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紅色故事（下）

莊子上議行軍路

山河秀麗，樹木蔥蘢。

1935年2月6日早上，軍委縱隊從威信縣水田寨花房子出發，在高山峽谷間沿著陡峭蜿蜒的山路艱難行進，翻越一座座高山，趟過一條條河流。一路跋山涉水，終于抵達威信縣石坎子、大河灘一帶。

有軍隊進駐石坎子的消息很快在周圍群眾中傳開了，各家各戶的青壯年男人怕被“抓壯丁”，紛紛躲進大山密林中，只留老人小孩和婦女在家。紅軍隊伍陸續進入莊子上附近駐扎，他們主動和老百姓交談，說話雖不好懂，但態度和藹可親，還會幫助老人們干重活。紅軍沒收了鄉長和土豪的財物，分發給貧苦百姓，并開倉濟糧。躲進深山的群眾得到消息，悄悄返回家中觀察，耳聽為虛，眼見為實！大家不禁感嘆，這支隊伍跟以前見過的軍隊完全不一樣，戰士穿著破爛粗布衣服，主動跟老百姓打招呼、做朋友，不像官老爺他們宣傳的那樣兇神惡煞。

中央紅軍總部住大河灘一位王姓鄉紳的三合院宅子。這是典型的單檐懸山頂式川南民居，房屋寬大，全木結構建筑，由主房、東西廂房組成，院子用大石板鋪填，頗似莊園，當地人稱“莊子上”。

傍晚，天氣轉晴，紅色晚霞灑滿大地。大家安頓下來后，剛剛被大家推選為黨中央負總責任的張聞天，一心想著盡快召集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開會，進一步總結反對敵人五次“圍剿”中的經驗教訓，及時糾正錯誤的戰略戰術思想和原則，研究確定行軍路線等重大問題。

2月6日至8日上午，在張聞天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威信縣大河灘莊子上召開政治局會議，參加會議的同志有毛澤東、周恩來、博古、陳云、朱德、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鄧小平等。會上，毛澤東帶頭總結幾天前的土城戰役。他坦誠地說道：“土城戰役是一場拉鋸戰，消耗戰。我軍沒有殲滅川軍，反而受到很大損失，不合算，也可以說是一個敗仗。一是沒有摸清敵情，原以為四個團，實際是六個團，而且還有后續部隊；二是輕敵，對劉湘模范師的戰斗力估計太低了；三是兵力分散，不該讓一軍團北上。”他還認為：“土城這一仗，由于及時渡過了赤水，擺脫了尾敵，改變了被動局面”。他根據形勢進一步分析：“當前，要用敵變我變的原則指導紅軍的行動。目前，敵人主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到川南一線來了，黔北比較空虛，我們應利用敵人的過失，以戰斗的勝利來開展局面，并爭取由黔西向東發展。”毛澤東的主張得到了大家的贊同。會議充分聽取同志們的發言，實事求是地分析斗爭形勢的變化，經過充分討論，確定了中央紅軍戰略行動計劃和戰術原則：第一，根據目前情況，我野戰軍原定渡河計劃已不可能實現，現黨中央及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應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斗的勝利來打開局面，并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第二，依此方針，目前作戰任務是：1.迅速并立即脫離四川追敵向滇境鎮雄集中；2.進行與滇敵作戰的一切準備，并爭取在該集中地域的休息和縮編；3.對沿途地主碉樓在不阻礙我軍行動條件下暫讓其存在，如向我開槍阻我前進，應消滅或監視之。

莊子上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并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和中央政治局擬定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決議”系統批判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等指揮紅軍多次取得反“圍剿”勝利所采用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這是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首次系統的概括和總結，也是黨和軍隊集體智慧的結晶，這就為中央紅軍與全國各路紅軍沖出重圍，實現戰略轉移，粉碎敵人圍追堵截，取得整個長征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和理論基礎。

