信縣紅軍文物征集小組找回這臺X光機，已是解放后很久的事了。

中央紅軍在扎西進行精簡縮編，卸下了背上的“包”，甩掉了“壇壇罐罐”，精簡了機構，充實了連隊，增強了部隊的戰斗力和機動性。紅軍戰士精神抖擻，輕裝回師東進，大破婁山關、重占遵義城，打了中央紅軍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勝仗，紅軍士氣大振。

誰編了X光機的歌謠，或許永遠是迷，更可能是當初操作這臺機器的醫務人員，忘記不了這臺機器，編出了這首歌，誰知道呢？歌詞寄托了對X光機的思念，更飽含了紅軍醫務人員對戰友生命逝去的惋惜。

李桂洪：留在扎西的女司令

輕輕捧起百年光輝史冊，慢慢翻看崢嶸歲月，細細品味逐夢行跡，歷史的長河中，每一粒沙都曾偉大輝煌，每一粒沙都值得銘記，每一粒沙都讓我們觸摸永恒……李桂洪，扎西會議后被黨中央留在扎西擔任川南游擊縱隊司令部的指導員，成了長征豐碑上一朵永恒的鏗鏘玫瑰，是無數壯麗詩篇中最堅韌的一頁，是留在扎西植根山野最具生命力的頑強山茶花。

1911年，江西省尋烏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一個女嬰呱呱墜地，父親百般疼愛這個女兒，為她取名桂洪，希望她像桂花一樣大氣而芳香宜人，然而，新生命的降臨并沒有給這個貧苦的農民家庭帶來多少喜悅。恰恰相反，在小桂洪不滿四歲時，疼她愛她的父親因病去世了，失去男人的家庭風雨飄搖，小桂洪七歲那年，母親實在撐不下去了，看著餓得皮包骨的小桂洪，為了活命，萬般無奈的母親被迫把女兒賣給一個20多歲的男人做童養媳。命運對小桂洪是眷顧的，一個偶然的機緣，小桂洪看到紅軍為勞苦大眾分田地、謀幸福，革命的種子就此在桂洪幼小的心里生根、發芽，她毅然報名參加紅軍，走上了革命道路。從窮苦的生活中走出來的李桂洪，倍加珍惜革命的機會。在江西，她曾經獲得“擴紅模范”的稱號，在長征途中，她樂善好學，為長征宣傳動員吃苦出力，把自己的糧食分給戰友，她偷偷采野菜充饑，再苦再累的活也默默攬下，她是隨中央紅軍一同長征的32名女紅軍之一。

1935年2月10日，黨中央在扎西鎮江西會館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時，為了掩護中央紅軍主力轉移，決定選撥紅軍黨員干部成立中共川南特委，組建中國工農紅軍川南游擊縱隊，李桂洪和丈夫戴元懷（戴元懷時任中國工農紅軍川南游擊縱隊組織部部長）被黨中央留在了扎西，成為紅軍川南游擊縱隊的一員。在與主力紅軍告別時，李桂洪的眼淚止不住的流了下來，她知道，這一別，主力部隊走了之后，自己未來的戰斗環境將更加殘酷，更加兇險，自己肩上的擔子更加沉重，更為艱巨……丈夫戴元懷看出李桂洪的焦慮，就鼓勵她：“黨叫我們在哪里，我們就在哪里。而且要更加出色的完成黨交給的艱巨任務。”聽了丈夫的鼓勵，李桂洪信心倍增，她決定不負黨中央重托。為了堅決執行留在川南游擊戰場開辟革命根據地的命令，李桂洪決定，同自己摯愛的丈夫一道，共同面對險惡戰爭環境的考驗。

