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紅色故事（中）

臨死前高喊“中國共產黨萬歲”

1935年2月9日，中央紅軍大部隊集結云南威信扎西。有幾位紅軍戰士到扎西鎮桂花村元神殿的山梁子上去放流動崗哨。山梁的不遠處，住著一家姓黃的窮苦人，黃家有一個17歲的少年名叫黃登朝。他看見放哨的紅軍背著長槍，帽子正中間鑲嵌著一顆紅色的五角星，他既好奇又害怕，可還是壯著膽子走了過去。當時，山梁上寒風刺骨，樹上掛滿了晶瑩剔透的凌冰條。戰士們穿著草鞋、衣服單薄，冷得瑟瑟發抖。黃登朝就大膽請紅軍戰士到他家里去，并抱了一捆玉米桿燒火給他們烤。

黃登朝問紅軍戰士：“大哥哥，這樣辛苦，你們為啥子還要當紅軍？”紅軍戰士一聽黃登朝的話，就對他說：“我們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是窮人的隊伍，是專門解放窮人的。我們要打土豪、分田地、讓窮人從此翻身。”黃登朝雖然年輕，但從紅軍的談話中，知道了紅軍是好人，知道了這支隊伍是為窮人打土豪分田地的軍隊。

2月10日夜晚，有幾個紅軍戰士把一名紅軍傷病員送到黃登朝家，請求黃登朝的父親幫助保護好傷員。這名傷員名叫朱恩昌，是湖南人。臨走的時候，黃登朝還主動拿出3雙草鞋送給紅軍。紅軍戰士硬要付錢，黃登朝七推八讓推不脫，最后只好收了3個銀毫。黃登朝對紅軍說：“這幾雙草鞋原本是準備區上點團時上繳任務的，現在我把它送給你們。”紅軍說：“窮苦人今后不用點團了，紅軍到云南來就是要發動民眾，團結起來跟軍閥豪紳地霸斗、打倒他們，分他們的田地，窮苦人自己當家作主，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過幸福美好的日子。”黃登朝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對待窮人的好軍隊，心里非常感動！

2月11日下午，紅軍大部隊開始回師東進、二渡赤水。幾天后，地霸豪紳和反動派懷著仇恨，開始報復，他們到處搜查抓捕殺害流落的紅軍傷病員。民團自衛隊長肖連升，紅軍來時躲在獅子營碉樓里，其父肖尊武是區團首，被紅軍抓捕鎮壓。紅軍走后肖連升進行了兇狠殘忍的殺戮，僅在扎西石龍到老街一帶就搜捕殺害紅軍傷病員10多名。居住在桂花村的國民黨區分部書記胡純孝，回來后硬說貧苦農民陳昌全勾結串聯紅軍，于是便把陳昌全抓去拷打吊死。眼看地霸豪紳搜捕殺害紅軍傷病員的形勢越來越緊張，朱恩昌主動提出，要求離開黃登朝家。他對黃登朝說：“小兄弟，現在形勢嚴峻，我住在你們家里，對你們很不利，會連累甚至害了你們全家。干脆我走了算了。”黃登朝說：“怕啥子？你的傷還沒有完全好，我們家又住在山梁上，他們一時半會兒還發現不了。如果惡霸來抓你，我們就和他們拼命，要死我們一塊死。”過了一段時間，風聲稍微有些緩和，朱恩昌的傷勢已恢復了許多，堅持要離開黃登朝家，去尋找和追趕紅軍部隊。黃登朝苦留不住，只好護送他下了山梁。

朱恩昌與黃登朝告別后，不幸的事情發生了。朱恩昌被扎西鎮的保長羅朝臣的探子發現后報告了羅朝臣，羅朝臣派團丁跟蹤追擊，當晚就把朱恩昌從半路抓回到扎西縣城關押起來。第二天，羅朝臣將朱恩昌五花大綁，拖到一壩寨的河沙壩里，在他的棉衣上澆上煤油，然后點火焚燒。瞬間，朱恩昌被熊熊大火包住了，大火吞噬了他的身體，卻吞噬不了他的崇高信仰，他像一團火球不停地在河岸邊跳動。他忍著撕心裂肺的巨痛，想把身上的大火撲滅，便一頭扎進了扎西河里。這時，喪心病狂的羅朝臣走到河邊，抬起槍口對準了朱恩昌的胸膛連開兩槍。朱恩昌大義凜然，視死如歸，大聲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 “紅軍萬歲！”隨后倒在河水中。頓時，鮮血染紅了扎西的河水，映紅了扎西的藍天，朱恩昌的遺體被洪水淹沒了、卷走了，但他的名字卻永遠鐫刻在扎西的大地上，融進了滾滾的革命洪流中。

河水滔滔嗚咽去、鴻雁聲聲哀鳴來！紅軍戰士朱恩昌就義前的呼聲劃破天際，在扎西的上空久久回蕩！

犧牲在長官司的83名烈士

1935年7月12日，紅軍川南游擊縱隊與黔北游擊隊在朱家山會師后，合編為紅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中共川南特委也更名為中共川滇黔邊區特委，剛剛成立的中共川滇黔邊區特委和紅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經天蓬寨、游家坡梁子進入長官司。當晚，特委緊急召開黨員干部會議，研究后提出當前的任務：一是帶領新編為縱隊二支隊的原紅軍黔北游擊隊在川滇邊境熟悉地形，偵察敵情，擴大政治影響，宣傳發動群眾，籌集彈藥物資；二是決定在邊境利用有利條件，擇一適當地方，以便大部隊屯駐、扼守，誘敵深入，消滅敵人，建立革命根據地。又以小部隊游擊，尋敵空隙，襲擊敵人，保存實力，堅持持久的游擊斗爭，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等。第五區民團大隊長趙禮隆得知情報后，一邊派兵騷擾，一邊派人到四川大壩向川軍周化成部隊報信。周化成得到消息，連夜帶領川軍聯團趕到長官司附近，并糾集第五區民團在縱隊必經之地觀音塘山梁上構筑工事堵截。

7月13日清晨，長官司河晨霧籠罩，初熟的稻谷散發出誘人的清香，縱隊人員誰也沒有想到，一場血戰就要在這里打響。縱隊欲向石碑口方向前進，準備攻打興文建武城，剛行至觀音塘的松林地帶時，突然遭到敵人襲擊。一開始，縱隊還誤認為是地方民團，便匍匐在山間小路旁還擊敵軍。由于上面是松樹林，下面是稻田，地形對縱隊極為不利。縱隊六個大隊擠在一起，難以展開，形成強大的戰斗力。敵人居高臨下，在山頭向縱隊猛烈掃射，縱隊多次沖鋒都被打退回來，死傷戰士數名。通過偵察，方知敵人除地方民團外，主力是周化成帶領的川南聯防團。敵人沿著小路右側占據三個山頭，利用戰壕、松樹林作掩護，形成一條封鎖線。縱隊幾次攻擊不利，傷亡人數遞增。特委書記、縱隊司令員兼政委徐策等幾個主要領導分析敵情后認為：打，對縱隊不利；不打，已進入敵人伏擊圈，很難撤出去。只有把敵人擊潰才能安全撤退。