會議一結束，張聞天、毛澤東、陳云等同志就分別到各軍團和中央縱隊去傳達了會議精神。會議的精神傳達到部隊以后，好像撥開重霧看見了陽光，一切疑慮不滿的情緒一掃而光，全軍將士倍感振奮。

8日下午，中央縱隊開始向院子場進發，向威信縣扎西鎮集結。各軍團根據中革軍委命令向扎西地域行軍，紅三軍團四師作為先頭部隊開進扎西鎮并消滅滇軍小股部隊和駐守碉樓的團匪。

2001年6月，大河灘莊子上中央政治局會議被中共中央宣傳部確認為云南省第二批“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祖國兒女將永遠沐浴著紅色基地的思想力量，茁壯成長。

 

回師東進 二渡赤水 重占遵義

 

扎西整個集鎮不過300來戶人家，大多是又矮又黑的茅草房。集市上的街道寬不過三五米，長約三百米，順著街道兩側排列著木屋子和雜貨鋪。

1935年2月9日，中央紅軍各軍團相繼完成在扎西地域的集結，中央紅軍大部隊到達威信扎西鎮，國民黨云南省主席龍云得知后，他既怕紅軍進入云南腹地赤化云南，又怕蔣介石的中央軍以尾追紅軍為名，進入云南，重演“假途滅”的故伎，丟掉自己地盤，于是急令入黔防堵紅軍的滇軍孫渡縱隊疾馳滇境鎮雄、威信堵截紅軍。

中央紅軍總部進駐扎西鎮江西會館。會館是居住在威信縣的江西籍人士于清朝在咸豐、光緒年間兩次籌資修建起來的，它由萬壽宮、東隍殿、戲樓及配殿組成，是當地集會、商貿、文化娛樂的活動場所。然而，就是當年這樣一座毫不起眼的小小會館，卻見證著中國革命生死存亡和中國共產黨驚天動地的決策壯舉。

1935年2月9日，剛進入威信扎西鎮江西會館的中央紅軍首長們，還來不及片刻的喘息和休整，就立即聚集在江西會館二樓的戲樓上，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參加會議的有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朱德、博古、陳云、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劉伯承、鄧小平、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富春、羅炳輝、蔡樹藩等18位同志。這個會議將決定著3萬多紅軍的生死存亡、決定著中國共產黨的命運、決定著中國革命的航向。會場氣氛十分緊張，寒冷的空氣似乎快要凝固。每名政治局常委和軍團長們都各抒己見，滔滔不絕地發表了不同的觀點、意見和建議。毛澤東坐在會議室的東南角上，一邊不停地抽著香煙，一邊認真地聽取并記錄著大家發表的意見和建議。有的主張在扎西的大河灘、院子一帶開設戰場，殲滅滇軍的一部分力量，然后攻取鎮雄縣城，以便補充紅軍后勤，然后突破橫江、渡過金沙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在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據地；有的主張就在云貴川三省結合部的烏蒙山區建立川滇黔邊區革命根據地，與敵人周旋打游擊戰；有的主張從威信縣的郭家墳地域直插川南的珙縣、高縣，與川敵決一死戰，在宜賓一帶北渡長江，北上抗日……大家還在爭論不休。

