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善洲，1927年生于云南省保山市施甸縣姚關鎮大柳水村，1951年5月參加鄉農會和武裝隊，1952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在施甸縣、保山地區任領導職務，1977年任保山地委書記，1988年退休。退休后，他主動放棄到省城昆明安享晚年的機會，扎根大亮山，植樹造林，一干就是22年，建成面積5.6萬畝價值3億元的林場，且將林場無償交給國家。他留下共產黨人兩袖清風、清廉履職、一心為民的正氣。
楊善洲
堅持付伙食費
1952年，楊善洲在保山縣六區（施甸）區委工作，任土改小組長。黨組織派他去西南鄉石頭寨工作，安排他吃住在當地一戶姓安的人家。黨組織在保山組織培訓，楊善洲在回保山培訓的頭天晚上給老安交了伙食費。第二天一早送行時，老安給楊善洲遞來一個紙包，里面是兩個煮熟的紅薯，讓他帶在路上吃。
半路上，楊善洲掏出紙包，打開后發現紅薯下面壓著兩張一角的鈔票。這兩毛錢一直讓楊善洲惴惴不安。在保山培訓期間，楊善洲主動向組織匯報了這件事。培訓結束后，楊善洲就趕到石頭寨，送回了老安的兩毛錢。
從此以后，楊善洲一直堅持不欠群眾一分錢。1985年夏天，楊善洲帶著駕駛員和秘書到龍陵縣下鄉調研，在縣委食堂吃飯花了6.5元錢。秘書去結賬時，縣委書記說：“不用結，我請客。”看著書記一臉的誠意，秘書沒再堅持付錢。
在回保山的路上，楊善洲問秘書伙食費是多少，并從兜里掏錢準備給秘書。秘書說：“縣委書記堅持要結賬，我沒付錢。”楊善洲馬上對駕駛員說：“你給秘書買去龍陵的公共汽車票，讓他回去把伙食費交了。”
第二天中午，秘書交伙食費回來，楊善洲問：“賬結了嗎？”秘書點頭說：“結了。”楊善洲語重心長地對秘書說：“我們下鄉，這里吃一頓，那里吃一頓，如果擦擦嘴巴、拍拍屁股就走了，占基層的便宜，不開伙食費就走，這哪像共產黨人的作風！”
說起出差交伙食費，楊善洲經常說，不交伙食費，當白吃干部，如果是這樣，黨的干部就會失掉民心，交伙食費，守住的是共產黨人的作風，是共產黨人的民心！
放棄“農轉非”
1964年，楊善洲擔任施甸縣委書記時，組織上提出要把他愛人轉為城鎮戶口，他謝絕了。1978年，他在農村的妻子、母親、不滿16歲的子女有機會可以轉為城市戶口。當組織部門把《干部農村家屬遷往城鎮落戶申請表》給他時，他認為：地委機關大多數局長、科長的家屬都在農村，我這個“班長”怎能帶頭轉呀？如果大家都轉去吃城市居民糧，誰來種莊稼？身為領導干部，我應該帶好頭，我相信我們的農村能建設好，我們全家樂意和農民共同建設家鄉。他把這張表格一直壓在抽屜里，主動放棄了國家給予的照顧政策。
1982年，楊善洲女兒楊惠蘭沒考上大學，縣公安局招人，楊惠蘭去報考，特意給楊善洲打了電話，想請他打招呼。錄取名單出來后，楊惠蘭沒有見到她的名字，問父親是怎么回事，原來父親根本沒打招呼。
他經常說：“孩子的路，靠他們自己走。”在楊善洲看來，濫用職權最容易傷到老百姓的心，手中的權力是黨和人民的，只能用來辦公事，絕不能用來辦私事。
不占公家一分一毫
1970年，楊善洲的妻子生孩子時，家里糧食不夠吃，姚關公社民政干部知道后，給他家送去30斤救濟大米和30斤糧票。楊善洲知道后，責怪妻子張玉珍：“我是黨的干部，我們不能占公家的一點便宜，領導家屬絕不能搞特殊，這大米和糧票要攢了還給公家！”過了半年，他們家東拼西湊，還清了這筆糧款。
楊善洲的小女兒楊惠琴至今還記得父親的話。小時候，有位在甘蔗基地工作的阿姨送了她三棵甘蔗，回家后，被她父親看見，當得知是別人送的，楊善洲當即批評女兒：“趕快送回去，別人的東西，即使是一分錢的也不能要！”楊惠琴只好哭著把甘蔗送回去。
楊善洲始終對黨忠誠，忠于人民，清正廉潔，克己奉公，這是他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激勵著廣大黨員干部在新時代新征程中展現新作為，為建設中國式現代化云南篇章貢獻力量。（成信江）