見此情形，參謀長陳宏和副政委張鳳光毅然站出來，要求率隊攻擊。二人分別帶領第一支隊和第二支隊同時進攻左右兩側山頭。大隊一級的干部輪換帶領戰士一次又一次地沖鋒，敵人瘋狂掃射，縱隊幾次沖鋒仍未能取勝。此時部隊傷亡已達七八十人，陳宏身負重傷，來不及搶救，便被周化成部隊抓去。張鳳光指揮二支隊，展開了與敵人的殊死拼殺。他派了幾個槍法好的戰士負責射擊，壓制住敵人的火力。又派幾個優秀的投彈手，趁敵人扔下來的手榴彈還沒炸，立即撿起反扔回去。幾顆手榴彈在敵人的戰壕里炸開，炸得敵人猝不及防，亂作一團。張鳳光振臂高呼:“沖啊”，他帶領戰士們沖鋒在最前面。就在隊伍即將沖到山頂的時候，突然，一顆子彈擊中了張鳳光，他身子搖晃著倒下了。見此情景，戰士們滿腔憤怒，奮不顧身沖到敵人的陣地上。這是短兵相接的激烈搏斗，英勇的縱隊戰士浴血奮戰，終于奪取了前面的兩個山頭，把敵人逼退到后面的兩個山頭上。

陳宏被俘，張鳳光犧牲，激起徐策滿腔的怒火。他揮槍帶領部隊為死難烈士報仇。在一片復仇的吶喊聲中，徐策率領部隊發起沖鋒。兇殘的敵人又用機槍掃射過來，徐策不幸中彈，身負重傷。警衛員要把他背走時，他忍著劇痛對政治部主任余澤鴻說：“一定要在此消滅周化成部隊。”隨即命令余澤鴻接替自己的一切職務。余澤鴻奉命指揮部隊向敵人發起猛攻，終于拿下了敵人固守的最后一個高地。敵人受到重創，不得不撤到山嶺背后。余澤鴻迅速指揮部隊趁機往羅布坳方向撤離。縱隊撤出長官司后，當地民團為了向官府表功，派團丁到山上把犧牲了的紅軍戰士的頭一個個砍下來，裝在籮筐里，挑到長官司衙門。城隍廟是長官司群眾去燒香拜佛最繁華的地方，為了威嚇百姓，官府又令把這些頭顱掛在廟前示眾，用以恐嚇老百姓不要窩藏紅軍人員。83顆頭顱挨個兒排成了黑壓壓的一長排。有的血肉模糊，有的滿面污泥……83位烈士，83張面孔，83種表情。每張面孔都述說著戰斗的慘烈。沒有人認識他們，也不知道他們來自哪里，只知道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紅軍。

夕陽西下，長官司街背后的紅山頂、觀音塘又恢復了平靜，只是山嶺上、田埂邊、樹林里多了許多橫七豎八的，沒有頭顱的紅軍英雄的遺體。他們有的身子朝上，還保持著向上沖鋒的姿勢，有的成搏斗狀，在短兵相接中和敵人扭打成一團，被敵人的刺刀刺中……血灑滿了大地，紅山頂上的紫紅色土壤在夕陽的照射下顯得更加殷紅了。長官司戰斗，是縱隊自創建以來所經歷的最為慘烈的一次戰斗，犧牲了83人，特別是張鳳光犧牲，陳宏被俘，徐策在轉移至羅布坳時被敵人殺害，這次戰斗給特委和縱隊帶來了巨大的損失。

水田寨合葬五烈士

威信縣水田寨有一座特殊的紅軍烈士陵園。它的特殊在于，它不同于大多數烈士陵園建在幽深僻靜處，而是處在鬧市區、市井中，天天伴隨著群眾的生活；它的特殊還在于，它埋葬了五位紅軍烈士，卻僅僅只有一個墓塚。在陵園中，有一棵威嚴蒼勁的百年老樹似擎天的團團華蓋，昂然挺立，遙望著公墓兩側并排的五烈士的墓碑。五烈士分別是龍厚生、曾春鑒、李青云、劉少成、董玉清。我們的故事就從龍厚生開始吧!

龍厚生，名承桃，字辛桃，乳名毛徠，1891年出生于湖南省永興縣一富裕人家，父親是一位有名的武術師，家中開有經館和武館。龍厚生從小受父親的影響，一邊學文一邊習武。比起學文，龍厚生更酷愛武術，15歲時他就學熟了多種拳術和當地紅、黃、青、花四種舞獅法，能跟班出場。父親見他有習武天賦，便將祖傳秘絕傳授給他，還讓他到南岳拜一姓陳的高僧為師。從此，他冬練“三九”，夏練“三伏”，習得了一身絕好功夫。

1919年，在“五·四”運動的感召下，龍厚生萌發了尋找革命真理的信念。他一面舞獅賣藝，一面打聽革命軍隊的消息。1926年，龍厚生在朱德部隊當兵，他作戰英勇，足智多謀，經歷過無數次戰斗，通過了黨的考驗，1926年冬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7年，龍厚生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他機智勇敢，沖鋒在前，倍受贊賞。1928年1月，龍厚生隨朱德部隊參加了湘南起義，上井岡山后，部隊成立了軍事干部訓練大隊，龍厚生任武術教官。他言傳身教，嚴格操訓，為部隊培訓了一批技術過硬的軍事干部。龍厚生曾受上級派遣，由井岡山回鄉偵察敵情，短短3個月，他喬裝打扮，活動在龍形市、七甲、鯉魚塘和安仁等地，把敵人兵力部署繪制成圖，出色地完成偵察任務，為保衛井岡山根據地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有他，五次反“圍剿”戰斗中也有他。

1930年，龍厚生調任中央蘇區政治保衛局工作。1933年春由保衛局派往紅軍通信學校任特派員，先后參加了歷次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反“圍剿”斗爭。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龍厚生隨部隊踏上了萬里征程。

1935年2月上旬，龍厚生隨中央紅軍長征來到云南威信。為策應和掩護紅軍主力長征北上，開辟川滇黔邊區新蘇區，中共中央在扎西會議上決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紅軍川南游擊縱隊，龍厚生任游擊縱隊特派員。在任特派員期間，他先后在威信一帶建立了7個鄉革命委員會，2個游擊大隊，1個赤衛隊。為了迷惑牽制敵人，掩護中央主力紅軍的戰略行動，龍厚生與川南特委書記徐策率領川南游擊縱隊向川南地區進發，頻頻襲擊敵人，并以總政治部名義，到處張貼標語口號，號召人民起來摧毀反動政權，建立革命蘇區。被嚇懵了的蔣介石誤以為龍厚生所部系一支中央紅軍主力留在川南，急急忙忙調了五個旅的兵力開往川南進行堵擊。龍厚生率領的游擊隊迷惑和牽制了敵人的部分兵力，積極配合紅一軍團作戰，并掩護中央紅軍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創造了有利條件。由于他的一只手曾在戰斗中負傷，因此被冠以“龍爪手”的稱號！