這時，毛澤東毅然站了起來，將軍事地圖在木桌上攤開，移動馬燈，用手指著地圖，用那濃濃的湖南話擲地有聲地對大家說道：“從表面上，大家說得都很有理，但是你們提出的戰斗方案哪一個能行得通？大家仔細看看，川軍南路總指揮潘文華得知我們中央紅軍已全部入滇、但去向蹤跡還不甚明確的情況下，對其各部作了一個防止紅軍打回馬槍北渡長江的部署：令陳萬仞指揮達鳳崗、袁如駿兩旅分駐高縣羅場、嘉羅場及高縣三地，預防紅軍到灘頭廟口；令劉兆藜旅推進至筠連縣防堵，潘佐旅駐長寧，并派一部駐珙縣，其謝團駐防興文；令郭勛祺指揮范子英、袁如駿、廖澤三個旅及顧團，在大壩、建武、洛亥、兩路口以南地區內嚴密清查，如紅軍確已入滇，酌抽小部出境追擊，大部則在邊境擇要堵截，防止紅軍打回馬槍；令章安平旅由珙縣開往巡司場、來復渡，到安邊待命，灘頭至安邊已派蔣尚樸旅及梁國華團防守。滇軍安恩溥旅奉龍云命令，一部留威信、鎮雄作堵截，一部直出鹽津、筠連與川軍聯絡，防中央紅軍由鹽津、筠連間出橫江渡金沙江。所以，大家發現沒有？我們中央紅軍已經被川軍、滇軍形成南北夾擊包抄之勢，如果按照剛才同志們的意見去部署戰斗，我們中央紅軍就會陷入敵人的包圍圈，那樣后果將不堪設想啊！”

毛澤東停頓了一下，猛吸了幾口煙，吐出一團濃濃的煙霧，然后提高嗓門，胸有成竹地說道：“為了脫離川、滇兩敵之夾擊，我們中央紅軍必須放棄在扎西地域殲滅一部分滇軍的意圖，迅速回兵黔北、再渡赤水、循原路反攻遵義，向敵軍力量薄弱的黔北進擊，出其不意地殺敵人一個回馬槍，粉碎敵人合圍我們中央紅軍于扎西的企圖，以打開新的戰斗戰局。”大家聽取了毛澤東的一席話，眼前豁然開朗，都覺得毛澤東說得正確。

會議根據毛澤東的重點發言，提出“回師東進 二渡赤水 重占遵義”的十二字方針，決定精簡縮編中央紅軍，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國工農紅軍川南游擊縱隊，牽制強敵，策應和掩護紅軍主力行動，研究了紅二、六軍團的戰略方針和軍事組織領導等問題。此后，中央紅軍分兵兩路，回師東進，在太平渡、二郎灘擊潰黔軍猶國才部，于1935年2月20日全部渡過赤水河。2月25日至28日，中央紅軍奇襲擊婁山關，乘勝追擊重占遵義城，打了長征以來第一個大勝仗。

毛澤東隨中央軍委縱隊登上婁山關極目四望時，寫下了《憶秦娥·婁山關》：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殷祿才三尋黨組織

殷祿才，字國清，綽號殷騾子，1912年5月1日生于威信縣羅布郭家墳。1935年2月，飽受地霸團保欺凌和盤剝的殷祿才，在黨和紅軍革命活動的影響下，決心打破束縛命運的枷鎖，奮起抗爭，奪取武器。他邀約幾個熱血青年，在酸水井用木棍和柴刀勇奪川軍士兵武器，繳獲兩把刺刀和兩袋子彈。7月，打入高田民團，智取長短槍6支和子彈500余發，很快就在郭家墳發展起十多人的農民武裝。

沒有指南針，武裝斗爭的航船就不能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殷祿才雖然組織起農民武裝，但到底這支隊伍怎么發展，目標是什么，只為報仇雪恨還是打幾個惡霸接濟一下窮苦鄉親，怎樣才能實現翻身解放？1935年秋，殷祿才帶著這些問題主動去找到在云貴川三省邊區活動的縱隊。他悄悄繞過敵人的封鎖線，在川滇黔三省邊區艱難地找到紅軍游擊縱隊，殷祿才親眼見到紅軍軍紀嚴明，待人和藹，開始打心眼里佩服。特委書記余澤鴻、縱隊司令員劉干臣熱情地會見了他，聽他傾訴衷腸，聽他講出身和處境，請求紅軍縱隊給予指導和幫助，或接收他的隊伍加入縱隊一起活動。

