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管筱璞 薛鵬
京津冀協同發展十年來，天津港集裝箱吞吐量從1300多萬標箱增加到2218萬標箱，航線從119條增加到145條，泊位從159個擴充到213個，躋身世界十大港口之列。三大指標躍升背后，是生動的港區之變、協同之變。圖為近日，在天津港集裝箱碼頭，吊車將京津冀等地區的貨物吊裝至“中遠海運阿根廷”輪。
推進社會體制改革意味著要聚焦民生關切，兜住兜牢民生底線。在重慶，有一條“背簍專線”。連接渝北區石船鎮和市區的軌道交通4號線開通后，不少老鄉背著背簍、搭地鐵去城里賣菜。圖為近日，菜農乘坐重慶軌道交通4號線前往市區賣菜。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7月15日至18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重點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總結和運用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寶貴經驗。其中要貫徹的一條原則就是“堅持系統觀念，處理好經濟和社會、政府和市場、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發展和安全等重大關系，增強改革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如何處理好這五組重大關系？如何增強改革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記者采訪了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董煜，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研究員劉向東。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實現了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互為支撐、相互依存的良性循環
記者：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堅持系統觀念主要有哪些重要論述？堅持系統觀念，使我們取得了哪些突出成就？
劉向東：系統觀念是具有基礎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重要內容。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堅持系統觀念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為黨和國家各項改革事業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201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加強各項改革關聯性、系統性、可行性研究。2019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提出，現在要把著力點放到加強系統集成、協同高效上來，鞏固和深化這些年來我們在解決體制性障礙、機制性梗阻、政策性創新方面取得的改革成果，推動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2020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的說明中強調，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復雜變化，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經濟社會發展中矛盾錯綜復雜，必須從系統觀念出發加以謀劃和解決，全面協調推動各領域工作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董煜：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持續運用系統論推進各方面工作，尤其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上特別強調系統觀念。
可以說，從統攬“四個偉大”到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和全面依法治國總目標、新時代強軍目標，再到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直至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安排、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都是堅持系統觀念的豐碩成果。
記者：從40多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來看，如何處理好經濟和社會的關系？
劉向東：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原因在于發揮制度優勢處理好經濟和社會平衡發展的問題，實現了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互為支撐、相互依存的良性循環。
當前，系統協調推進經濟和社會領域改革，不僅是適應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需要，也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需要把增進民生福祉作為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讓經濟發展成果為全體人民共享，而推進社會體制改革意味著要聚焦民生關切，兜住兜牢民生底線，確保經濟平穩可持續發展。
董煜：“六五”計劃是改革開放后的首個五年計劃，名稱中加入“社會發展”，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六個五年計劃》，是我們辯證看待經濟和社會間的關系、統籌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力證。
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表明，經濟發展是社會穩定的基礎，社會穩定是經濟發展的保障。進入新發展階段，經濟和社會的互動關系，要求我們以更完善的制度來實現兩者在更高水平上的均衡。
既要“有效的市場”，也要“有為的政府”
記者：如何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董煜：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我們要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既要‘有效的市場’，也要‘有為的政府’，努力在實踐中破解這道經濟學上的世界性難題。”
十八屆三中全會著眼于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創造性地提出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決定性”意味著黨對市場作用的認識已上升到一個新高度。
我們既要管住政府這只手，不讓它伸得過長，也要讓它發揮積極作用，在什么地方用力、用多大的力，是實現“有為政府”的重點。近年來，我們完成了對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部署，推進了要素市場化改革，不斷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為要素配置創造市場化環境，從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和動力，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
記者：如何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
董煜：中國式現代化的首要任務是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是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
更有效率是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這種效率體現在通過改革打破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比如加快創新成果轉化、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保護合法致富、鼓勵先富帶后富等。在經濟發展中要注重效率，同時也要更加注重維護社會公平。實現共同富裕目標，除了初次分配外，還要加大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力度。特別是在再分配當中，要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通過各種政策手段和改革工具鞏固發展成果。在發展中去維護公平，才能夠真正實現在做大蛋糕中分好蛋糕。我們在分蛋糕的過程中注重公平性，并不意味著不要效率，恰恰相反，有效率的公平才是我們所要追求的公平。
記者：如何處理好活力和秩序的關系，實現活而不亂、活躍有序的動態平衡？
劉向東：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從活力和秩序兩個層面推進，前者要理順體制機制，激發人民群眾主動性、創造性與積極性，形成推動生產力發展和經濟活力釋放的澎湃動力；后者則要求從法律和道德上對人的行為進行規則約束，形成有利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價值觀念、文化條件、輿論力量和社會環境。
全面深化改革應當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實現活而不亂、活躍有序的動態平衡，避免陷入“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困境。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有利于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而穩定秩序有利于維持公平正義，促進效率的提升，激勵廣大人民群眾干事創業的積極性，增強廣大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的幸福感。
新征程上，要不斷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記者：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以高質量發展促進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發展和安全要動態平衡、相得益彰。如何運用系統觀念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動態平衡？
劉向東：統籌發展和安全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要求我們要辯證地看待發展和安全的關系，明確兩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而是互為表里的統一關系。
不發展就是最大的不安全，沒有發展就沒有安全的根基，只有在發展中提高綜合國力，才能更好維護國家安全。堅持發展和安全并重，要更好地統籌好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把國家安全同經濟社會發展一起謀劃、一起部署，牢固樹立安全發展理念，牢牢守住安全發展底線，把握以發展促安全、以安全保發展的綜合平衡，把安全發展貫穿國家發展各領域全過程，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推動發展和安全深度融合。
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關系，既要在發展中更多考慮安全因素，切實增強風險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守護國家安全的底線；也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在保障安全中謀求高質量發展的生命線，以高質量發展不斷增強國家綜合實力和抵御風險能力，促進高水平安全。
記者：新征程上，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應如何不斷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劉向東：當前改革進入“啃硬骨頭”的深水區，涉及問題之多、領域之廣、矛盾之深前所未有，靠某個部門單兵突進行不通，靠幾項改革舉措零敲碎打更行不通，仍需不斷深化對改革規律的認識，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全面深化改革要樹立系統觀念，注重推進方式協同創新，在黨中央統攬全局、舉旗定向的指引下增強改革系統謀劃的指向性。
全面深化改革要堅持全國一盤棋，依靠注重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增強各項改革間的關聯性、系統性，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識，最大限度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形成改革合力，發揮改革整體效應。
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全面深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推動有條件的地方和領域實現改革舉措的系統集成和協同增效，推動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適應，朝著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聚焦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