1935年5月，中央紅軍巧渡金沙江揮師北上后，蔣介石獲悉了一直與他的部隊周旋激戰的是龍厚生、徐策率領的川南游擊縱隊，既震驚又惱火，隨即調集國民黨軍五個正規師和大批反動地主武裝對川南游擊縱隊發動了第一次“三省會剿”。為了抗擊強敵，龍厚生和徐策率川南游擊縱隊到達敘永縣的朱家山，與活動在此的黔北游擊縱隊會合，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并組建中共川滇黔邊區特委，龍厚生出任特委組織部長。兩支武裝會師后，立即投入了反“圍剿”斗爭。7月12日，龍厚生和徐策率領的游擊縱隊轉戰到云南省威信縣境內，第二天行至長官司的觀音堂一帶時，遭到敵軍突然襲擊。游擊隊與敵人整整激戰一天，特委書記兼縱隊司令員徐策等80余人壯烈犧牲。14日，游擊縱隊轉移至簸箕壩，召開特委擴大會議，選舉余澤鴻、龍厚生等組成新的中共川滇黔邊區特委，由余澤鴻任書記，龍厚生仍任組織部長。此后，龍厚生一直隨游擊縱隊行動，先后參與指揮了攻打四川筠連縣城、江安梅花鎮等一系列戰斗，給敵人以沉重打擊。戰斗中，龍厚生身先士卒，沖鋒在前，威震敵膽。10月底，游擊縱隊在婁山關與駐守遵義之敵展開血戰，縱隊損失嚴重，僅剩下100多人，并且與中央紅軍也失去了聯系。

紅軍主力遠去，失敗了的敵人是絕對不允許這支游擊縱隊存在的，他們開始一波接著一波地瘋狂反撲。面對百倍于己的敵軍，縱隊的戰斗形勢何止是艱難。自1935年7月至12月，短短5個月內，縱隊連續兩任領導人犧牲，隊員也由最初的1000多人銳減至200余人。在縱隊形勢陷入低谷的時候，龍厚生毅然接過重擔，成為了縱隊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領導者。他帶領著僅有的200多名戰士苦撐危局、繼續戰斗。在他的帶領下，縱隊又一次以燎原之勢迅猛發展壯大。

1936年，川滇黔邊區抗日革命運動的興起，震動了國民黨反動派，川滇黔三省軍閥秉承蔣介石旨意，對抗日先遣隊發動大規模的“三省會剿”，數萬敵軍和地主武裝糾集到川滇黔邊區，對先遣隊形成包圍圈，然后分成數個梯隊，劃區“清剿”。2月6日，特委骨干在四川興文縣洛柏林石匠田召開擴大會議，認真分析當前形勢和總結一年來對敵斗爭的經驗教訓，會議最后選舉劉復初、龍厚生、李青云等組成特委，劉復初擔任書記兼任縱隊政治委員，龍厚生擔任縱隊司令員。在龍厚生、劉復初的指揮下，游擊縱隊迂回穿插在川滇黔邊界，利用高山密林，采取“避實就虛”的游擊戰術，與強敵周旋，一次次突破敵人的包圍。8月中旬，龍厚生、劉復初率領縱隊在云南彝良縣洛旺一帶擊潰楊保林的團防隊，活捉反動頭目楊明章。25日，又在尖子山截獲鎮雄大土司販運布匹的商隊，將繳獲的幾十擔白布給了當地百姓。

為了避開敵人的重重“圍剿”，10月下旬，龍厚生、劉復初率領游擊縱隊經威信縣馬河、果洛壩往大雪山方向隱蔽休整。21日清晨，縱隊來到威信縣大雪山附近的濫泥壩，遭敵滇軍安旅駐昭補充團三個中隊聯合地方民團四五百人追擊，龍厚生等指揮縱隊在大田灣分兩路設伏，消滅敵人過半，還繳獲了幾挺重機槍。11月中旬，游擊縱隊從瀘州市敘永縣石廂子出發，準備趕回水田寨，途中遭到川軍、滇軍截擊，轉移到云南威信境內時，只剩下100余人。司令員劉復初身患重病，與黨中央一直沒有取得聯系，孤立無援，加之天氣轉冷，指戰員仍穿單衣，腳穿草鞋，部隊糧鹽全無，靠野菜、包谷桿、高粱桿充饑，縱隊日益陷入了險惡困境。

龍厚生沒有被困難所嚇倒，決心與敵人血戰到底。為了擺脫敵軍的追擊，他率領縱隊同敵人繞圈子。11月18日，當他率部行至威信大落腳時，敵軍一個旅緊追而來，他連忙指揮縱隊改道往海子壩方向急行，把敵人引入岔道，向斑鳩溝方向奔去。不料縱隊的行動被當地反動團丁發現，敵軍立即掉頭追擊，糾合從扎西方向趕來之敵分兵兩路包抄縱隊。龍厚生指揮游擊縱隊在一條五里長的窄溝里邊打邊撤。前有阻敵，后有追兵，地形極為不利，傷亡不斷，到達大雪山安穩壩時縱隊只剩下80余人。龍厚生在當地安置好病重的劉復初后，率領縱隊轉移到山高林密、地廣人稀的大雪山。11月底，游擊縱隊被一名充當向導的滇軍特務誘入敵人的包圍圈。龍厚生指揮縱隊奮力拼殺，最后只帶領10名戰士沖出了重圍，星夜兼程轉移到水田寨，隱蔽在干溝一帶。

1937年1月上旬的一天，由于當地惡霸鄭香谷告密，川南地區民團包圍了干溝，龍厚生及參謀長曾春鑒，大隊長劉少成等被地霸抓捕。敵人對龍厚生這個武藝高強的龍爪手，早已恨之入骨，對他進行了嚴刑拷打。龍厚生被拷打得遍體鱗傷、奄奄一息，敵人原本想將他帶往另一地主武裝處繼續拷問，但是，此時的龍厚生因傷勢過重再也無法繼續前行。他這雙腳曾馳騁過多少沙場，闖蕩過多少回鬼門關？他已經記不清了。在途經金龜山一處坡地時，敵人打量著寸步難行的龍厚生，決定就近將他槍殺。面對敵人步步緊逼的槍口，這個鐵骨錚錚的漢子禁不住仰天長嘆，倒在了長滿野草的坡地上。

龍厚生為革命流盡了最后一滴血，李青云同樣用生命印證了他對革命信念的堅守。

李青云，江西省蓮花縣人，原中央蘇區國家政治保衛局干部，中國共產黨黨員。曾參加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反“圍剿”斗爭，1934年10月跟隨中央紅軍長征。1935年2月20日，中央紅軍途經貴州省習水縣東皇殿，軍委縱隊奉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之命從總后勤部各單位抽調了80名紅軍指戰員，組成了紅軍黔北游擊隊，由陳宏任隊長，張鳳光任政委，李青云任特派員，在黔北開展革命武裝活動。

1935年6月底，黔北游擊隊在陳宏、張鳳光和李青云的帶領下告別了放牛坪的父老鄉親，甩開途中阻擊之敵，向川南急進。部隊到達二郎灘，發現鹽防軍已將渡口封鎖，幾支木船都被敵人收集到河對岸。李青云與大隊長余得勝在部隊里挑選九名熟悉水性的紅軍戰士，泅水渡河，主力部隊在岸邊用火力偵察掩護，奪取渡口，消滅場上鹽防軍，使部隊順利地渡過赤水河。

1935年7月上旬，游擊隊經白沙、摩尼、分水嶺等地，沿途探聽紅軍川南游擊縱隊的行蹤，終在敘永分水嶺朱家山與川南游擊縱隊匯合。兩支隊伍匯合后，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特委決定同心協力一同作戰，決定部隊改稱為“中國工農紅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特委也改稱“中共川滇黔邊區特委”，部隊擴大到近千人，下轄七個大隊，使川滇黔邊區的武裝斗爭得到了很快的發展，創建了新蘇區根據地。由于部隊合編，人員增多，隊伍壯大，對川滇黔邊區影響也逐漸增大。因為中央紅軍已渡江北上抗日，所以川滇黔邊區的紅軍游擊縱隊被敵人視為心腹大患。