特委和縱隊領導耐心聽完殷祿才的訴求后，考慮到今后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需要，決定對殷祿才組織的農民武裝作進一步考察了解。于是，余澤鴻書記對他進行耐心的思想政治教育，講解中國共產黨的綱領、主張，縱隊武裝斗爭的任務，明確地向他指出：“干革命不單純是為了個人報仇雪恨，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斗爭的目標是為工農勞苦大眾打天下奪政權，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將來要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工人階級只有實現整個被壓迫、被剝削者的解放，個人才能得到徹底翻身。”

劉干臣司令員也勉勵他：要在本地積極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發動、組織群眾打好基礎，壯大武裝力量，勇敢地開展向邊區軍閥地霸團匪的游擊武裝斗爭，并經常與縱隊保持聯系，報告情況。

殷祿才遵照特委和縱隊領導人的諄諄教導，回到郭家墳后加強對農民武裝人員的思想教育，進一步深入串聯發動群眾，積極擴大武裝隊伍，并以“打富濟貧”為勞苦民眾鬧翻身求解放的口號，帶領隊伍在滇川邊境一帶英勇地開展游擊武裝斗爭。

1936年春，殷祿才又一次秘密前往四川省興文縣大石盤（今屬珙縣）尋找縱隊，報告敵情和隊伍發展情況，再次請求縱隊一定要吸收他。當時，特委和縱隊領導見他表現很積極，但是還需要繼續考驗一段時間，叫他回去把隊伍的思想工作做好，愛護百姓，發展隊伍，殷祿才只好依依不舍地離開了縱隊。縱隊漫長的考驗不但沒有消磨掉他的意志，反而更加堅定了他跟黨和紅軍走的信心和決心。

1936年夏天，特委帶領縱隊活動到郭家墳地區時，殷祿才第三次找到縱隊，匯報了他教育隊伍、發動群眾、擴大武裝以及開展游擊活動的情況，并反映了邊境一帶敵情動向，再次請求縱隊一定要吸收他。特委和縱隊領導對殷祿才的表現十分滿意，認為他對工農革命的要求迫切堅決，對共產黨和紅軍的宗旨、主張真誠擁護，決定將他作為重點對象來培養，留他隨軍學習，加強思想教育，想在戰斗中鍛煉他、考驗他。于是殷祿才留在縱隊隨軍培訓學習，熟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學習掌握游擊武裝斗爭的經驗，提高覺悟和軍事素質。特委領導向殷祿才指明，工農紅軍及其所屬的地方武裝，是執行政治任務的軍事力量，除擔負打仗外還要宣傳發動、組織武裝群眾，進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要服從組織、遵守紀律、維護團結，要有克服困難、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

殷祿才在跟隨縱隊一個多月的活動中，經過多次戰斗和思想的洗禮，逐漸懂得了革命斗爭要靠共產黨的領導才不會迷失方向，于是他向黨組織提出了入黨的請求。特委領導經過研究，認為他革命決心大，思想成熟，決定由劉復初做他的入黨介紹人，發展他入黨。當殷祿才得知自己被批準入黨時，非常高興，激動地向劉復初表示：“我一定服從黨的領導，做一名真正的共產黨人，革命到底，為人民的解放事業奮斗終生。”

為配合縱隊粉碎敵人“圍剿”，順利開展邊區游擊斗爭，縱隊決定指派殷祿才返回威信郭家墳，將組織起來的農民武裝擴建改編為游擊支隊，正式任命殷祿才擔任中國工農紅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云南支隊支隊長，發給了10多支槍武裝支隊，指示殷祿才以威信郭家墳為中心創建郭家墳一帶農村根據地。殷祿才接受命令離開縱隊時，深感黨對自己的信任和培養，向特委表示，堅決發展壯大云南支隊，不怕革命流血犧牲，為人民的解放事業奮斗終生。不久，特委派紅軍干部陳華久到云南支隊擔任政治委員，與殷祿才一道帶領云南支隊開展革命斗爭工作。

