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體推進監督、辦案、整改、治理
規范有序管好農村集體“三資”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柴雅欣
云南省曲靖市馬龍區紀委監委聚焦農村集體“三資”管理關鍵環節，通過核對登記臺賬、實地現場走訪、查閱財務憑證等方式，專項整治集體“三資”監管突出問題，著力守好群眾“錢袋子”。圖為近日，該區紀檢監察干部在土官寨居民小組了解相關情況。張玉玲 攝
江蘇省東海縣紀委監委聚焦農村集體“三資”領域，組織紀檢監察干部深入村居一線訪實情，嚴查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圖為近日，該縣紀檢監察干部走訪轄區某苗木種植基地了解情況。劉津辰 攝
近期，青海等地通報多起農村集體“三資”領域典型案例，涉及侵占挪用或違規使用村集體資金、侵占扶貧互助資金、插手項目撈取好處等問題。
農村集體資金、資產、資源事關群眾切身利益，是群眾關注的焦點，也是基層監督的重點。今年以來，多地開展農村集體“三資”突出問題專項整治，一體推進監督、辦案、整改、治理，推動農村集體“三資”管理更加規范有序。
農村集體“三資”點多面廣，容易滋生“微腐敗”，風腐一體問題較突出
前不久，在上海農村產權交易所崇明分中心，長興鎮先豐村潤豐農貿市場5年期經營權出租項目以702萬元的價格成交，溢價率達44.3%。
可觀的集體資產收益，得益于交易平臺升級和交易流程優化。
“在開展農村集體經營性資產監管情況專項監督檢查時，我們發現群眾對農村集體資產交易的公開性、公平性滿意度不高，低價租賃、違規轉租、拖欠租金等問題時有發生。”上海市崇明區紀委監委相關負責同志告訴記者，對此，該區紀委監委督促區農業農村委員會制定進一步加強崇明區農村集體資產租賃管理的工作方案，加強與市公開交易平臺對接互聯，成立上海農村產權交易所崇明分中心。明確農村集體資產交易按要求全量入駐平臺“一網交易”，既避免“暗箱操作”，又吸引更多實力選手參與競價，產生租金溢出效應。
農村集體資產是發展集體經濟的重要物質基礎。一些基層干部濫用職權，隨意處置集體資產，造成集體經濟損失。浙江省杭州市富陽區紀委監委黨風政風監督室副主任鄭冰昕舉例說：“有的違規將房屋、建筑物、設備等村集體資產進行出租、轉讓、抵押，有的非法侵占、無償占有村集體資產，還有的因管理不善導致村集體資產流失等，這些都是較為典型的問題。”
在村集體資源方面，以權謀私、違規發包問題易發多發。“集體資源發包應進未進產權交易平臺問題較突出，有的違反‘四議兩公開’制度個人擅自決定發包，有的不按規定簽訂合同，有的將村集體資源以明顯低于市場價的價格發包給親友或關聯方等。”江蘇省南京市溧水區紀委監委相關負責同志說。
農村集體資金管理和使用也是集體“三資”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的高發區。江蘇省金湖縣紀委監委今年查處了一起村干部違規套取村集體資金案。2020年，金湖縣呂良鎮前進村黨總支副書記倪某在實施農村河道疏浚整治工程時，在村黨總支書記楊某某默許下，通過虛增補償面積“額外”申報資金十余萬元，后安排村民小組長喬某向收到款項的村民“要回”違規款項，并由村會計朱某將其放入私設的“小金庫”，用于違規吃喝、發放津補貼等。2024年7月，楊某某、喬某、朱某分別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倪某受到黨內嚴重警告、政務記過處分，相關款項被全部追繳。
金湖縣紀委監委黨風政風監督室主任李新宇表示，綜觀近年來查處的農村集體“三資”領域案件，村集體資金方面出問題較多，主要表現為村干部利用職務便利，套取、截留、挪用、侵吞集體資金，設置賬外“小金庫”，違規使用集體資金等。
“從違紀違法主體看，村級‘一把手’、村‘兩委’成員、財務人員涉案較多，村級‘一把手’與村會計出納共同違紀違法比例較高，窩案串案頻發。”江蘇省句容市紀委監委黨風政風監督室副主任陳平說。
農村集體“三資”點多面廣，容易滋生“微腐敗”，風腐一體問題較突出。“村干部將截留套取的村集體資金較多用于違規吃喝、公款旅游、違規發放津補貼等。有的還利用資金分配、補貼申報等職務之便，收受群眾禮品禮金。”山東省魚臺縣紀委監委相關負責同志說。
在整合監督力量上下更大功夫，破解“熟人社會”監督難題
“集體‘三資’領域案件的作案手法隱蔽多樣。有直接套取侵吞村集體資金的，也有巧立名目‘拐彎撈錢’的，監守自盜、優親厚友現象比較多見。一些案件還呈現出‘螞蟻搬家’式腐敗的特點，單次作案金額一般較小，但頻次高、持續時間長。”鄭冰昕說。
剖析集體“三資”領域違紀違法典型案件發生的原因，既有個人理想信念缺失、紀法意識淡薄等主觀因素，也有制度機制不健全、監督管理缺位等客觀因素。一些村干部紀法意識淡薄，對制度規矩缺乏敬畏之心，執行制度時做選擇、搞變通，存在落實“四議兩公開”制度不到位及黨務、村務、財務公開不及時等情況。