1935年7月上旬，縱隊由朱家山出發，第二天在田壩頭與川軍顧曉凡團遭遇。陳宏指揮部隊搶占高地打退敵人多次沖鋒，斃傷敵軍多人。7月12日，縱隊在徐策、張鳳光、陳宏的率領下，由分水嶺經天蓬寨、文興坡到長官司，準備去攻打興文縣建武等地。7月14日，縱隊在長官司與川軍周化成部激戰之后，主要領導人徐策、張鳳光相繼犧牲，陳宏負傷被俘，縱隊損失嚴重。隨后，余澤鴻在簸箕壩召開特委擴大會議，總結半年來的經驗教訓，決定轉變策略，外線出擊，奇襲敵人，在川滇黔邊區打出影響來。在特委書記兼縱隊政委余澤鴻，特委委員、縱隊司令員劉干臣，縱隊政治部主任鐘昌濤，參謀長聶昭良，組織部長龍厚生，特派員李青云的帶領下，長途跋涉，打下了貴州赫章、四川筠連；打到瀘州蘭田壩、敘蓬溪；貴州一碗水、燕子口、婁山關等地。1935年11月折回川南，由于氣候嚴寒，傷病員無法隱蔽，供給極度困難，加之敵派重兵加劇“圍剿”，縱隊主要領導人相繼犧牲，李青云同參謀長劉復初將縱隊余下的20多人帶上連天山隱蔽休整，敵軍結束了第一次“三省會剿”。

1936年2月，李青云與劉復初將隊伍帶下山來，轉移到興文洛柏林，與同在這里堅持斗爭的龍厚生、黃虎山等人匯合，召開特委擴大會議，推舉李青云任特委(宣傳)委員、縱隊政治部主任、特派員。與龍厚生、劉復初組成新的特委領導班子。會議分析了形勢，總結了一年來對敵斗爭的經驗教訓，決定繼續堅持川滇黔邊區的游擊武裝斗爭，在滇川邊區主動襲擊敵人，配合紅二、六軍團的戰略行動。6月9日，縱隊到達威信院子場與紅二、六軍團組建的貴州抗日救國軍阮俊臣的第三支隊和國民黨軍陶樹清的起義部隊合編，組成紅軍川滇黔邊區抗日先遣隊，李青云任先遣隊特派員。7月，縱隊單獨活動，恢復原建制，李青云仍任政治部主任兼特派員，在威信邊境地區開展武裝斗爭，又吸收珙縣底洞鋪一連川軍起義部隊，同時發展以殷祿才為首的云南游擊支隊，展開轟轟烈烈的革命武裝斗爭，打擊敵人，創建根據地。

1936年11月，三省軍閥部隊加劇對紅軍游擊縱隊的“會剿”。11月下旬，縱隊由大雪山向水田寨轉移，行進到鎮雄野臘溪，準備宿營時，突然被滇軍田富伍營追至包圍，將縱隊打散。李青云與龍厚生等帶領十多名隊員沖出重圍，連夜趕至水田寨，隱蔽在一個山洞里。1937年1月，川南民團孔陣云部由古藺進駐壇廠，李青云被孔陣云部清鄉時搜捕，殺害于水田寨。

威信縣水田鎮紅軍烈士陵園的五烈士，除了龍厚生、李青云烈士，還有曾春鑒、劉少成、董玉清烈士。

曾春鑒，1902年出生于湖南湘鄉，1928年7月參加平江起義，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夏起歷任紅三軍團五軍三師七團團長，紅三軍團六師十六團團長，十八團團長和師參謀長等職。參加過開辟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斗爭，第一、二次攻打長沙的戰斗和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戰斗。1935年初，隨部長征途中，奉命與紅六師政委徐策等率領部分指戰員留在川滇黔開展游擊戰爭，曾任川滇黔邊紅軍游擊縱隊參謀長。1937年1月，在云南省威信水田寨與敵作戰中犧牲。

劉少成，1900年1月出生，籍貫不詳，曾任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原在黔北川南活動）隊長，1937年1月，在云南省威信水田寨與敵作戰中犧牲。

董玉清，出生時間不詳，籍貫不詳，1937年1月，在云南省威信扎西水田寨與敵作戰中犧牲。

龍厚生、曾春鑒、劉少成犧牲后，喪心病狂的敵人砍下龍厚生的頭顱、曾春鑒的左手懸掛在水田寨街上“示眾”。水田的貧苦百姓冒著凜冽的寒風，三五成群來到街頭，含著淚水面對掛著的人頭和手，默默悼念兩位為人民幸福獻出生命的可親可敬的人。之后，川敵還將龍厚生的頭顱拿到四川隴杠邀功請賞，只留下了他殘缺的身子，龍厚生的身子在云南，而頭顱卻在四川，身首異處！水田人民飽含熱淚，在深夜悄悄掩埋了龍厚生的遺體。此后，當地群眾又將曾春鑒、李青云、劉少成、董玉清四位烈士與龍厚生合葬在一起，從而有了水田鎮這座烈士陵園。

烈士永生，浩氣長存。歷史將永遠銘記他們為革命事業拋頭顱、灑熱血的豐功偉績。為中國革命犧牲的五位先烈活動在扎西，戰斗在扎西，長眠在扎西，從來沒有離開過人民，人民也從來沒有忘記過他們。正如朱德總司令所言：“你們活在我們的記憶中，我們活在你們的事業里！”

“青山處處埋忠骨，何須馬革裹尸還。”昔日的硝煙戰場，已成為人們緬懷先烈的圣地。人們路過紅軍烈士陵園，總會停下腳步，肅然起敬，追憶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

威信縣水田寨有一座特殊的紅軍烈士陵園。它的特殊在于，它不同于大多數烈士陵園建在幽深僻靜處，而是處在鬧市區、市井中，天天伴隨著群眾的生活；它的特殊還在于，它埋葬了五位紅軍烈士，卻僅僅只有一個墓塚。在陵園中，有一棵威嚴蒼勁的百年老樹似擎天的團團華蓋，昂然挺立，遙望著公墓兩側并排的五烈士的墓碑。五烈士分別是龍厚生、曾春鑒、李青云、劉少成、董玉清。我們的故事就從龍厚生開始吧!

龍厚生，名承桃，字辛桃，乳名毛徠，1891年出生于湖南省永興縣一富裕人家，父親是一位有名的武術師，家中開有經館和武館。龍厚生從小受父親的影響，一邊學文一邊習武。比起學文，龍厚生更酷愛武術，15歲時他就學熟了多種拳術和當地紅、黃、青、花四種舞獅法，能跟班出場。父親見他有習武天賦，便將祖傳秘絕傳授給他，還讓他到南岳拜一姓陳的高僧為師。從此，他冬練“三九”，夏練“三伏”，習得了一身絕好功夫。

1919年，在“五·四”運動的感召下，龍厚生萌發了尋找革命真理的信念。他一面舞獅賣藝，一面打聽革命軍隊的消息。1926年，龍厚生在朱德部隊當兵，他作戰英勇，足智多謀，經歷過無數次戰斗，通過了黨的考驗，1926年冬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7年，龍厚生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他機智勇敢，沖鋒在前，倍受贊賞。1928年1月，龍厚生隨朱德部隊參加了湘南起義，上井岡山后，部隊成立了軍事干部訓練大隊，龍厚生任武術教官。他言傳身教，嚴格操訓，為部隊培訓了一批技術過硬的軍事干部。龍厚生曾受上級派遣，由井岡山回鄉偵察敵情，短短3個月，他喬裝打扮，活動在龍形市、七甲、鯉魚塘和安仁等地，把敵人兵力部署繪制成圖，出色地完成偵察任務，為保衛井岡山根據地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有他，五次反“圍剿”戰斗中也有他。