此后，殷祿才用自己的行動和熱血踐行了為人民的解放事業奮斗終生的錚錚誓言！他始終堅定地跟著共產黨走，積極宣傳黨的主張，高舉革命武裝斗爭的旗幟，組織發動群眾，壯大革命隊伍，在與上級組織失去聯系和遭遇強敵屢次“會剿”等艱難險境中，以鐵的信念和意志，帶領云南支隊在川滇邊境英勇戰斗，建立了以郭家墳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堅持革命斗爭長達12年，直到到1947年3月被敵人圍剿。

1947年3月19日，殷祿才和陳華久被民團隊長牟正舉帶領一個連包圍，他倆突出重圍后，再次被圍困在水溝頭關子洞，政治委員陳華久不幸中彈犧牲，殷祿才彈藥即將用完，為了不被抓捕，他留下最后一顆子彈，推上槍膛，怒視敵人，飲恨獻身，為革命流盡了最后一滴血，犧牲時年僅35歲。

跟著毛主席，我們又要打勝仗

1935年2月10日早晨，威信縣扎西鎮江西會館后面的山頭，透過淡灰色的空氣遠遠望去，灰暗竟然遮不住山頭的皚皚白雪，冰冷的雪光依然從高處向四周傾泄，這種白雪映照的寒光，張聞天透過窗戶紙，凝視了整晚。

中央紅軍來到威信后，從2月5日開始到10日凌晨連續召開的三次會議，讓張聞天身感重負。因軍事上的“集中對集中，堡壘對堡壘”的“左傾”冒險主義思想，使第五次反“圍剿”宣告失敗，中央紅軍被逼戰略大轉移，在召開“遵義會議”時，紅軍由轉移時的八萬余人，折損過半，只剩三萬余人，紅軍離開遵義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向赤水挺進，準備在瀘州、宜賓之間北渡長江。后因形勢變化，中央軍委當機立斷，放棄北渡長江的計劃，命令紅軍由川南敘永、古藺地區折向云南東北部的扎西集結，以求新的戰機。在集結扎西的過程中，2月5日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上由周恩來提議，洛甫附議，陳云同志支持由毛澤東同志出來負總責，但毛澤東卻說：“這副擔子不輕啊！洛甫（張聞天）同志能總攬全局、發揚民主、團結同志，又善于獨立思考，敢于系統地提出與堅持自己正確的政治見解與理論見解，負總責還是洛甫同志更適合。”經毛澤東同志的提議，會上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總的責任。現在，黨中央一副沉重的擔子壓在了張聞天肩上。

黨中央召開遵義會議和扎西會議后，作為“負總責”的張聞天，眼前最迫切的事是把會議的決議和精神準確地向一線指戰員傳達出去，畢竟會議取得了重大成果。大家深刻認識到此前軍事思想、軍事路線的錯誤帶來的慘重后果，現在統一了思想，明白了下一步的行軍路線和戰略戰術要點，消除了心中疑慮。傳達會議精神的亢奮和身負的重擔，讓他陷入了沉思，整晚久久無眠。

傳達會議決議和精神的通知已于昨晚發出，2月10日9時許，軍委縱隊營、科級以上黨員干部齊刷刷坐滿了扎西鎮江西會館的院壩。前排軍委縱隊司令員劉伯承、第一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葉劍英，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二梯隊司令員何長工、政委賀誠，干部團團長陳賡、政委宋任窮，干部隊隊長肖勁光筆挺的端坐著，面色凝重，沉默不語。