“在重要制度執行方面，村集體‘三資’監管、財務管理、項目管理、民主決策和村務公開等制度執行不到位問題表現突出。一些地方存在集體‘三資’臺賬底數不清，新增集體‘三資’入賬不及時，違規出借、出租、發包集體‘三資’，財務審批流程不規范，合同執行不嚴格等問題。”重慶市巴南區委常委，區紀委書記、監委主任胡文軍說。
個別村干部利用財務管理混亂等漏洞，隨意簽批、坐收坐支集體資金。比如，海南省三亞市崖州區北嶺村打幫村民小組原出納員劉某，在收取土地承包戶上交的土地承包租金后，未按規定及時存入村集體“三資”賬戶統一管理，而是用于個人開支。
“村小組在土地發包過程中有較大權力尋租空間。村委會、村黨支部財務審批不嚴格，賬目設置不規范，村級內外監管缺位是案件發生的重要原因。”三亞市紀委監委相關負責同志說，一方面，村“兩委”班子、村民代表大會以及村務監督委員會成員在日常工作中“不愿得罪人”“不敢碰硬”，對違規操作和不按制度執行的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致使內部監督手段疲軟。另一方面，上級主管或職能部門與村集體間銜接不夠、互動不足，未采取實地走訪核查等有效監督手段，監督效果欠佳。
多名受訪者表示，農村集體“三資”領域問題查而未絕背后，是集體“三資”管理點多面廣、業務性強與基層監督力量相對薄弱之間的深層次矛盾。“開展農村集體‘三資’領域監督，要緊盯人、錢、權三大要素，緊盯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抓早抓小。”浙江省開化縣紀委監委案件監督管理室主任沈斌認為，基層地方小、人頭熟，存在“熟人社會”監督難題，應在整合內外部監督力量上下更大功夫，比如探索實行“責任聯掛+片區協作”機制，實行交叉檢查，破解監督意愿不足、力量分散等問題。
緊盯集體“三資”領域突出問題，堅持“懲、治、防”貫通融合
二十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強調，堅持向基層延伸，堅決懲治群眾身邊腐敗問題。紀檢監察機關緊盯農村集體“三資”領域突出問題，堅持“懲、治、防”貫通融合，舉一反三查找監管盲區和執行漏洞，健全集體“三資”監督管理長效機制，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保駕護航。
健全完善制度，壓縮權力濫用空間。廣東省清遠市陽城鎮紀委在開展森林防火日常監督時，發現某村村委會以虛構、偽造、冒簽等方式，套取生態公益林補助資金用于發放村干部工作補貼的違紀違法行為，最終黨紀政務處分8人，并責令退回涉案資金5萬余元。
“我們結合同類案件情況，指導陽山縣制定規范村（社區）干部津補貼發放的指導意見，督促陽城鎮制定下轄村（社區）相關補貼發放的指導意見，進一步細化津補貼發放實施方案，推動集體資金使用管理規范化、制度化。”清遠市紀委監委相關負責同志說。
強化監督執紀，壓緊壓實責任。山西省晉中市和順縣紀委監委加強紀檢監察監督與審計、財會、統計監督協同聯動，督促縣農村社會事務服務中心對全縣2011年以來征地補償費及被征地農民土地權屬證書變更情況進行專項審計，已接收審計發現問題線索9件。山東省膠州市紀委監委發揮“室組地”監督優勢，推動12個鎮（街道）成立集體“三資”核查小組，對村（社區）集體資產資源進行核查起底，重點清查土地、林權等賬外資產資源，建立集體“三資”基礎臺賬，并督促市農業農村局開展集體“三資”管理規范提升行動。今年4月以來，累計清理整改不規范合同955份，收回土地承包費等應收未收價款約835萬元。
多地紀檢監察機關探索開展農村集體“三資”領域提級監督，通過重點人員提級管理、日常監督提級開展、權力運行提級規范、問題線索提級辦理等方式，破解集體“三資”管理不規范、監督不到位等難題。黑龍江省鐵力市從全市71個行政村中選取資產規模較大、村“兩委”成員違紀違法問題多發的10個重點村作為提級監督對象，并確定了看農村集體“三資”管理決策、看集體資金收支管理、看集體資產運營管理等“六個必看”監督重點。
推動科技賦能，提升數字化監督水平。海南省萬寧市紀委監委開展試點工作，推動開發萬寧市集體“三資”數字化監管平臺，平臺具備資金管理、資產管理、民主管理和預警監督等四大功能；配套開發“惠萬通”微信小程序，通過服務通知的方式定時定點向村民推送“三務”公開事項。村民若對公開內容有異議，還可點擊進入投訴頁面，發揮群眾監督作用。江蘇省連云港市贛榆區紀委監委聯合區農業農村局開發集體“三資”智慧監管系統，固化清產核資成果，從嚴審核錄入15個鎮集體資產資源清查數據，整合農村產權交易平臺、村務卡、“銀村直聯”等平臺系統，實現集體“三資”數據貫通、實時監測、智慧分析。
深化以案為鑒，開展教育培訓。湖北省襄陽市樊城區紀委監委在查處該市牛首鎮興隆村黨總支原副書記李某某截留挪用村集體資金案后，拍攝警示教育片《迷失的報賬員》并撰寫典型案例剖析，組織全區2萬余名黨員干部觀看、學習，引導黨員干部受警醒、明底線、知敬畏。山東省青島市城陽區紀委監委重點聚焦村（社區）“一把手”等關鍵人員，由屬地街道牽頭，聯合相關職能部門組織舉辦業務知識培訓和紀法知識講座，提高涉農基層干部業務素質和紀法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