1930年，龍厚生調任中央蘇區政治保衛局工作。1933年春由保衛局派往紅軍通信學校任特派員，先后參加了歷次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反“圍剿”斗爭。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龍厚生隨部隊踏上了萬里征程。

1935年2月上旬，龍厚生隨中央紅軍長征來到云南威信。為策應和掩護紅軍主力長征北上，開辟川滇黔邊區新蘇區，中共中央在扎西會議上決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紅軍川南游擊縱隊，龍厚生任游擊縱隊特派員。在任特派員期間，他先后在威信一帶建立了7個鄉革命委員會，2個游擊大隊，1個赤衛隊。為了迷惑牽制敵人，掩護中央主力紅軍的戰略行動，龍厚生與川南特委書記徐策率領川南游擊縱隊向川南地區進發，頻頻襲擊敵人，并以總政治部名義，到處張貼標語口號，號召人民起來摧毀反動政權，建立革命蘇區。被嚇懵了的蔣介石誤以為龍厚生所部系一支中央紅軍主力留在川南，急急忙忙調了五個旅的兵力開往川南進行堵擊。龍厚生率領的游擊隊迷惑和牽制了敵人的部分兵力，積極配合紅一軍團作戰，并掩護中央紅軍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創造了有利條件。由于他的一只手曾在戰斗中負傷，因此被冠以“龍爪手”的稱號！

1935年5月，中央紅軍巧渡金沙江揮師北上后，蔣介石獲悉了一直與他的部隊周旋激戰的是龍厚生、徐策率領的川南游擊縱隊，既震驚又惱火，隨即調集國民黨軍五個正規師和大批反動地主武裝對川南游擊縱隊發動了第一次“三省會剿”。為了抗擊強敵，龍厚生和徐策率川南游擊縱隊到達敘永縣的朱家山，與活動在此的黔北游擊縱隊會合，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并組建中共川滇黔邊區特委，龍厚生出任特委組織部長。兩支武裝會師后，立即投入了反“圍剿”斗爭。7月12日，龍厚生和徐策率領的游擊縱隊轉戰到云南省威信縣境內，第二天行至長官司的觀音堂一帶時，遭到敵軍突然襲擊。游擊隊與敵人整整激戰一天，特委書記兼縱隊司令員徐策等80余人壯烈犧牲。14日，游擊縱隊轉移至簸箕壩，召開特委擴大會議，選舉余澤鴻、龍厚生等組成新的中共川滇黔邊區特委，由余澤鴻任書記，龍厚生仍任組織部長。此后，龍厚生一直隨游擊縱隊行動，先后參與指揮了攻打四川筠連縣城、江安梅花鎮等一系列戰斗，給敵人以沉重打擊。戰斗中，龍厚生身先士卒，沖鋒在前，威震敵膽。10月底，游擊縱隊在婁山關與駐守遵義之敵展開血戰，縱隊損失嚴重，僅剩下100多人，并且與中央紅軍也失去了聯系。

紅軍主力遠去，失敗了的敵人是絕對不允許這支游擊縱隊存在的，他們開始一波接著一波地瘋狂反撲。面對百倍于己的敵軍，縱隊的戰斗形勢何止是艱難。自1935年7月至12月，短短5個月內，縱隊連續兩任領導人犧牲，隊員也由最初的1000多人銳減至200余人。在縱隊形勢陷入低谷的時候，龍厚生毅然接過重擔，成為了縱隊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領導者。他帶領著僅有的200多名戰士苦撐危局、繼續戰斗。在他的帶領下，縱隊又一次以燎原之勢迅猛發展壯大。

1936年，川滇黔邊區抗日革命運動的興起，震動了國民黨反動派，川滇黔三省軍閥秉承蔣介石旨意，對抗日先遣隊發動大規模的“三省會剿”，數萬敵軍和地主武裝糾集到川滇黔邊區，對先遣隊形成包圍圈，然后分成數個梯隊，劃區“清剿”。2月6日，特委骨干在四川興文縣洛柏林石匠田召開擴大會議，認真分析當前形勢和總結一年來對敵斗爭的經驗教訓，會議最后選舉劉復初、龍厚生、李青云等組成特委，劉復初擔任書記兼任縱隊政治委員，龍厚生擔任縱隊司令員。在龍厚生、劉復初的指揮下，游擊縱隊迂回穿插在川滇黔邊界，利用高山密林，采取“避實就虛”的游擊戰術，與強敵周旋，一次次突破敵人的包圍。8月中旬，龍厚生、劉復初率領縱隊在云南彝良縣洛旺一帶擊潰楊保林的團防隊，活捉反動頭目楊明章。25日，又在尖子山截獲鎮雄大土司販運布匹的商隊，將繳獲的幾十擔白布給了當地百姓。

為了避開敵人的重重“圍剿”，10月下旬，龍厚生、劉復初率領游擊縱隊經威信縣馬河、果洛壩往大雪山方向隱蔽休整。21日清晨，縱隊來到威信縣大雪山附近的濫泥壩，遭敵滇軍安旅駐昭補充團三個中隊聯合地方民團四五百人追擊，龍厚生等指揮縱隊在大田灣分兩路設伏，消滅敵人過半，還繳獲了幾挺重機槍。11月中旬，游擊縱隊從瀘州市敘永縣石廂子出發，準備趕回水田寨，途中遭到川軍、滇軍截擊，轉移到云南威信境內時，只剩下100余人。司令員劉復初身患重病，與黨中央一直沒有取得聯系，孤立無援，加之天氣轉冷，指戰員仍穿單衣，腳穿草鞋，部隊糧鹽全無，靠野菜、包谷桿、高粱桿充饑，縱隊日益陷入了險惡困境。

龍厚生沒有被困難所嚇倒，決心與敵人血戰到底。為了擺脫敵軍的追擊，他率領縱隊同敵人繞圈子。11月18日，當他率部行至威信大落腳時，敵軍一個旅緊追而來，他連忙指揮縱隊改道往海子壩方向急行，把敵人引入岔道，向斑鳩溝方向奔去。不料縱隊的行動被當地反動團丁發現，敵軍立即掉頭追擊，糾合從扎西方向趕來之敵分兵兩路包抄縱隊。龍厚生指揮游擊縱隊在一條五里長的窄溝里邊打邊撤。前有阻敵，后有追兵，地形極為不利，傷亡不斷，到達大雪山安穩壩時縱隊只剩下80余人。龍厚生在當地安置好病重的劉復初后，率領縱隊轉移到山高林密、地廣人稀的大雪山。11月底，游擊縱隊被一名充當向導的滇軍特務誘入敵人的包圍圈。龍厚生指揮縱隊奮力拼殺，最后只帶領10名戰士沖出了重圍，星夜兼程轉移到水田寨，隱蔽在干溝一帶。