2月份的云南威信扎西，總是雨霧茫茫，天色昏暗，萬物寂靜，張聞天在天亮前好不容易瞇著了一會兒，醒來時聽到屋檐上有間歇的滴水聲。

“幾點了？”張聞天問。

“首長們都已到齊。”勤務兵答。

張聞天快速起身，整理衣裳，系上武裝帶，戴上黑色眼鏡，走出屋外。疲倦彌漫在張聞天黑色眼鏡架下，但透過鏡片彌散出來的目光卻炯炯有神。

張聞天大步走到會場中間，這時，院壩里的所有人振奮起來。

同志們，戰友們：

在紅軍的歷史上，我們英勇的完成了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勝利，但第五次反“圍剿”我們卻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是“左傾冒險主義”思想產生的“集中對集中，堡壘對堡壘”的戰略失誤，1934年10月，紅軍被迫離開蘇區，進行戰略大轉移，同時也為北上抗日……但到今天，紅軍損折巨大，鑒于形勢發展需要，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了3天的會議，增選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重回中央政治局工作；朱德、周恩來同志為最高軍事指揮者，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這時，前排軍委縱隊司令員劉伯承、副司令員葉劍英等熱烈鼓掌，在他們的帶動下，會場掌聲不斷。

張聞天同志繼續說道：在威信水田寨花房子，我們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由周恩來同志負責軍事指揮，毛澤東同志作為周恩來同志軍事指揮的幫助者，由我代替博古在黨中央負總的責任。

當聽到毛澤東已回到中央擔任常委，協助周恩來負責軍事指揮時，大家臉上顯露出無比興奮的神色，話音剛落，全場歡呼踴躍，“跟著毛主席，我們又要打勝仗了！”

看到大家歡呼雀躍的神情，張聞天感到壓在自己身上的擔子仿佛輕了很多很多。接著，張聞天又分析了當前形勢，傳達了中央戰略決策、中央紅軍精減縮編和組建川南特委及紅軍川滇黔游擊縱隊的決定。

遵義會議和扎西會議精神的傳達，有如一劑強心劑，堅定了大家的信心，解開了紅軍指戰員思想上的疑團，凝聚了磅礴的力量。在毛澤東、周恩來等同志的正確指揮下，中央紅軍主動靈活地同敵人周旋，完全改變了長征以來被動挨打的局面，從此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云南游擊支隊，浴血奮戰十二載

1935年2月4至14日，中央紅軍長征進入云南省威信縣，革命足跡遍及全縣60多個村寨，當時威信兒女報名參加紅軍的人員達3000多人。

根據“扎西會議”的決定，中共中央和軍委在扎西組建了中共川南特委和紅軍川滇黔游擊縱隊（后改稱中共川滇黔邊區特委和紅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在川滇黔邊區牽制打擊敵人，配合中央紅軍主力北上抗日，創建和發展了川南游擊支隊、黔北游擊支隊、云南游擊支隊。

1936年夏，殷祿才第二次找到川南特委和紅軍川滇黔游擊縱隊，要求參加紅軍游擊隊。同年秋，殷祿才將農民武裝擴編為“紅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云南支隊”。

紅軍云南游擊支隊以殷祿才為隊長、紅軍干部陳華久為政委。

云南游擊支隊是由紅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領導人余澤鴻、劉干臣、龍厚生、劉復初、李青云等親自組建和發展起來的，自建立之日起，先后六次勝利粉碎國民黨軍閥和地方團隊的“圍剿”。

云南游擊支隊轉戰于川滇黔三省交界的20余縣，打擊國民黨區鄉政權，剿滅攔路搶劫的土匪，鏟除地霸武裝，保護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開辟了以郭家墳為中心的滇東北革命根據地。支隊還多次配合縱隊的軍事行動，成為三省邊區國民黨政權的“心腹大患”。

1937年1月，紅軍川滇黔邊區游擊縱隊主力在國民黨重兵“會剿”中失利，云南支隊與上級領導失去聯系，支隊孤軍奮戰，繼續開展革命斗爭。殷祿才率云南支隊突圍至四川珙縣堅持斗爭，拒絕了珙縣縣長的“招撫”。