為了牽制強敵，策應紅軍主力作戰，縱隊從成立起，幾乎每天都在打仗，有時候一天要打幾仗，戰斗非常激烈。1935年3月24日，縱隊到達興文縣大石盤的觀音嶺一帶休整，準備攻打建武城。不料，消息走漏，25日，川軍黃錦、章團、吳營及江安等四縣人馬連夜趕到了大石盤山下，將縱隊團團包圍，而縱隊并未知覺。26日，戰斗打響，縱隊發起突圍總攻，但反復沖殺幾次，難以突圍。江安保安大隊在觀音嶺要隘以密集的火力向下俯射，封鎖了縱隊轉移到威信境內的道路。縱隊腹背受敵，處境十分危急。組織部長戴元懷在危急關頭，親自率領通訊班10多名戰士，沖到陣地前面，以短槍吸引敵人火力與敵浴血奮戰，奮力廝殺，掩護縱隊主力突圍。大部隊很快沖出了敵人的包圍圈，戴元懷還在后面狠狠阻擊敵人，這時，李桂洪親眼看見她的丈夫身中數槍，倒在了血泊之中，悲痛萬分，拼命要沖上前去救他，被幾位戰士死死拽住。戴元懷及通訊班戰士全部壯烈犧牲了，毒若蛇蝎的李品三喪心病狂，殘忍地將戴元懷等犧牲的紅軍戰士頭顱砍下來，帶回石碑、建武等街場懸掛示眾，借以恐嚇群眾和邀功請賞。自己親密的伴侶和戰友們倒下了，李桂洪悲痛萬分，只有化悲痛為力量誓死要把革命的紅旗插到底，為死難的烈士報仇，丈夫犧牲了，李桂洪心如刀絞，但她始終記得丈夫曾對她說過的那句話：“黨叫我們在哪里，我們就在哪里！”她將悲傷深藏心底，繼續戰斗。在扎西地區，她一邊同國民黨反動派作斗爭，一邊宣講革命思想，能文能武，被扎西百姓親切的稱為“女司令員”。后來在特委書記徐策的撮合下，李桂洪與余澤鴻結為革命夫妻。

即將分娩的李桂洪到余澤鴻的老家長寧縣隱蔽休養，桂洪在苕窖里隱蔽生下孩子，她有兩個選擇，要么好好留在余澤鴻的老家坐月子，把孩子養大；要么忍痛拋下孩子去追部隊，她有一萬條理由選擇留下來坐月子，但是桂洪選擇了追趕部隊，她生下孩子才四天，就忍痛將孩子送走，托人代養，桂洪永遠忘不了把孩子交給鄉親那一幕，她把嬰兒抱在懷里，淚水像斷線的珠子嘩嘩滾落在孩子臉上，她一遍一遍地親吻孩子小小的臉蛋兒，吻了一遍又一遍；孩子的啼哭一聲一聲刺進桂洪的耳膜，刺進她的心臟，如一把鋒利的匕首扎在自己心上，扎了一刀又一刀……陪同她的女紅軍闞思穎含淚拉著桂洪連夜尋找部隊。這一別，李桂洪有生之年就再也沒能見到自己的親骨肉。等她追上部隊，迎接她的又是一個驚天噩耗，丈夫余澤鴻已經在一次戰斗中壯烈犧牲……

不到一年，先后失去兩位摯愛之人，還有其他犧牲的戰友和她那個不知生死的孩子，面對這剔骨剜肉的痛，面對命運這一而再、再而三的折磨，李桂洪內心的傷痛可想而知。但殘酷的斗爭使縱隊只剩下二三十人，黨中央選拔的縱隊領導人大部分已經犧牲，敵人還在不斷“搜剿”縱隊剩余人員，傷病人員無法安置，供給沒有保障，這些都不容李桂洪過度悲傷，她依舊和戰士們一起與敵軍周旋，依舊認真做好群眾工作，依舊聯合邊區武裝部隊繼續戰斗。

1936年12月26日，縱隊由大雪山轉移到野臘溪，突然遭到滇軍的襲擊，李桂洪不幸被捕。在獄中，李桂洪受盡酷刑拷打，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她始終堅持革命氣節，沒有吐露縱隊的支言片語，這位看似柔弱的女子，對黨和革命堅定的信仰如同鋼鐵般堅不可摧。隨后，她被敵人送至重慶反省院，被押往重慶后，在地下黨組織的努力營救下，1937年9月的一天，李桂洪終于被營救出獄。出獄以后，她又帶著渾身的傷痛只身一人輾轉找到了上級組織，匯報了川南游擊縱隊的詳細情況。周恩來同志聽完匯報感慨地說道：你們雖然沒有走到延安，可你們走的比我們更艱辛吶。聽了周副主席的話，這位經歷了無數次生死考驗的堅強女戰士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淚流滿面，久久不能言語。

李桂洪只是千千萬萬紅軍的一個縮影，頑強而勇敢，堅韌而剛毅，所幸的是，我們在歷史的長河中，在光輝的豐碑上，找到了李桂洪的名字。而我們知道，還有無數不知名的紅軍戰士，黨的無數英雄兒女，連姓名都來不及留下，他們將永遠活在我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