1937年1月上旬的一天，由于當地惡霸鄭香谷告密，川南地區民團包圍了干溝，龍厚生及參謀長曾春鑒，大隊長劉少成等被地霸抓捕。敵人對龍厚生這個武藝高強的龍爪手，早已恨之入骨，對他進行了嚴刑拷打。龍厚生被拷打得遍體鱗傷、奄奄一息，敵人原本想將他帶往另一地主武裝處繼續拷問，但是，此時的龍厚生因傷勢過重再也無法繼續前行。他這雙腳曾馳騁過多少沙場，闖蕩過多少回鬼門關？他已經記不清了。在途經金龜山一處坡地時，敵人打量著寸步難行的龍厚生，決定就近將他槍殺。面對敵人步步緊逼的槍口，這個鐵骨錚錚的漢子禁不住仰天長嘆，倒在了長滿野草的坡地上。

龍厚生為革命流盡了最后一滴血，李青云同樣用生命印證了他對革命信念的堅守。

李青云，江西省蓮花縣人，原中央蘇區國家政治保衛局干部，中國共產黨黨員。曾參加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反“圍剿”斗爭，1934年10月跟隨中央紅軍長征。1935年2月20日，中央紅軍途經貴州省習水縣東皇殿，軍委縱隊奉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之命從總后勤部各單位抽調了80名紅軍指戰員，組成了紅軍黔北游擊隊，由陳宏任隊長，張鳳光任政委，李青云任特派員，在黔北開展革命武裝活動。

1935年6月底，黔北游擊隊在陳宏、張鳳光和李青云的帶領下告別了放牛坪的父老鄉親，甩開途中阻擊之敵，向川南急進。部隊到達二郎灘，發現鹽防軍已將渡口封鎖，幾支木船都被敵人收集到河對岸。李青云與大隊長余得勝在部隊里挑選九名熟悉水性的紅軍戰士，泅水渡河，主力部隊在岸邊用火力偵察掩護，奪取渡口，消滅場上鹽防軍，使部隊順利地渡過赤水河。

1935年7月上旬，游擊隊經白沙、摩尼、分水嶺等地，沿途探聽紅軍川南游擊縱隊的行蹤，終在敘永分水嶺朱家山與川南游擊縱隊匯合。兩支隊伍匯合后，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特委決定同心協力一同作戰，決定部隊改稱為“中國工農紅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特委也改稱“中共川滇黔邊區特委”，部隊擴大到近千人，下轄七個大隊，使川滇黔邊區的武裝斗爭得到了很快的發展，創建了新蘇區根據地。由于部隊合編，人員增多，隊伍壯大，對川滇黔邊區影響也逐漸增大。因為中央紅軍已渡江北上抗日，所以川滇黔邊區的紅軍游擊縱隊被敵人視為心腹大患。

1935年7月上旬，縱隊由朱家山出發，第二天在田壩頭與川軍顧曉凡團遭遇。陳宏指揮部隊搶占高地打退敵人多次沖鋒，斃傷敵軍多人。7月12日，縱隊在徐策、張鳳光、陳宏的率領下，由分水嶺經天蓬寨、文興坡到長官司，準備去攻打興文縣建武等地。7月14日，縱隊在長官司與川軍周化成部激戰之后，主要領導人徐策、張鳳光相繼犧牲，陳宏負傷被俘，縱隊損失嚴重。隨后，余澤鴻在簸箕壩召開特委擴大會議，總結半年來的經驗教訓，決定轉變策略，外線出擊，奇襲敵人，在川滇黔邊區打出影響來。在特委書記兼縱隊政委余澤鴻，特委委員、縱隊司令員劉干臣，縱隊政治部主任鐘昌濤，參謀長聶昭良，組織部長龍厚生，特派員李青云的帶領下，長途跋涉，打下了貴州赫章、四川筠連；打到瀘州蘭田壩、敘蓬溪；貴州一碗水、燕子口、婁山關等地。1935年11月折回川南，由于氣候嚴寒，傷病員無法隱蔽，供給極度困難，加之敵派重兵加劇“圍剿”，縱隊主要領導人相繼犧牲，李青云同參謀長劉復初將縱隊余下的20多人帶上連天山隱蔽休整，敵軍結束了第一次“三省會剿”。

1936年2月，李青云與劉復初將隊伍帶下山來，轉移到興文洛柏林，與同在這里堅持斗爭的龍厚生、黃虎山等人匯合，召開特委擴大會議，推舉李青云任特委(宣傳)委員、縱隊政治部主任、特派員。與龍厚生、劉復初組成新的特委領導班子。會議分析了形勢，總結了一年來對敵斗爭的經驗教訓，決定繼續堅持川滇黔邊區的游擊武裝斗爭，在滇川邊區主動襲擊敵人，配合紅二、六軍團的戰略行動。6月9日，縱隊到達威信院子場與紅二、六軍團組建的貴州抗日救國軍阮俊臣的第三支隊和國民黨軍陶樹清的起義部隊合編，組成紅軍川滇黔邊區抗日先遣隊，李青云任先遣隊特派員。7月，縱隊單獨活動，恢復原建制，李青云仍任政治部主任兼特派員，在威信邊境地區開展武裝斗爭，又吸收珙縣底洞鋪一連川軍起義部隊，同時發展以殷祿才為首的云南游擊支隊，展開轟轟烈烈的革命武裝斗爭，打擊敵人，創建根據地。

1936年11月，三省軍閥部隊加劇對紅軍游擊縱隊的“會剿”。11月下旬，縱隊由大雪山向水田寨轉移，行進到鎮雄野臘溪，準備宿營時，突然被滇軍田富伍營追至包圍，將縱隊打散。李青云與龍厚生等帶領十多名隊員沖出重圍，連夜趕至水田寨，隱蔽在一個山洞里。1937年1月，川南民團孔陣云部由古藺進駐壇廠，李青云被孔陣云部清鄉時搜捕，殺害于水田寨。

威信縣水田鎮紅軍烈士陵園的五烈士，除了龍厚生、李青云烈士，還有曾春鑒、劉少成、董玉清烈士。

曾春鑒，1902年出生于湖南湘鄉，1928年7月參加平江起義，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夏起歷任紅三軍團五軍三師七團團長，紅三軍團六師十六團團長，十八團團長和師參謀長等職。參加過開辟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斗爭，第一、二次攻打長沙的戰斗和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戰斗。1935年初，隨部長征途中，奉命與紅六師政委徐策等率領部分指戰員留在川滇黔開展游擊戰爭，曾任川滇黔邊紅軍游擊縱隊參謀長。1937年1月，在云南省威信水田寨與敵作戰中犧牲。

劉少成，1900年1月出生，籍貫不詳，曾任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原在黔北川南活動）隊長，1937年1月，在云南省威信水田寨與敵作戰中犧牲。

董玉清，出生時間不詳，籍貫不詳，1937年1月，在云南省威信扎西水田寨與敵作戰中犧牲。

龍厚生、曾春鑒、劉少成犧牲后，喪心病狂的敵人砍下龍厚生的頭顱、曾春鑒的左手懸掛在水田寨街上“示眾”。水田的貧苦百姓冒著凜冽的寒風，三五成群來到街頭，含著淚水面對掛著的人頭和手，默默悼念兩位為人民幸福獻出生命的可親可敬的人。之后，川敵還將龍厚生的頭顱拿到四川隴杠邀功請賞，只留下了他殘缺的身子，龍厚生的身子在云南，而頭顱卻在四川，身首異處！水田人民飽含熱淚，在深夜悄悄掩埋了龍厚生的遺體。此后，當地群眾又將曾春鑒、李青云、劉少成、董玉清四位烈士與龍厚生合葬在一起，從而有了水田鎮這座烈士陵園。