1938年春，殷祿才服從團結抗日大局，把支隊番號改為川滇黔邊區抗日后援軍云南游擊支隊，組織民眾開展生產勞動，支援抗日，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暫停攻打國民黨地方基層政權，廣泛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制定了“三項紀律、五個不準”，三項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繳獲物品要歸公、不拿群眾一點東西。五個不準：“不準調戲婦女；不準拆燒民眾住房；不準強占硬拿；買東西價格公平、一定要給錢；借用物件損壞要照價賠償；抓獲俘虜不虐待殺害。殷祿才還采取以兵屯田的辦法，平時寓兵于農，戰時集中打仗，創造了勞武結合，地方游擊武裝與民眾力量相結合的方式，使支隊的基本隊伍得到鞏固和發展。到抗戰結束前夕，已擁有武裝400多人，組建了司政后3個部門，下轄8個大隊16個分隊，加上外圍組織有近千人的武裝，殷祿才被稱為“濟貧林軍”總司令。

云南支隊的發展壯大，引起了國民黨云南地方政權的注意。敵人多次重兵“圍剿”這支隊伍，都未能奏效。

1946年11月，國民黨重慶行轅奉蔣介石訓令，派中央軍整編第七十九師進駐宜賓，統領云、貴、川三省邊區駐防部隊及5專區24縣的地方民團，重兵限時徹底“圍剿”云南游擊支隊。

1947年2月，各路敵軍傾巢出動，對云南游擊支隊展開第七次“圍剿”。

殷祿才和陳華久帶領留守郭家墳的隊伍，在麻柳山、麂子坑、王棚山、木梯山一帶憑險頑強阻擊，堅持戰斗20多天，多次擊退敵軍進攻。

但隨著國民黨增援部隊和地方民團的陸續聚集，大隊傷亡愈來愈慘重。殷祿才、陳華久被迫帶領剩余隊員轉入麻凼塆巖洞中隱蔽。由于缺乏補給，沒幾天又轉移至王棚山大硝洞藏匿，不久又被敵人搜查發現。敵人架機槍掃射，殷祿才、陳華久二人深夜帶隊突圍轉移，敵軍也跟蹤追擊，隊伍只好潛入山林。敵軍迅即包圍了整個觀音塘梁子，并嚴密封鎖道路，放火燒山，用機槍掃射叢林和山坳，隊員們一個個被打死或打傷后慘遭殺戳。殷祿才和陳華久帶領剩下的幾個隊員拼死突圍，轉移到依耳山梁子隱蔽。

1947年3月19日，殷祿才、陳華久下山尋找食物被發現，民團隊長牟正舉立即帶領二九四團一個連撲來，殷、陳二人奮勇沖殺，終因寡不敵眾，在水溝頭關子洞壯烈犧牲。

此次“圍剿”，云南支隊被抓捕殺害和戰斗犧牲人員達200余人。分隊長俞順明帶領十多名戰士隱蔽于麟鳳南京溝大硝洞，后連同其妻一并被俘，在押解途中，已近臨盆的妻子被敵人用刺刀剖腹致死，俞順明等人壯烈犧牲。支隊長殷祿才的夫人何吉珍等一批家屬亦慘遭殺害。

殷祿才、陳華久所領導的紅軍云南游擊支隊憑著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對革命事業必勝的堅定信念，不屈不撓、英勇斗爭長達12年，在滇川兩省邊境進行大小戰斗100多次，曾震驚國民黨中央政府，給滇川邊境國民黨區鄉政權、地霸豪紳、地方民團和國民黨正規軍多次沉重打擊，給國民黨統治的西南大后方造成嚴重威脅，并牽制大量敵軍，為配合中央紅軍安全轉移北上抗日和中國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

云南游擊支隊12年艱苦曲折的革命斗爭史，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威信人民忠于革命、前仆后繼、堅定信念、不屈不撓、勇于犧牲的一段光輝歷史。

威信兒女血染江河，忠骨埋青山，待到山花爛漫時，英雄可在叢中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