烈士永生，浩氣長存。歷史將永遠銘記他們為革命事業拋頭顱、灑熱血的豐功偉績。為中國革命犧牲的五位先烈活動在扎西，戰斗在扎西，長眠在扎西，從來沒有離開過人民，人民也從來沒有忘記過他們。正如朱德總司令所言：“你們活在我們的記憶中，我們活在你們的事業里！”

“青山處處埋忠骨，何須馬革裹尸還。”昔日的硝煙戰場，已成為人們緬懷先烈的圣地。人們路過紅軍烈士陵園，總會停下腳步，肅然起敬，追憶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

永不磨滅的紅軍川南游擊縱隊

1935年2月4日，中央紅軍悄無聲息冒雪來到云南威信縣，戰士們沒有因為天氣寒冷進屋驚擾當地人，而是和衣臥于街道房檐下，老百姓早起開門看見睡在雪地里的紅軍戰士，看見這種守紀律、不侵擾群眾、為國為民的部隊，讓老百姓放心，感動得熱淚盈眶。

2月5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進駐威信水田寨花房子，周恩來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對常委工作進行分工，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總的責任，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博古任總政治部代理主任。

2月6至10日周恩來先后參加了大河灘莊子上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扎西鎮江西會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中央紅軍該何去何從？怎樣實現消滅敵人？最終決定“回師東進 二渡赤水 重占遵義”。

扎西鎮江西會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的幾項重大決定中，其中一項是在云貴川三省邊區創立革命根據地，抽調紅軍干部和武裝，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國工農紅軍川南游擊縱隊，以牽制強敵，策應和掩護紅軍主力回師東進。

決議傳達以后，中共中央選拔了部分師以上干部、中革軍委抽調排連級以上干部90余人和一個基干連（國家政治保衛局第5連）、一個警衛通訊排、一個運輸排、一個衛生班和部分修槍工人等400多人，在扎西鎮的湖廣會館（又稱禹王宮）成立中共川南特委，組建中國工農紅軍川南游擊縱隊。

1935年2月10日中午，中革軍委在扎西鎮湖廣會館（又稱禹王宮）四合院壩子里召開了100多名干部參加的動員大會，決定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紅軍川南游擊縱隊。

其實，當時不用說大家都知道留下來參加游擊縱隊意味著犧牲，意味著訣別。戰士們深知肩上的擔子更加沉重和艱巨，戰斗環境更加殘酷和兇險，付出的代價和犧牲將更加巨大和慘重，而且又要和主力部隊分手，大家都舍不得離開大部隊，心里說不出的痛苦和酸楚。

剛下過雪的扎西寒氣逼人，一種迷茫不安且沉悶沮喪的氛圍深深地籠罩在整個會場。會場上靜悄悄的，誰也不想說話。為了做好抽調留下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周恩來副主席親自動員并作講話。

看著大家心事重重的樣子，周副主席用緩慢卻鏗鏘的聲音說：“同志們，我們目前有許多困難，蔣介石還在打內戰，要圍剿我們，要消滅我們，我們一定要沖出去。可是，我們部隊的機關龐大，包袱很重，不適合機動作戰。因此，中央決定機關要精簡，傷病員要安置，部隊要輕裝，從紅軍野戰部隊和中央機關抽調一批能吃苦、能戰斗、有地方工作經驗的指戰員在扎西留下來，在這里成立川南特委和紅軍川南游擊縱隊，川南特委直屬中央，負責領導紅軍游擊縱隊，主要任務是要打擊、牽制敵人，配合中央紅軍作戰，要安置和保護好傷病員，要建立新的蘇區革命根據地。這個任務十分光榮和艱巨，大家要服從中央的決定，高高興興在這里戰斗，堅持斗爭，直到革命勝利！”

聽了周副主席的話，特委書記徐策站起來說道：“讓咱們留在扎西是黨中央的信任！我們一定不辜負組織的希望和重托！”特委組織部部長戴元懷也隨即激動地說：“咱們從瑞金一路出來，咱們倒下了多少兄弟？他們能舍身赴死，我們亦能不畏犧牲！”戰士們淚流滿面，有的當場就寫下了誓死留守扎西的訣別書。不是沒有柔腸，不是沒有牽掛，但在革命最需要的時候，唯有把艱難和犧牲留給自己，深情難敘，惟愿鴻雁傳情，家人見信如面。

眼前的情景，讓周恩來的眼眶濕潤了，他深情地凝望著大家，然后又語重心長地說：“同志們，我們的分開只是暫時的，將來是會見面的，我們川北有了根據地，你們在川南也搞起來了，革命力量就大了。” 周恩來講完，突然立正，莊嚴地向在場的干部戰士行了個軍禮。這一敬，包含著周副主席的叮嚀囑托；這一敬，包含著黨給隊員們的千斤重擔；這一敬，包含著對離別后重逢的期盼；這一敬，消除了紅軍干部不愿在游擊隊工作的思想。

同志們紛紛給周恩來回敬軍禮，齊聲喊道：“請黨中央放心！請周副主席放心！我們堅決完成任務！”這聲音一陣高過一陣，這聲音直插云霄，在扎西上空久久回蕩。

兩天后，縱隊戰士們在四川三合頭與紅軍主力部隊依依惜別！戰士們揮手道別，淚濕衣襟。這一別何時再會，這一別沒有再見。為了不負黨中央的重托，不負周副主席的重托，戰士們擦干了眼淚，毅然決然奔赴游擊戰場。

這一支400余人的隊伍不斷發展壯大，轉戰三省牽制強敵，有力地策應了中央紅軍主力四渡赤水、長征北上。存亡關頭，他們臨危受命，立下鏗鏘誓言；游擊戰場，他們孤軍奮戰，書寫勇于擔當的壯麗詩篇。200多場慘烈的殊死戰斗，1000多指戰員血灑征途。以徐策、余澤鴻、戴元懷為主要領導的川南特委和川南游擊縱隊全體指戰員，深知處境險惡，毅然離開中央紅軍主力，在川南、黔北、滇東地區打游擊，先后在敘永木廠梁子成功阻擊川軍，攻取長寧梅硐場，攻克重點把守的筠連縣城，打下長寧安寧橋，占江安紅橋鎮等，部隊后與紅軍黔北游擊隊匯合，吸引牽制了相當部分三省軍閥和國民黨的軍隊，有力配合了中央紅軍取得二渡三渡四渡赤水、重占遵義、佯攻貴陽、西出云南、北渡金沙江等一系列戰略轉移勝利。1936年6月，游擊縱隊與紅二、六軍團派來的貴州抗日救國軍第三支隊阮俊臣部200多人會合，組成川滇黔邊區抗日先遣隊，多次主動襲擊川、黔敵軍，這些軍事行動大大牽制了敵人兵力，為紅二、六軍團取得烏蒙回旋戰的勝利和北渡金沙江作了積極的戰略配合。

1937年1月，游擊縱隊在與中央失去聯系的情況下，孤軍在川滇黔邊20余縣與敵軍浴血周旋、激戰近兩年后，終因敵多我少、缺乏后援和補充，在敵軍重兵連續“圍剿”下被打散，幾乎全軍覆沒。縱隊發展的云南游擊支隊堅持敵后武裝斗爭到1947年2月，長達12年之久，為中國革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66年，68歲的彭德懷還在四處打聽川南游擊縱隊的下落，得知他們在極其嚴酷的斗爭環境下轉戰兩年，幾乎盡數犧牲，這位老人停箸減食，悲痛不已！1986年，張愛萍將軍為縱隊斗爭史題詞：“紅軍主力長征北上，川滇黔邊游擊戰場，孤軍奮斗牽制強敵，壯烈犧牲萬代敬仰！”

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以舉世無雙的英雄壯舉彪炳史冊，而紅軍在長征中留在扎西的川南游擊縱隊艱苦卓絕的斗爭歷程，是紅軍長征史詩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永遠的豐碑！

川南游擊縱隊在艱苦的環境和條件下沒有退縮，勇往直前，轉移敵人的視線，掩護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北上，安全撤離。他們沒有等到革命勝利的那一天，把熱血灑在扎西的土地上，歷史不會忘記川南游擊縱隊，人民不會忘記川南游擊縱隊！

英雄伉儷28年沉冤得雪

有一對英雄伉儷的故事要從一份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四月八日發出的《云南省政府訓令》講起，這里面滿是殷匪及殷匪妻子的文字，這是原民國威信縣長趙光斗的剿匪情況呈報，匪首、要匪、余匪等蔑稱充斥其間。這是當時民國《新蜀報》所刊載文章，那么，究竟趙光斗聲稱的殷匪、殷匪妻子及余匪，也就是殷祿才夫妻以及他們帶領的隊伍，是土匪，還是革命武裝？

讓我們撥開歷史的迷霧，來尋找事實的真相。

在威信縣羅布鎮郭家墳一帶，民間至今還流傳著這樣一首車車燈（當地民間小調）：好個郭家墳，滇川兩面分；山又生得緊，好似豬槽型；此間曾出一個人，名叫殷騾子，耳朵長又肥；拉起隊伍鬧革命，專打地霸和豪紳；奪得錢和米，分給窮苦人；從此官僚把他恨，聯合密告中央軍……戰火燃到郭家墳；騾子奮起來反擊，終因寡不敵眾英勇犧牲。

這首車車燈唱的內容就是發生在郭家墳一對英雄伉儷的革命故事。

1927年的春天，和風吹拂楊柳，喜鵲歡唱枝頭，喜悅和幸福的氣息彌散在郭家墳這個小村莊里。15歲的帥氣小伙殷祿才與18歲的靚麗姑娘何吉珍結為伉儷！婚后，小兩口相敬如賓、和如琴瑟。他們恩愛相伴，想用勤勞的雙手共筑一個幸福的家，但地主惡霸總恃強凌弱，窮苦大眾飽受欺凌。

1935年2月，中央紅軍長征集結扎西，號召貧苦大眾打土豪分田地。當地農民殷祿才倍受鼓舞，在妻子何吉珍的支持下，從兩把刺刀開始，組織起十余人的農民武裝，開展武裝斗爭，后來成長為中共黨員，并于1936年擔任云南游擊支隊支隊長。當地人把老紅軍陳華久稱之為“陳二排”。殷祿才與政委陳華久通力合作，將支隊逐漸發展至8個大隊、16個分隊共七八百人。他們打擊川南國民黨地方政權，伏擊國民黨軍車，嚴重威脅了國民黨大后方的安全，成為邊區國民黨政權的心腹大患。敵人先后六次對其進行“清剿”，但都被支隊成功地一一粉碎。戰斗中，殷祿才的妻子何吉珍同樣手持盒子槍，身先士卒，沖鋒陷陣，極具俠女風范！平日里，她又分擔后勤工作，將繳獲的土豪劣紳的物資分發給窮苦群眾，當地百姓都稱她為 “我們的女司令”！

1947年2月，殷祿才率領支隊晝伏夜行，3天后到達四川敘永縣江門鎮，攔截打掉了蔣介石后方運輸彈藥的一車軍火。蔣介石大為惱火，派出整編79師及三個專區十多個縣的地方武裝傾巢出動，再次撲向郭家墳，高喊著“寧可錯殺，不可漏網”的口號開始了對云南游擊支隊的第七次梳篦式的“清剿”。

十余次戰斗給支隊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短短一個月內，支隊隊員幾乎全部壯烈犧牲。何吉珍及家屬被迫隱匿于深山密林中，但由于被保長出賣，全部被捕。何吉珍和許多支隊戰士被押送到四川興文簸峽，關押在七十九師的指揮部里。何吉珍飽受酷刑拷打，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她始終堅定革命信念，沒有吐露支隊的任何信息。惱羞成怒的敵人將何吉珍及子女押至山頂，決定讓她4個年幼的孩子觀看母親被槍決的過程！孩子們被嚇得跪倒在地，哭聲一片，最小的兩歲，最大的也才8歲啊。何吉珍被壓跪在地上，卻強扭過頭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對孩子們厲聲說道：“起來！都起來！不許跪也不許哭！”孩子們似懂非懂地站起身，強忍著哭聲。何吉珍這才滿意地點點頭，對大女兒說：“孩子，苦了你了，替娘照顧好弟弟妹妹！”這時，山風襲來，亂槍響起，何吉珍英勇就義！

殷祿才妻子何吉珍英勇就義后，3月19日，殷祿才、陳華久被敵人圍堵在水溝頭關子洞洞口！一場無比艱難和悲壯的戰斗打響了！密集的子彈叫囂著飛向洞口，陳華久不幸中彈。“陳二排！陳二排！你不是說自己有九條命死不了嗎？你給我活過來！活過來……”殷祿才大聲喊叫著最后一個和自己并肩作戰的好兄弟。可陳華久血肉模糊，雙眼緊閉，已經聽不到殷祿才的泣血哀鳴！陳華久壯烈犧牲！殷祿才滿懷悲憤，怒發沖冠，紅著雙眼奮力還擊，擊斃敵軍一名排長和幾名士兵，打得敵人不敢抬頭！但終究勢單力薄，寡不敵眾，被敵人團團圍住。為了不給敵人留下“活口”，殷祿才將最后一顆子彈頂進槍膛，怒視沖上來的敵人，飲彈自盡，壯烈犧牲，年僅35歲。

整整十二年，殷祿才領導的紅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云南支隊，繼承紅軍的光榮傳統，由數十人發展到近千人的武裝，轉戰滇川邊區十余縣地，開辟方圓近百公里的游擊區，粉碎數倍于己之敵的多次“會剿”，牽制與打擊敵軍，配合前方抗日，襲擊和威脅國民黨后方頑固勢力及交通運輸干線，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為解放邊區民眾、開創滇川邊境以郭家墳為中心的敵后革命根據地，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

殷祿才和何吉珍犧牲后，被人們誤認為土匪，這支紅軍游擊隊也被認定為土匪隊伍！土匪的帽子一戴就是28年！后來，殷祿才的入黨介紹人、老紅軍劉復初同志對支隊性質和他們的身份作了說明，證明他們是紅軍川滇黔游擊縱隊發展起來的革命武裝。1984年，中共昭通地委認定殷祿才同志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殷祿才、陳華久領導的云南游擊支隊是我黨川滇黔邊區特委和紅軍游擊隊組織起來的，是黨組織派干部直接領導下的地方革命武裝。這年，他們的冤情才得以平反昭雪。

殷祿才與何吉珍，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堅持敵后斗爭，把最寶貴的生命獻給了共同追求的革命事業！他們倒下了，倒在了新中國成立的前夕，但他們的倒下，樹立了一種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如今雖然山河變遷，歲月流逝，但這支革命隊伍，歷史不會忘記；這段崢嶸歲月，人民不會忘記。無數像他們一樣的共產黨人將在這片紅色的土地上堅定信仰、堅持斗爭，只為了這片沃土上的百姓有幸福光明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